李孟潮

在本书的最后这一部分，霍妮显然是想要教读者们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她总结了很多治疗的要点。这里应该给读者们一个预警，以下的内容更适合心理咨询师，尤其针对学习过精神分析基础课程的学员。

霍妮首先提出，仅仅觉知到分裂是不够的，而且分析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抗。她设问，如果我们进行弗洛伊德式还原分析，“万事回归五岁前”，是否就足以疗愈？答案仍然是不够。虽然这会让个案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

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霍妮的答案是改善形成人格障碍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包括“疏远自我和他人，感到无助，忧虑扩散，人际关系敌对而紧张”。相应地，治疗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2）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3）在自身感受和信念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三个目标，她论述了分析的治疗过程，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个案的“主导性心态、理想化现象、外化行为的含义”；第二部分是处理冲突本身，尤其是分析这些冲突具体如何产生影响。

在本书的最后，霍妮还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最终目标，这两页非常鼓舞人心，值得反复阅读。这些目标可以用四“自”来概括：自成一体、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自性圆满。作为1945年的作品，这些内容是非常前卫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要点要么已经被后来者吸收，要么被其他学派超越。如果今天的咨询师们希望学习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可能从以下路径出发比较适合。

首先，可以学习人格障碍的整合模块疗法，这种疗法整合了多种人格障碍的疗法，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模块，进行辨证施治。

其次，是根据个案的不同类型学习三种疗法，分别是辩证行为治疗、移情焦点治疗和图式治疗。

辩证行为治疗被称为人格障碍治疗的金标准。它的优势在于通过四套技术完整地修补好个案缺乏的应对机制，这四套技术也被总结为数十种自助技术，应该说，这是所有其他疗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数十种技术为基础，盲目地进行精神分析，那很容易引发个案的崩溃和焦虑。

但是治疗师只要试图教授技术给个案，就会引发个案多个层次的冲突，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控制情结，所以治疗师必须学会及时地分析移情和阻抗，这方面无疑是移情焦点治疗的长项。

随着移情和阻抗的缓解，个案学会了辩证行为治疗的各种技术，不再动不动就崩溃，这时我们可以逐渐进展到自体和客体的分析，这方面而言，移情焦点治疗并没有相关的自助书籍来帮助个案，但是图式治疗就有很多的自助手册。

最后，如果人格障碍者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格障碍者年轻的时候已经被治好了，但是人到中年，面临中年危机，其病情有可能复发，这时候，可能还要合并荣格分析。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如何对人格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真正解决这些冲突就显得越为紧迫。但如我们现在所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理性决策，不能靠逃避问题，不能靠意志力支撑，那么这又如何才能实现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就只有靠改变其人格中滋生这些冲突的条件。

这是治本之道，也极难。考虑到改变自我要面临的诸多困难，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设法走捷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频繁地问这个问题：看到自身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确，不够。

即使精神分析医生在精神分析初期就早早判断出患者内心是如何分裂的，且能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分裂，这一洞见也并无直接的意义。患者看到了各种麻烦背后真真切切的原因，不必在神秘的迷雾里茫然无措，从这个角度说，这当然能让患者释放一定的心理压力，但患者却无法将之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仅仅认识到内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并不能减轻患者内心的分裂。得知这些情况时，他就像听到陌生的消息，这个消息虽然听起来有理有据，但他却无法认识到这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在精神上处处有所保留，使得治疗步履维艰。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在夸大其内心冲突的严重性，若非外部环境影响，他会过得挺好；爱情或者成功会让他摆脱沮丧；远离他人就能避免内心冲突；虽然正常人确实难以一仆二主，但他自己意志坚定、聪慧无比，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患者在无意识中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是个江湖郎中或好心的蠢人，假装专业来粉饰一切；觉得医生应该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意味着，患者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精神分析医生的建议。

他内心的这些保留表明，患者要么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冲突的尝试，在他看来，这些尝试比冲突本身更现实，或者他已经对治愈彻底绝望。在能够有效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让患者想通所有的这些尝试及其结果。

患者想走捷径，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并因弗洛伊德对遗传的强调而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些相互冲突的驱动力，一经发现就将之与其起源及童年生活中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否就已足够？答案同样也是：不够。对大多数人而言，原因也是一样的。即使让患者事无巨细地回忆早年经历，对患者的帮助也不过是能让他以更加宽容慈悲的态度面对自己，根本不可能减轻现有冲突造成的破坏。

