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的叛变，是南明政权内部又一次大动**。孙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对永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交水之战和随后的扫除亲孙势力，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南明军队并没有多大损失。平定内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
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咸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128]。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定国回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129]。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功罪”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无疑是欠妥的。
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就历史渊源而言，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当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贡献。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伤。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130]。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131]。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132]。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一次明显暴露。从当时形势来说，刘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永历帝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担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年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这说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廷臣金简等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133]这里说的二王是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134]。甚至连在迎接永历帝入滇和粉碎孙可望叛乱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刘文秀也受到冷遇。据记载，刘文秀追赶孙可望至贵州后，由于可望事先逃走，刘文秀就留在贵州从事善后事宜，重点是稳定内部，防止清军乘衅进犯。事情刚有头绪，李定国却向永历帝建议召回刘文秀。见面之后，永历帝本应慰劳一番，却一开口就质问孙可望是怎样逃脱的。刘文秀回奏：“彼时杀败孙可望之际，不料他走小路。臣带多兵只从大路追去。及至盘江细问，把桥兵云：不曾从此过。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从大路追下，且可望仅马上不满百人，随处有马即换，他不说大败之故，谁不应承？连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贵州，冯双礼云已去四日矣。即再发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脱。”永历帝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135]朱由榔这一番话简直是语无伦次，难道在交水之战后让孙可望返回贵阳重整兵马就可以充当云南的屏障吗？刘文秀稳定贵州、四川、湖广一带功劳很大，李定国和永历帝把他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刘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刘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刘文秀的被召回，意味着被解除兵权，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使刘文秀深为不满。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136]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对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137]。不久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138]。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139]刘文秀在病危之时对国家大事仍萦绕于心，所提建议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仅不赞成歧视原大西军部分兵将，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言外之意是对李定国执掌朝廷大权后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提出了批评[140]。
[1]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2]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四页。
[3] 赵藩、李根源辑《鸡足山志补》卷二，拓片存云南省博物馆。
[4] 《爝火录》卷二十二。
[5] 《旅滇闻见随笔》。
[6] 《残明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卷四云：“孙可望有迎驾心，屡为任僎所阻。”
[7] 《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小腆纪叙》卷下说“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见，将图不轨”，云云。恐不可靠。
[8] 沈佳《存信编》卷三。
[9] 江之春《安龙纪事》；又见佚名《明亡述略》。《爝火录》卷二十二云：可望“以朝事尽诿吉翔及庞天寿”。
[10] 江之春《安龙纪事》，见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页。
[11] 《明末滇南纪略》记载颇详：“乃择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孙贼乃于四月兼程旋滇，命冯双礼守贵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令各营马步兵是日俱顶盔贯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华山摆至南门口。如是之威，自谓有不臣者即发兵擒之，密议号令如此。岂料天不从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时，大雨倾盆不住，站队兵士衣甲尽湿，街上水深尺许，丹墀内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尽湿。及晴，已过午时矣。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议论纷纷。”按，《明末滇南纪略》记载月日虽详，但系年不清楚，给人印象是永历七年事。据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甲午（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六月，秦王孙可望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可望自黔还滇，急谋僭号。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可望不悦而止，遂归贵州。”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是年“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倪蜕《云南事略》所记与《安龙逸史》相同。
