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任何神经症问题的更深层次意义时，我们很容易在复杂的迷宫中失去方向。这没什么不正常，因为我们不能指望能够在理解神经症的同时回避其复杂性。不过，我们如果时时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以此找回我们的大局观，就会有所助益。

我们已经一步步追踪了保护体系形成的过程，也已经看到了一个个防御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机制的。其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一过程耗费的巨大精力，让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驱使着一个人沿着如此坎坷的路走下去，让他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我们自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一体系如此僵化、难以改变？整个过程的动力难道仅仅是对基本冲突破坏力的恐惧吗？通过类比，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较为清晰的答案。和其他任何类比一样，这里用于对比的事物并非完全相同，因而只能在最宽泛的层面进行比较。假设有个人的历史不甚光彩，靠着装腔作势混进了一个社群，那他当然会生活在过去面目被人揭穿的恐惧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处境转好，结交了一些朋友，坐稳了某个职位，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珍惜自己的新环境，也就不由得生出新的恐惧，害怕失去这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为自己受人尊敬而感到骄傲，这份骄傲使他远离了不堪的往事。他为慈善事业，甚至为老熟人大笔捐款，想以此抹去旧日的痕迹。与此同时，他的人格发生变化，使他陷入新的冲突，结果，他靠伪装最终获得了新生，可新生活却成为他内心紊乱状态中的一股暗流。

所以，在神经症患者建立起来的体系里，基本冲突依然存在，只是已经改头换面：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良，在其他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基于这一过程内在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冲突就更为紧迫。使冲突更为尖锐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每个新的防御阵地都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前所见，这都是滋生冲突的土壤。不只如此，新的元素，不论用何种幻象加以包装（爱情或成功，已经形成的疏离或已经建立的形象），开始在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另一套秩序的恐惧应运而生，害怕某个事物会有损这些财富。一直以来，他不断疏远自我，使自己越来越无力去提升自我、摆脱困境。惰性乘虚而入，取代了方向明确的成长。

这一保护体系高度僵化，所以也高度脆弱，进而会引发新的恐惧。其中之一便是担忧其平衡会被打破。这一体系虽然能带来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极不稳定。患者本人的意识层面并不知道这一威胁，但他能以多种途径情不自禁地感受到。经验已经教会他这一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随时可能莫名其妙地冲破保护体系，或怒发冲冠，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或疲惫不堪，或浑身不自在。这些经历加在一起，让他感到不确定，感觉无法完全靠自己立足，如履薄冰。此外，他内心的不平衡也可能表现在走路等姿势上，或者表现为在任何要求肢体平衡性的活动中缺乏技巧。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在于对自己发疯的恐惧。这种恐惧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成为最主要的症状，驱使患者寻求精神医学上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有冲动去不负责任地做各种“疯狂”的事情，这些事情本质上大多是有破坏性的。而他又会压抑这种冲动，这就必然产生恐惧。然而，对发疯的恐惧并不意味着这人会真的发疯。通常这种恐惧转瞬即逝，且只会在极度痛苦时出现。其刺痛最深之处，在于对理想化形象的一场突然袭击，或者说是不断累积的紧张状态（最常见的原因是无意识的狂怒）使得过度自控遭遇威胁。例如一位女士，相信自己既镇定又勇敢，但当她身处困境，感到忧虑无助或暴怒不已时，她就会立刻惊恐万分。她的理想化形象，原本像一道钢箍把破碎的人格束在一起，此刻却突然崩裂，让她独自担心人格会碎一地。我们已经谈到，孤僻型人格者被从避难所里拽出来，不得不与人近距离接触时，一种恐惧会笼罩着他——比如不得不参军或与亲戚住在一起。这种恐惧也可以表现为对发疯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精神病会进入发作期。在精神分析中，当患者费尽千辛万苦构建起来了内心的伪和谐，却突然发现自己分裂了，那么类似的恐惧也会出现。

无意识的怒火加剧了对发疯的恐惧，这种情况最为频繁，可见于精神分析中：当这种恐惧已经退去，残留的痕迹变成忧虑，驱使他不能自已时去骂人、打人，甚至杀人。于是，他会害怕在睡着后或在酗酒、麻醉以及性**的影响下犯下暴行。一方面，这种怒火本身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以挥之不去的暴力冲动这一形式出现于无意识层面，与任何影响无关；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只觉茫然的恐惧从天而降，并可能伴有流汗、头晕或者眩晕恐惧的症状，这表明他内心深处对暴力冲动可能失控的恐惧。这种无意识的怒火外化后，患者可能会害怕雷暴、鬼魂、窃贼、蛇等，也就是说，害怕他身边一切潜在的破坏力。