综合理解患者早期所处环境的影响及其造成的童年人格变化，虽然缺乏直接治疗价值，但确实能引导我们探索神经症冲突形成的条件。[17]毕竟，最初引发这些冲突的正是患者在与人、与己的关系上的变化。之前出版的作品[18]及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这种病情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孩子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威胁到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天性、安全感、自信心——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他感觉孤立无助，因而他最初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不是出自其真实感受，而是策略需要。他无法简单地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抗议别人的要求，只能本能地设法与人打交道，在尽可能降低自身损失的前提下去操纵别人。这一方式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疏远自我与他人，感到无助，忧虑扩散，人际关系敌对而紧张，从普遍的警惕心到具体的仇恨，不一而足。

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任何相互冲突的驱动力。相反，产生这些驱动力的内心需求随着神经症病情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紧迫。伪解决方案只不过进一步扰乱了他与人、与己的关系，并且意味着离真正的解决之道已经越来越远。

因此，治疗的目标必须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神经症患者应该得到帮助去找回自己，意识到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在自身感受与信念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我们能靠魔法实现这一切的话，那么无须触及这些冲突便可将其消除。然而世间没有魔法，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向理想的方向转变。

因为每一种神经症，不论其症状多么戏剧性或看起来与个人多么无关，都是人格失常，治疗的任务便在于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因此，把这一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定义得越清晰，我们就能把要做的工作描述得越准确。如果我们把神经症视为围绕基本冲突而建的保护体系，那么精神分析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详细审视该患者无意识中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其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分析其主导性心态、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的所有含义，而无须考虑其与背后的冲突之间具体的关系。有人认为一个人在关注基本冲突前无法理解、处理这些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虽然这些因素是为和谐解决冲突而生，但它们自有其特点、意义和影响力。

另一部分工作主要是处理冲突本身。这意味着不只要让患者意识到这些冲突的大概情况，还要帮助患者发现这些冲突具体如何产生影响——换言之，他内心互不兼容的驱动力及其产生的心态在具体情境下如何互相干扰：例如，在施虐倒错的强化之下，保持低调的需求如何阻碍他赢得比赛，或者在竞争性工作中脱颖而出，而与此同时他想要胜人一筹的驱动力又使得赢得胜利成为紧迫的需要；又比如，各种不同根源滋生出的禁欲主义，是如何干扰了对同情、情感和自我放纵的需求。我们还要让患者明白他是怎样在极端之间摇摆：例如，他是如何时而律己过严，时而又待己过宽；或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在外化之后，可能又经过施虐驱动力的强化，是如何与其让自己通晓一切、包容一切的需求产生冲突的，结果又是如何让他在谴责他人与宽宥他人之间摇摆不定的；或者他是如何要求享有所有权利，又觉得自己毫无权利可言的。

这部分分析工作可以进一步指导我们解读那些明明不可能，但患者又试图实现的种种融合与妥协。例如他试图既自我中心又慷慨大度；既要征服别人，又想赢得情感；既要支配别人，又想做出牺牲。这项工作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其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等是如何魔法般地让冲突消失、如何掩饰这些冲突、如何限制其破坏力的。总而言之，要让患者彻底理解自身的冲突：这些冲突对人格整体上有何影响，以及具体如何引发各种症状。

总之，在精神分析工作的不同阶段，患者会出现不同的抵触行为。在分析其寻求解决冲突的尝试时，患者会执着于为其心态及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辩护，以此阻挠一切对其真正本质的探索。在分析其冲突时，患者则主要热衷于证明他内心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以此模糊、淡化其特定驱动力互不兼容这一事实。