[12]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宝庆至沅州日记》。
[13]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
[14] 江之春《安龙纪事》。
[15] 江之春《安龙纪事》。
[16] 沈佳《存信编》卷五。
[17] 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18] 江之春《安龙纪事》，收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
[19] 诸书多记以代祭兴陵为名遣出马吉翔，兴陵在梧州，但又说马吉翔在南宁，显有抵牾。钱秉镫《汪辰初集序》据汪蛟亲述：“会南宁新复，因加吉翔重衔留守。”见《藏山阁文存》卷三。
[20]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杨英《先王实录》中收1654年李定国致郑成功信中说：“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可以互相印证。
[21]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22]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23] 江之春《安龙纪事》。
[24] 按，十八人姓名各书所记常有出入，如蔡作“蔡宿”、杨钟作“林钟”、徐极作“徐吉”之类。乾隆二十九年《南笼府志》卷之末附《外志》记，十八人遇难后，“时人哀之，收遗骸葬于城外之西山麓，题其墓曰：明十八先生成仁处”，然所列姓名杨钟作“杨忠”、徐极作“徐桂”。杨钟名见瞿式耜永历三年十二月初五日《言官直气宜伸疏》，可证他书之误。今贵州安龙县仍保存“明十八先生墓”，碑上大字镌“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见《贵州发展中的城镇建设》画册照片，照片上两旁小字难以辨认。
[25] 《行在阳秋》，本书原署名为刘湘客所著，前辈学者已指明非刘湘客作，但定为戴笠亦无确证。文中李定国写作“李颀”，李颀为十八受难者之一，不知何故误将李定国写作李颀，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收录此疏已订正为“李定国臣弟也”，但其他文字已稍作删改。
[26] 《爝火录》卷二十二。
[27] 李定国的籍贯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互歧，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载李定国为该州“义让里人”，当以此为准。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三六○页。林毓辉撰《李定国传》依据王夫之《永历实录》不可靠的记载说他是“陕西榆林人”，显然失考。
[28] 李定国的生年尚未考出。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假定崇祯三年（1630）定国十岁参加张献忠部，林毓辉仅据郭氏“假定”断言李定国“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不妥。
[29] 杨英《先王实录》。
[30] 刘健《庭闻录》卷三说，可望“遣关有才等以精甲四万拒之田州。定国袭破有才，收其兵”。刘镇国、关有才部兵力肯定有所夸大。
[31]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这里所说的“归路”是指定国率军返回云贵。
[32]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3] 罗谦《残明纪事》。
[34] 罗谦《残明记事》。另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沈佳《存信编》卷五记，永历十年二月李定国命部将高文贵领兵从归朝小路抄过田州，径出关有才后。三月，一举击败关部，收其兵三千人。
[35]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6]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写作“伪百户叶应祯”，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罗谦《残明纪事》亦同；金钟《皇明末造录》作“叶应桢”；钱秉镫《汪辰初文集序》据当时扈跸安龙的汪蛟《日记》说是可望“亲将叶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顺治十五年十月清廷授予随孙可望投降官员名单中有叶应祯等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当以此为准。
[37]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38] 前引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9] 《安龙逸史》卷下。按，书中记杨祥入安龙后，先谒司礼监庞天寿，呈上定国密疏，由天寿引见永历帝。然他书多记庞天寿早已投靠孙可望，负有监视永历君臣之责，定国密使是否由他引见，颇有疑问。
[40]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41] 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引汪蛟亲述当时情况。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云：有一骑奔至城下，口称“我西府长随夏太监也”。
[42]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罗谦《残明纪事》。
[43] 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
[44]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按，沈佳《存信编》卷五所记日期不同；二月十九日定国至安龙，二十日“驾发安隆”，二十二日至普安，三月初一日至曲靖。
[45]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记：“时守滇者乃刘文秀，其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各兵万人，皆文秀所辖。文秀亦意在保卫宫驾，阳与三人密议城守，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曰：‘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借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定国指天自誓，文秀于是迎驾入云南府，时永历十年夏四月也。”按，李定国和白文选决策护帝入滇，必然考虑到在昆明的刘文秀将给予支持。刘文秀的态度对留守云南的将领有重大影响，但说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都是他的部将，似欠妥。
[46] 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卷一《沿革》记：“丙申（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迎永□（历）至滇，驻武定，民挽运乌撒，民苦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记：“定国遂护驾径至云南，以可望所造宫殿请上居之，时丙申三月也。”系时相同，但说朱由榔到达昆明后立即住进孙可望宫殿，稍误。
[47]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48]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49]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一二页。