但是，对发疯的恐惧毕竟相对少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对心态失衡的恐惧。通常，这种恐惧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发挥影响。它看起来模糊不清，会被日常生活里的任何改变激化。受它支配的人，若要出门、搬家、跳槽或者雇新用人等，就会深感困扰。他们会尽可能避免这种改变。改变对稳定的威胁可能是导致患者回避精神分析的一个因素，尤其是患者已经找到了一种让他感觉良好的生活方式。讨论精神分析是否明智时，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乍一看很合理：精神分析会不会把他们的婚姻连根拔起？会不会让他们失去工作能力？会不会让他们易怒？会不会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问题部分取决于患者的绝望，他觉得这样冒险不值得。但他的顾虑背后还有一层忧虑：他希望别人能保证精神分析不会打破自己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把握认为这一平衡极为微妙，所以这次分析将很难开展。

精神分析医生给得了患者他要的保证吗？不，医生给不了。每次分析都必然让人一时心烦意乱。然而，精神分析医生可以做到的是，对这些问题追根溯源，向患者解释他到底怕的是什么，并告诉他精神分析医生会打破他现有的平衡，但这会让他有机会建立根基更为稳固的新平衡。

保护体系引发的另一个恐惧是害怕暴露。其根源在于维护、发展这一体系所涉及的很多伪装。未解决的冲突有损其德行，这可以用来描述这些伪装。为此，我们只需指出，神经症患者对人对己都看起来与其真实形象不同——更和谐、更理性、更慷慨、更强势或更无情。暴露在自己面前和暴露在他人面前相比，很难说患者到底更害怕哪个。在意识层面，他更在意的是他人，他越是外化这种恐惧，就越焦虑，怕被人看穿。他会说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认知并不重要，只要外人不知道，他就能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加以控制。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确实是他意识到的感觉，并且显示出他的外化程度有多大。害怕暴露可以表现为患者模糊地觉得自己在虚张声势，这一恐惧也可能与某种特质有关，这一特质与真正困扰患者的问题则关系甚远。有的人会害怕自己不够聪明、不够能干、不够有教养、不如自以为的那样有魅力，转而害怕某些其性格中实际不具备的品质。所以有个患者回忆说，他进入青春期后，总害怕自己在班里第一的位置完全是靠着故弄玄虚得到的，这种恐惧挥之不去。每次转学他都会认定这下要被逮住了，即使他再次名列前茅，这种恐惧也阴魂不散。他的心绪让他困惑，但他却始终找不到原因。他看不透自身问题所在，因为他的思路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他害怕暴露完全与智力无关，只是被转移到了这方面而已。实际上，真正影响他的是，他无意识地伪装成一个不在乎成绩的好小伙，内心却受强烈的破坏性需求困扰，总想去打败别人。这一幻象相应地泛化了。对被当成骗子的恐惧总是与某些客观因素相关，但通常与其自认为有关的因素不同。其症状突出表现为脸红或害怕脸红。由于患者害怕被戳穿的是无意识的虚伪，如果精神分析医生没有发现患者害怕被发现的事物，便转而想要发现患者感到屈辱，故而加以掩盖的经历，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患者可能并未隐藏任何这种经历。随后，患者便越来越害怕自己有什么严重的缺点，潜意识里便不愿揭露它。这种局势诱导其自我审视、自我谴责，并不会产生建设性成果。他可能会进一步细说自己的风流韵事或者破坏性冲动。但只要精神分析医生没有认识到患者陷于冲突之中，而他自己也只是注重解决冲突的一个方面，那么患者对暴露的恐惧就会依然存在。