就处理各个主题的顺序而言，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始终是最有价值的。针对医学治疗的分析原则，弗洛伊德强调，在着手处理患者的问题时要重点考虑两方面：解读病情应有助益，而不应有害。换言之，精神分析医生必须记住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此时患者能否接受某种观点？第二，解读病情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让他采用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缺少的是准确实用的标准，即判断患者能否接受，以及做什么能激发患者的建设性洞察力。患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太大，我们无法事先确定任何刚性标准以判断进行解读的时机，但我们可以以这条原则为指引，等患者的心态发生特定变化之后，再去着手处理特定问题，从而有益于治疗，同时避免过大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出一些通用的衡量标准：如果患者还执着于追求被他当成救赎的幻影，那么此时让患者直面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用的。他必须先看到这些追求都是徒劳无功的，反而扰乱了他的生活。以高度精练的话来说，分析患者寻求解决的尝试应先于分析其内心冲突。我并不是说要谨小慎微地避免提及冲突，只是着手处理的方式要多谨慎，取决于其整个神经症结构有多脆弱。对有些患者而言，过早指出其内心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恐惧。对其他人而言，这毫无意义，只是一阵耳旁风，听过即忘。但是按照逻辑，只要患者还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办法，无意识中还想这样“熬”过去，就很难期望患者真正关注其内心冲突。

另一个需要谨慎开启的话题是理想化形象。至于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在较早的阶段触及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此刻谈这一点未免离题太远。然而，还是建议保持谨慎，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能够真正看到的唯一部分。除此以外，这还可能是患者获得某种自尊，避免沉溺于自卑中的唯一方式。患者只有已经具有一定的现实力量后，才能够容忍这一形象崩塌。

在精神分析初期着手处理施虐倾向注定徒劳无功。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即使在稍后的阶段，患者意识到这些倾向后也会满怀恐惧与憎恶。但还有一个更准确的理由，要求我们把这部分分析工作推迟到患者绝望感减少、能更好地随机应变之后。如果他还在无意识中相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是他仅有的出路，那他就不可能对克服施虐倾向感兴趣。

对解读病情的时机选择，指导意见与上述相似，可用于个体治疗中解读时机取决于特定人格结构的情况。例如，一名患者内心以攻击性倾向为主导，将情感鄙视为弱点，赞美一切表现出力量的事物，那他必须先想通这一心态及其一切含义。不论在精神分析医生看来其对亲密人际关系的需求有多明显，如果优先处理这一点那就错了。患者憎恶这种行为，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他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想把他变成一个“伪君子”，所以不得不保持戒备心。只有当他更加强大了，他才能容忍自身屈从和自我磨灭的倾向。对这样的患者，医生也有必要避免在特定时间触及绝望感这一问题，因为患者很可能抵触承认任何此类感受。对他而言，绝望感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自怜自艾，这是一种耻辱，叫人反感。相反，如果屈从性倾向占据主导，那么，在处理任何支配或复仇倾向之前，患者应先彻底想通“接近”人涉及的各方面因素。同样，如果患者将自己视为大天才、好爱人，那么着手处理他对被鄙视、被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浪费时间，而此时处理自卑感就更是劳而无功了。

有时，一开始能够处理的问题范围很有限。如若高度的外化与僵硬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那就更是如此，因为这种心态容不下丝毫瑕疵。如果某些征兆显示这种情况，那么哪怕只是稍微暗示患者所处困境的根源在于他自己，患者都会回避对病情的一切解读，这倒是省了不少工夫。不过，在这一阶段倒可以触及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如患者对自己的苛求。

熟悉神经症性人格结构的动力，有助于精神分析医生更快、更简洁明了地掌握患者通过联想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此刻应该着手处理的问题。医生能发现看似不起眼的征兆，并据此预见患者人格的整个方面，从而引导他注意应予关注的因素。他的态度就像一个内科医生，得知患者咳嗽、夜间盗汗、不到傍晚就感到疲倦时，就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性，并在后续检查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例如，如果患者行为上总爱认错，轻易就崇拜精神分析医生，并在联想中表现出自我磨灭的倾向，精神分析医生就会看到“亲近人”涉及的各种因素，就会审视该倾向占据患者主导心态的可能性。如果他发现进一步的证据，就会从任何可能的角度着手。同样，如果一个患者不断谈自己受辱的经历，并显示出他也这么看待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医生就会明白他必须处理患者对受辱的恐惧，就会选择当时最可能的恐惧来源进行解读。例如，如果患者已经部分认识到其理想化形象，医生就可能会将这种恐惧与患者希望理想化形象得到肯定的需求联系起来。同样，如果患者在精神分析中表现出惰性，并谈到感觉注定命不好，那么，只要当时有可能，精神分析医生就必须处理其绝望感。如果这种情况一开始就已出现，医生可能只能指出其含义，具体来讲，就是患者自暴自弃了。随后医生要尝试让患者明白，他的绝望感并非源自真正无可救药的处境，而是一个需要理解并且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绝望感在之后的阶段显现出来，精神分析医生就能将其更具体地联系到患者想摆脱的冲突，甚至是想达到其理想化形象要求而导致的绝望。