[50] 顺治十五年五月两广总督王国光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五页。
[51] 胡钦华《天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清方在顺治十三年六月间得到土司报告：“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斋伪敕、伪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赐封伪晋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六一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各书记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事在时间上差异颇大，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四六页指出“晋王之封，当在（永历十年）三、四月间”，较为准确。
[52]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53]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中华书局版《明季南略》卷十四。《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篇所记官爵任用稍有不同。
[54] 胡钦华《天南纪事》。
[55]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56]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十六，第三七二页。中华书局排印本在卷十四，第四五八页，“定国所信文则中书金维新、龚铭”漏“文”字。
[57]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58] 《天南纪事》。
[59] 《安龙逸史》卷下。
[60] 《安龙逸史》卷下。
[61]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62] 李蕃《雅安追记》。
[63] 永历十年丙申孟夏（四月）《重修凌云寺记》，凌云寺在四川乐山，碑记后列衔首为“□（蜀）王驾前亲军卫指挥□（同）知陈起龙序”，下即祁三升、狄三品诸将，请参阅郑天挺《探微集》第四五九至四六○页。
[64] 光绪十年《洪雅县续志》卷十《艺文补遗·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嘉庆五年《清溪县志》卷一《建置志》载，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至蜀”。按，清溪县为明代大渡河所、黎州所合并而成，今废。
[65]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载，祁三升为延绥人，后降清任吴三桂后营总兵，“其兵为滇南诸营最”，连康熙帝也“颇闻三升勇”，让册封使者同他会见，以便回京讲叙其人。杨武后来统兵在湖南西部同清朝经略洪承畴部对峙，孙可望叛投清方时几乎被他所擒。
[66] 按，刘文秀之帅府地，李蕃写作“鱼丘坪”，乾隆四年《雅州府志》卷十《勘乱》记：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经蜀出雅州，至洪雅县千邱坪驻札数月，俄勒兵而返。”嘉庆十八年《洪雅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国朝》收侯之鼎《时变纪略》载：“壬辰（顺治九年），又为文秀窃据，僭王号，都马项岩，名曰天生城。丙申（顺治十三年），我师廓清蜀土，文秀败走还滇，步将高承恩逗留雅州，窃据巢穴，改名靖远，割洪雅而辖之。”侯文误将刘文秀两次入川混为一谈，刘文秀还滇，也不是为清兵所败。
[67] 沈荀蔚《蜀难纪略》。费密《荒书》所记大致相同，唯云文秀驻兵夹江县之地名为“南安坝”。郭影秋先生《李定国纪年》第一四三页记1656年“十二月，定国遣蜀王文秀略川南”，即引《蜀难纪略》为据，其实沈氏原文明言刘文秀入川在是年秋，十二月十五日为至洪雅县乾坝阳之时日。定国“遣”文秀语亦不妥。
[68] 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自记·蜀乱》。
[69]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十三下，艺文，疏，疏尾有“顺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奉圣旨：该部议奏”。
[70] 李蕃《雅安追记》。
[71] 《粤滇纪略》卷九。
[72] 《天南纪事》。
[73]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74] 同上。
[75] 《残明纪事》。
[76] 《粤滇纪略》卷九，沈佳《存信编》，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所记大抵相同。
[77] 《明末滇南纪略·称兵犯阙》。
[78]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79]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记马惟兴语》中说：“马惟兴者，马宝兄也。”
[80]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按，该书记白文选于八月初四日拔营逃至曲靖，初六日单骑入昆明，恐误。
[81]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八《四战歌·交水》。曹无伤是西汉高祖刘邦军中左司马，密通项羽，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这里借用来隐指白文选。
[82]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83] 康熙四十二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九月，李定国、刘文秀逆战可望于曲靖之三岔口，大败之。”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彭而述由湖南入云南，往返都经过该地，记云“三岔高阜乃孙、李战场”，见《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一字孔至滇南日记》《出滇日记》。按，一字孔即亦资孔。
[84]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七。
[85] 胡钦华《天南逸史》。
[86]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87]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88]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按，程瀚记孙可望逃回贵阳为十月初一日，恐有误，因为九月三十日孙可望已经派人赴清接洽投降，见下文。
[89]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90] 《天南纪事》。
[91] 《残明纪事》。
[92] 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帖》，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93] 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帖》，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94]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经略五省洪承畴“为恭报招接云贵伪王率众投诚仰恳上怀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96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页。
[95] 同上件。又，《清世祖实录》卷十三记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随同孙可望降清的有将校一百二十余名，兵丁家口五百余名，另有内官二十二名。
[96]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97] 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76号。