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任何情境只要意味着考验，就会激起他对暴露的恐惧，包括新入职、新交友、新入学、参加考试、参加聚会或者哪怕是参加讨论这种会让他露脸的活动。患者在意识层面以为自己害怕失败，实际上却与暴露有关，因此也就无法以成功来缓解。患者只是觉得自己这次“侥幸过关”，但下一次呢？万一失败了，他只会更加相信自己素来名不副实，这次总算被逮住了。这种感觉引起的一个结果便是害羞，特别是在任何新的场合。另一个结果便是，受人喜欢、得人赞赏时，患者会变得警惕。这样的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现在他们喜欢我，但是如果他们了解了真正的我，就不会这样了。”自然，这种恐惧对精神分析有影响，毕竟分析的具体目的就是“探求”。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机制。为抵御对暴露的恐惧而建设的防御机制，则分属相反的类别，并取决于整个人格结构。一方面，患者有一种回避各种测试的倾向，如果无法回避，那他就倾向于留有余地、自我控制、戴上别人看不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在无意识中努力伪装得更为完美，不必再担心暴露。后一种心态不只是防御，攻击型人格者也会运用华丽的伪装影响自己想要利用的人。任何想要质疑他们的人，必将遭遇狡猾的反击。我这里指的是公开的虐待狂。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特质是如何融入整个结构的。

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后，我们应该就能理解对暴露的恐惧：他害怕被揭穿的是什么？以及，如果他暴露了，他害怕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处理源自保护体系的另一个恐惧，即害怕被无视、被羞辱、被嘲讽。尽管这一摇摇欲坠的体系是平衡被打破的主要原因，且各种无意识的伪装滋生了对暴露的恐惧，但对羞辱的恐惧则来自受损的自尊。我们已经从其他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制造理想化形象、外化行为都是在努力修补受损的自尊，但如前文所述，二者只能带来更深的伤害。

如果我们鸟瞰全局，看一看神经症病情发展过程对自尊有何影响，就会看到两对此消彼长的关系变化。虽然真实的自尊水平下降了，但一种脱离现实的骄傲感却越来越强——为自己如此优越、如此进取、如此特别、如此无所不能或如此无所不知而骄傲。在另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真实自我不断矮化，而他人的形象不断膨胀，像巨人的塑像一般。压抑、约束、理想化和外化侵蚀了大部分自我，个人无法看到真实的自己，觉得自己几乎就是一个缥缈的影子。与此同时，他既需要他人又畏惧他人，使得他人在他眼中不但更为可畏，也更为必需。因此他自己的重心就更多地落在了他人而非自己身上。于是患者会向他人让步，将原本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转让给他人。其效果即过度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轻视了自我评价。这使得他人的意见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影响力。

上述各种心理活动综合起来，会导致神经症患者面对他人的无视、羞辱、嘲讽时极度脆弱。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有这些心理活动，所以患者在这些方面的超敏感状态也最为常见。如果认识到了对被无视的恐惧有很多来源，我们就会发现，别说根除这种情况，哪怕只是缓解都绝非易事。它只可能随着整个神经症病情的好转而好转。

总而言之，这种恐惧的结果是：神经症患者会带着敌意远离他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彻底剪断了患者希望的翅膀。他们不敢寄予他人任何期望，不敢给自己设定任何高远的目标，也绝不敢接近看起来更高贵的人。即使真的有益，他们也不敢发表意见；即使有创造性才华，他们也不敢展露；他们不敢展露魅力，不敢给人留下印象，不敢谋求更好的职位，如此种种。一旦遇到这些方面的**，他们便生怕受人嘲讽，便被迫退缩，偏安一隅以保留自尊。

比上述恐惧更难觉察的，是上述所有恐惧及神经症病情发展中其他各种恐惧的浓缩版，即害怕自己的任何改变。患者抵触一切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主要会表现出两种极端态度：或者让整件事变得云山雾绕，感觉改变会在未来某个令人目眩的瞬间奇迹般发生；或者急于求变，但其实尚缺乏理解。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有这样的念头：“浅尝辄止地发现问题或者承认不足就够了。”可要想实现自我，他们就必须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心态和动力，一想到这一点，他们就感到震惊、不安。他们总能看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总又无意识地抵触它。相反的姿态则是无意识中假装改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来自患者对自身任何瑕疵都无法容忍的态度，但这也取决于其无意识的全能感，仿佛想让困难消失的念头，便足以将其驱散。

害怕改变其实是害怕事情会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就是害怕失去自身的理想化形象，变成已经被拒绝的自我，变得和别人一样，或被精神分析掏空灵魂，只剩躯壳。害怕未知，害怕被迫放弃既有的安全机制与满足感，尤其害怕追逐那些自称能带他解脱的鬼影。最终，患者会害怕无力改变。我们之后讨论神经症患者的无助感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恐惧都源自未解决的冲突。但只要最终目标是整合人格，我们就不得不直面这些恐惧。此外，这些恐惧也会阻碍我们面对自我。这些暂时的苦难，是我们得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