上述措施仍然留有充分的空间，供精神分析医生运用其直觉及其对患者心理活动的敏感性。这些是宝贵的工具，甚至不可或缺，精神分析医生应当尽可能充分运用。但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治疗流程仅在于“艺术”领域，或者说运用常识便足以解决问题。对神经症性人格结构的理解使得以此为基础的演绎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并让精神分析医生能够以准确、负责的方法进行分析。

然而，因为人格结构的个体差异难以预料，精神分析医生有时只能靠试错来推进工作。我所说的错误不是指粗心大意导致的错误，例如把患者完全陌生的动机强加于他的身上或者未能抓住患者本质的神经症性驱动力。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医生常犯的一个错误：在患者还没准备好理解吸收的时候，就开始解读病情。粗心大意的错误可以避免，过早解读病情的错误却永远难以避免。然而，如果我们高度警觉地观察患者对病情解读的反应，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快发现这种错误。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过度强调了患者的“抵触”——其对病情解读接受与否，而忽视了他的反应意味着什么。这很不幸，因为这些反应极其详细地表明，要让患者先想通哪些方面才能准备好应对精神分析医生指出的问题。

下列例子可以说明。患者意识到，在私人关系中，对方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让他深感愤怒。即使再合理的请求也会被他视为压迫，再理所当然的批评也会被他视为侮辱。与此同时，他要求别人为他付出更多，批评别人时直截了当，并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换言之，他意识到了自己在索取一切特权，从而剥夺了对方的所有权利。他意识到，这种态度必然会损害甚至摧毁他的友情与婚姻。到此为止，患者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一直十分活跃，使得分析富有成果。但认识到自己的心态导致的后果后，他就会在谈话中沉默寡言，出现轻度抑郁与焦虑。其间出现的少数联想也指向想要退缩的强烈倾向，这与他之前急切想与一位女子建立良好关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退缩的冲动表明，在他眼中，相互对等何其不可忍受。他理论上接受了权利平等的概念，但在实践中拒绝遵守。他的抑郁是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无路可走后的反应，而退缩的倾向则意味着他在摸索着寻求解脱。当他意识到退缩是徒劳的，看到除了改变心态别无他法后，便开始好奇为什么相互对等在自己眼中这么不可接受。随后立即出现的联想表明，他的情绪只感受到两个选择：要么拥有一切权利，要么一无所有。他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如果他在任何权利上让步，他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事，而必须始终服从他人的意愿。这反过来打开了他走向屈从、自我磨灭这一领域的大门，虽然之前对此已有触及，但尚不知其影响有多深远。出于种种原因，他的屈从与依赖强烈到让他不得不霸占一切权利，成为有针对性的人为防御措施。屈从依然是其内心紧迫的需求，此时他若放弃这种防御，就意味着让自己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在其能够考虑改变武断的处理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先让患者想通他自己的屈从倾向。

本书所说的一切表明，彻底解决一个问题不可能只靠一种方法，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反复触及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心态都是由多个根源共同导致的，并在神经症病情发展过程中起到新的作用。例如，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心态最初是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处理这一需求时必然涉及以上态度。理想化形象受到质疑时，也需要这样仔细审视。从这个角度看，息事宁人可以看作患者以圣人自居的表现。这种态度还涉及避免摩擦的需求，讨论患者孤僻的特质时就能理解这一点。同样，如果我们看到患者对他人的恐惧、对回避施虐冲动的需求，这种心态的强迫性本质就会显现得更为清晰。在其他例子里，患者对压迫的敏感性首先会被看作其孤僻倾向产生的防御心态，然后被视为自身渴望权力形成的投射，随后可能被当作外化、自我压迫或其他倾向的表现。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具体化的任何神经症性心态或冲突，都必须从其与整体人格的关系去理解。这就是我说的“想通”。这需要采取下列步骤：让患者意识到其特定倾向或冲突的一切明显或隐蔽的表现，帮助患者认识到其强迫性本质，使患者能够权衡其主观价值与不利后果。