[98]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96号。
[99]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参见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四页。
[100]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页；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二至五八三页。
[101]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102] 见上引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洪承畴揭帖。
[103]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104]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105]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为钦遣锡封大臣已到长沙谨报上闻事”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九页。
[106] 方文《涂山续集·北游草》。
[107]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秦王孙可望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七六页。
[108]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109]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页。
[110] 沈佳《存信编》卷五。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也记载：“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取云贵，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
[111]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八〇页。
[112]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113]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114] 《永昌府文征》，诗，卷十。
[115]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义王孙可望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16] 魏裔介《特纠陈请之非疏》，见《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一。魏裔介疏中所说孙可望向顺治皇帝借钱事，未见详细记载，但《明清档案》第三十二册，A32—130号为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义王孙可望揭帖残件，其可见部分为本月十八日“仰恳皇恩一疏，冒陈天听，缘本藩备沐深恩，渥养如子……故一时昏昧，未及熟思。自入告之后，本藩即清夜思维，惶悚无地，自觉细琐之事，□□妄渎天聪。今以小故而擅干上听，冒昧之罪，自知难逭。……”此必为孙可望上疏“借钱”后即遭物议，自请宽宥而上。
[117] 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义王孙可望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118] 参见谈迁《北游录》，纪闻，《营债》条。顺治五年十一月清廷明谕：“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即至十年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可知放债取利是有律可循的。
[119] 《义王孙可望密奏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六七页。
[120]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
[121] 《行在阳秋》卷下。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亦记：“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
[122]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端溪滇桂十六载纪元延统》。按，林氏记“可望亦降于三桂”，有误。
[123]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
[124] 按，《清圣祖实录》卷二记顺治十八年五月庚午（二十二日）“赐故义王孙可望谥恪顺”，据是年四月十九日所立之“谥恪顺义王碑文”可知实录系时有误。
[125]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九。
[126]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六，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127] 孙可望，陕西延长县人。顺治十二年八月《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中报告因擒获了孙可望派往延长家乡探望亲人的使者，清陕西四川总督金砺接兵部咨文后立即派遣员役赴延长县将孙可望亲友十六名口解赴西安、北京，意在相机招抚或挟制孙可望。乾隆二十七年《延长县志》卷九《宦绩》记孙可望为该县“李城里人”；同书卷八《封荫》记载了孙可望的父亲孙选“以子义王贵，追封义王”；子孙征淇、征淳袭封义王等。由于孙可望降清封王，《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依据档案记载他是延长人，本不误。林毓辉为《清代人物传稿》撰《孙可望传》却轻信不可靠的野史记载，说他是“陕西米脂人”（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编，第三卷，第三四六页），疏于考证。
[128] 《残明纪事》。
[129] 《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
[130] 沈佳《存信编》卷五。
[131] 沈佳《存信编》卷五。
[132] 沈佳《存信编》卷五。
[133] 《求野录》。
[134]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135] 《明末滇南纪事》卷八《蜀王旋滇》。
[136] 《求野录》。
[137]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138] 据《求野录》。《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刘文秀传》；《残明纪事》；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均系于四月。《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云“于是岁六月薨”，误。
[139]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残明纪事》《安龙逸史》所录遗表文字较简。邓凯《求野录》记文秀遗表文字有异，云：“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促，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140] 关于刘文秀上遗表事，还有另一种记载，四川乐至县举人邹简臣在永历朝廷任通政司右通政、赞理蜀王军务。“戊戌（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春，还行在，蜀王疾笃，表奏十二事，颇言内阁马吉翔之奸，劝上收大权，用正人。寻卒。定国、吉翔皆知为公笔，心衔之。”见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