当患者发现自身的神经症性异常表现后，他倾向于逃避检查病情，立刻质问：“怎么会这样？”不论这种行为是否有意识，他希望靠追溯历史根源来解决问题。精神分析医生必须把他从这种在往事里寻求逃避的行为中拉回来，鼓励他先审视有哪些因素涉及其中，换言之，即熟悉这些异常表现本身。他必须了解这些因素的具体表现方式、他加以掩盖的方法以及他自身对此的态度。例如，如果患者对屈从的恐惧已经很清楚，他就必须明白自己是有多恨、多怕、多鄙视自己内心任何形式的自我磨灭。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无意识中设置种种关卡，从其生活中消灭一切屈从的可能性，乃至屈从倾向涉及的一切。随后他会理解，看起来迥异的种种态度是如何共同实现这一个目标的；他是如何让自己对人的情感变得麻木，以致无法察觉别人的感受、欲望和反应；他是如何让自己变得冷漠无情；他是如何扼杀了对他人的一切好感，以及一切赢得他人好感的欲望；他是何等鄙夷他人的温情与善良；他是如何本能地倾向于拒绝他人的请求；在私人关系中，他是如何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可以喜怒无常、尖刻挑剔、待人苛刻，却绝不允许对方这么做。或者，如果患者自我感觉无所不能，那么这一点成了分析的焦点，但他仅仅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全能感是不够的。他必须看到，他是如何一天到晚让自己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他是如何觉得自己能以最快的速度就一个复杂的课题写一篇优秀的论文，或他是如何指望疲惫的自己反应敏捷，机智过人的。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他刚瞥见某个问题，便奢望能够解决它。

其次，患者必须认识到，他是在内心力量驱使下按照特定倾向去行动的，无关自身愿望，也并非最有利的选择——倒总是会与之相反。他必须意识到这种强迫性力量始终在影响着自己，常常无关实际情况。例如，他必须看到，自己一样以吹毛求疵的态度对待朋友和对手，不论别人怎么做，患者都会责备对方；如果对方态度和气，他会怀疑这人心里有鬼所以愧疚；如果对方据理力争，那这人就是盛气凌人；如果对方屈服，那这人就是个可怜虫；如果对方喜欢和他在一起，那这人就太好呼来唤去；如果对方有所拒绝，那这人就是个小气鬼；诸如此类。或者，如果正在讨论的是患者不确定自己是否被人需要或受人欢迎，他必须意识到，虽然存在诸多相反的证据，但他这一心态确实始终存在。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本质还需要认识到这一倾向受挫时患者的反应。例如，如果已经出现的趋势涉及患者的情感需求，他就必须看到，一旦发现任何征兆表明对方拒绝，或友好态度变淡，不论对他而言这种征兆何等细碎或对方何等无关紧要，他都会感到吃惊、茫然若失。

这些步骤中，第一步显示出患者的特定问题有多严重，第二步则让患者认识到问题背后的力量有多强大。这两步都会唤起他进一步检查的兴趣。

检查某一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自己常常会积极主动地提供信息。他会指出，自己蔑视、反抗权威乃至任何代表压迫的事物，这对他而言不但必不可少，而且生死攸关，否则他便会完全被专制家长支配。缺乏自尊心的他一度依赖优越感才能活下去，甚至至今仍然如此，他孤僻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保护他免受伤害。确实，这种联系的本质在于防御，但也能揭示问题所在。首先这或多或少地告诉我们患者为何会形成特定心态，表明了其历史价值，并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病情的发展。但除此以外，这些信息还引导我们去理解该倾向现有的作用。从治疗的角度看，这些作用是最为紧要的。任何神经症性倾向或冲突都绝非单纯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正如一种习惯，一旦形成便永远存在。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倾向、冲突的存在取决于现存人格结构内部紧迫的需要。知道某种神经症性怪异行为最初为何会形成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当下正在起作用的力量。

大多数情况下，任何神经症性心态，其主观价值都在于平衡某种别的神经症性倾向。因此，彻底理解这些价值所在，能在特定病例中指引我们采取下一步措施。例如，如果我们知道患者无法抛弃其全能感，因为全能感让他能把潜力视为实力，把宏伟蓝图视为丰功伟绩，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必须审视他沉浸在幻想中有多深；如果他让我们看到他这样活着是为了避免遭遇失败，我们就应该不只注意那些让他预见失败的因素，还要注意那些让他始终害怕失败的因素。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让患者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他的神经症性驱动力与冲突削弱了他的某些能力。这些工作一部分已在前述步骤中涉及，但关键在于将所有细节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全景图。只有这样患者才会觉得有必要改变。每个神经症患者都受内心驱使去维持现状，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足够强大的动力来克服这些阻力。然而，这种动力只能源自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望，并且患者要认识到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路上充满各种神经症性困境。因此，如果他倾向于自我批判，他就必须明白这种倾向是如何蚕食了他的自尊心，让他陷入绝望；如何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迫使他去忍受侮辱，反过来又让他渴望复仇；如何瘫痪了他工作的动力与能力；为了避免跌入自卑的万丈深渊，这种倾向又是如何强迫他采取防御心态，如自大、疏远自我、自我感觉不真实，从而使得神经症病情延续。

同样，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看清了某个特定冲突后，患者就必须认识到该冲突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好胜心与自我磨灭倾向之间的冲突为例，患者必须理解施虐倒错内在各种苛刻的禁忌。患者必须看清，自卑和对逢迎对象的愤怒是如何伴随着每一个自我磨灭的行为的。另一方面，每当企图战胜他人时，他又是如何害怕自己、害怕复仇的。

偶尔会有这种情况：患者即使已经认识到所有的不利结果，依然对克服特定神经症性心态表现得毫无兴趣。相反，他似乎已经看淡了。几乎不知不觉间，患者把问题放在一边，从中一无所获。考虑到他已经明白这对自己造成的各种危害，他这样无动于衷，便值得注意。然而，除非精神分析医生发现这种反应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否则患者的这种态度便从精神分析医生眼皮底下溜走了。患者转移了话题，精神分析医生接话，直到他们再次遭遇类似困局很久以后精神分析医生才会意识到，做了这么多工作，患者的改变却事倍功半。

如果精神分析医生知道这种反应会时而出现，他便会自问，既然患者知道某种心态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因而必须改变，那又是患者内心哪些因素在阻止他接受这一事实呢？这通常涉及多种因素，且只能逐步解决。患者仍然会困于绝望，无力考虑尝试改变。他内心的驱动力让他想要战胜精神分析医生，让医生失望、丢人现眼，满足这种欲望比维护自身利益还重要。他外化的倾向依然强烈，虽然认识到了后果，但无法用这洞见看透自己。他需要全能感，这种需求依然强烈，即使已经看到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仍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能躲过去。他的理想化形象可能依然非常僵化，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会有任何神经症性倾向或冲突。随后，他会怒己不争，觉得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某个困局，便自认为本应能掌控局面。意识到这些可能性很重要，因为如果忽略了阻止患者改变的因素，精神分析就会轻易沦为休斯顿·彼得逊所称的“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些情况下让患者接纳自己本身就是一大收获，即使冲突本身依然如故，患者也会深感压力得到释放，开始出现一些迹象表明他想解开困住自己的这张网了。一旦这种有利于开展工作的条件形成了，转变很快就会发生。

毋庸赘言，上述讨论并非精神分析技巧方面的一篇论文。我并未试图囊括分析过程中所有不利因素，也未想涵盖所有利于治疗的因素。例如，我没有谈到，如果患者把所有攻击性、防御性的异常行为带到与精神分析医生的关系中，这会对治疗有何利弊——虽然这种影响举足轻重。上述步骤，只是每次认识到某种新倾向、新冲突后必须进行的关键环节。实践中往往不可能按照上述顺序依次进行，因为如果过于关注某一问题，患者反而无法触及它。如从上述患者认为拥有一切权利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掩盖了另一个问题，而后者本应先分析。只要每一步工作都做到了，顺序是次要的。

精神分析工作引起具体症状的改变，这自然随其针对的主题不同而不同。当患者认识到自己无意识中软弱的愤怒及其背景后，他的恐惧便会消退。看清自己身处的困境可能让患者摆脱抑郁。但是做好每一步精神分析工作也会改变患者对他人、对自己的整体心态，这些改变与已经处理的特定问题无关。如果我们面对诸多不同的问题，如过度强调性欲、相信现实会如某人的一厢情愿那样，以及对压迫极度敏感，我们就会发现分析这些问题对人格有类似的影响。不论分析其中哪个困难，敌意、无助感、恐惧心、疏远自我以及其他种种症状都会减退。例如，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上述各个例子中，疏远自我的症状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度强调性欲的人只有在性体验与**中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活力，他的成败局限于性领域，他自身的资本中，他自己唯一看重的就是性魅力。只有当他理解了这种情况，才可能对生活其他方面开始感兴趣，从而让自己摆脱困境。一个人，如果对他而言现实必须符合他想象出的各种设想、计划，那么他就看不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局限，也不清楚自己实际的资本。接受精神分析后，他不再把潜力混同于成绩，不但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还能感觉到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压迫极度敏感的人忘掉了自身的欲望与信念，反而觉得是别人在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分析了这种情况后，患者开始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因而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了。

在每次精神分析中，压抑的敌意，不论其种类与来源，都会浮出水面，使患者暂时更为易怒。但每当患者抛弃了神经症性心态，非理性的敌意就会消退。患者发现了困境中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再将其外化，或者当他不再那么脆弱、害怕、依赖别人、苛求别人等的时候，患者的敌意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敌意消退主要是因为无助感减少。一个人越强大，他就越不担心被人威胁。实力的增长有多种原因。他生活的重心已经从他人转回到自身，他感觉更为积极，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他会越来越有劲头：自我中原本被压抑的部分重新焕发出活力。他变得更为灵活，不再被恐惧、自卑、绝望束缚。他不再盲目屈从、争强好胜或一味发泄施虐冲动，而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做出让步，因而立场也更为坚定。

最后，虽然原有的防御机制崩溃会暂时搅起患者内心的焦虑，但有效采取每一步措施必然会消除这种焦虑，因为患者会不再那么害怕别人和自己了。

这些改变引起的结果，就是患者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他不再那样与世隔绝。他越是强大，敌意就越淡，渐渐地，他人不再是一个威胁，不需要他去对抗、操纵或者回避。他能够承受得起友好待人的风险了。随着他放弃外化，不再自卑，他和自己的关系也会改善。

审视精神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恰恰改变了引发根源性冲突的条件。在神经症病情发展的过程中，患者精神更加紧张，而在治疗中情况则相反。患者在无助、恐惧、敌对、孤立时，出于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必要性而生的心态越来越没有意义，因而可以逐渐抛弃。毕竟，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与别人平起平坐，那么他又何必为了自己痛恨的人、践踏自己的人而磨灭或牺牲自我呢？如果一个人有安全感，能与人共同生活、奋斗，而不必始终担心被埋没，那他又何必对权力与尊重欲壑难填？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爱、不害怕斗争，那他又何必焦虑不安地避免与人有任何牵连？

进行这项工作需要时间。患者的内心矛盾越是错综复杂、阻力重重，治疗所需的时间就越多。可以理解，人们渴望能有一种简便快捷的精神分析疗法。我们应该乐于看到更多的人从精神分析中获益，我们也明白有所帮助总胜于无。确实，神经症病情严重性差异很大，轻度的神经症所需治疗时间可以相对较短。一些快速精神治疗实验前景喜人，但不幸的是很多还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且治疗者对神经症中影响重大的诸多力量缺乏了解。在神经症病情严重的情况下，我相信要想缩短精神分析疗程，只能靠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人格结构，从而减少摸索病情并加以解读时浪费的时间。

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就是一位很好的治疗师。任何经历，都可能足以教会患者改造人格。可能是某个真正的伟人催人上进；可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悲剧让神经症患者不得不与人建立紧密联系，打破了他自我中心的孤立状态；可能是一些意气相投的人，看起来不再有多少必要去逃避或者操纵他们。在其他病例里，神经症行为导致的结果可能非常严重，或非常频繁，神经症患者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他也不再那么害怕或刻板了。

然而，生活带来的治疗并不在人的掌控之下。艰难困苦、朋友情谊、宗教体验都无法事先安排，以满足特定个人的需要。生活这个治疗师冷酷无情，对这个神经症患者有益的环境，可能会让另一个患者完全崩溃。而且，如我们所见，患者对神经症行为所致结果的认知能力以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十分有限。我们不妨这么说：如果患者已经掌握了这种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换言之，如果他能审视所处困境中自己的责任，能理解它，并用这种见地指引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终止精神分析了。

知道内心冲突在神经症中扮演的角色，并意识到这些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精神分析疗法的目标。虽然很多神经症性障碍属于医学范畴，但是用医学术语来定义相应的目标未必可行。即使是受情绪影响的疾病，本质上也是患者人格冲突的最终表现形式，因此必须从人格方面来定义治疗的目标。

如此一来，这会包含一系列目的。患者必须掌握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包括感受自己生活中积极、负责的力量，能够自主决策，自负后果。与此同时也要承担对他人的责任，时刻准备着承认自身信仰的价值观中相应的责任，不论这关乎自己的孩子、父母、朋友、员工、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之紧密相关的目标则是实现内心独立——既远非单纯蔑视他人的意见和信仰，也远非全盘加以接受。这主要意味着让患者能建立自身的价值观体系，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对他人而言，这还意味着尊重他们的个性与权利，并以此作为真正互利的基础。这与真正的民主理想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定义这些目标：感受自发、有意识而且有活力，不论是爱是恨，是幸福是悲伤，是恐惧是渴望。这包括表达的能力以及自控的能力。因其作用关键，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爱和交友的能力。爱既不是寄生性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支配，而是如麦克默雷[19]所说：“一种关系……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人自然会分享经验，理解彼此，在共同生活、表现真我中寻求快乐与满足。”

治疗目标中最具综合性的便是努力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信仰。这一点唯有解决冲突后才能实现。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能够成为治疗的目标也绝非仅仅因为它们与历代智者追寻的理想不谋而合。但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因素是精神健康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目标，因为逻辑上它们与已知的神经症致病因素一脉相承。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基础在于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不只是孩子可塑性强，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甚至可以做出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信仰得到经验的支持。精神分析是寻求彻底改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们越是理解神经症中各种力量的作用，如愿改变自己的希望就越大。

精神分析医生或患者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理想。其实际价值在于，他们能够在治疗中、生活中引导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我们便可能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代替原有的，这很危险。我们也必须明白，精神分析医生无力把患者改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解放自我，努力追求这些理想。这也意味着让患者逐渐成熟、不断成长。

[1] 为什么从弗洛伊德、荣格到霍妮，写文章都会绕来绕去呢？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属于临床心理学家和流行心理学家，他们面对的读者不是看统计学报告的学院心理学家。比如荣格的英文版文集，有一卷是实验心理学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图表和统计学数据，那些文章就不存在“绕啊绕”的问题。但在面对临床个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心理显然不是数学、逻辑和思维可以表达的。单是我们的自我，就有情绪-思维、感知觉-直觉四大功能，仅仅使用思维和理性，显然无法探索无意识的全部。这种“绕啊绕”，往往就是写作过程中，作者的直觉功能被激活了。

[2] 威廉·詹姆士，《记忆与研究》，朗文出版社，1934年。

[3]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东方佛教协会（京都）， 1938年。

[4] 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第八章“病态依赖”。

[5] 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在“羯磨”这一章，作者对西方文明不理解这些精神规律深表震惊。

[6] 此处英文原文为“hopelessness”，译为“无望”更为准确，但考虑到“绝望”一词在中文中用法泛化，最终保留这一译法。——编者注

[7]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1849年7月出版。

[8] 约翰·麦克默雷，《理智与情感》，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8年。

[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国际精神分析文献》，卷十七，莱昂纳多与维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社，1930年。

[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1937年。

[11] 美国小说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编者注

[12] 艾里希·弗洛姆，《神经症的个人与社会根源》，《美国社会学评论》卷九，第四号，1944年。

[13] 美国作家，其代表作《失去的周末》曾被改编成电影。——编者注

[14]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经典讽刺剧作。——编者注

[15] 阿道司·赫胥黎，《时间必须停止》，哈勃兄弟出版社，1944年。

[16] 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法勒与莱因哈特出版社，1941年。

[17] 普遍认为，这样的认知也具有巨大的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环境因素有助于儿童成长，哪些则阻滞其成长，那么我们就有办法预防后代罹患神经症。

[18] 参见卡伦·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八章及《自我分析》第二章。

[19] 约翰·麦克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