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40]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绝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绝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穀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41]。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42]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唯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绝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43]。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44]。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绝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份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记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45]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绝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唯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尚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46]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47]。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1]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2] 《先王实录》第八十四页。按：杨英把这封信记载于永历八年（1654），更奇怪的是放在李定国另一封迎永历帝入滇后写的信件之后。杨英作为当事人恐不至于这样粗疏，有可能是故意颠倒信件前后次序，借此掩盖“藩主”对永历朝廷的真实态度。

[3]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

[4]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5] 《虔南奏议》卷六；《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6]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三页，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南王、靖南王揭帖引雷州副将先启玉语。

[7]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顺治九年八月升南赣副将刘伯禄为广东潮州总兵官。

[8] 《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五○至一五四页《广东巡抚揭帖》残件。

[9] 同上。按，郝尚久随李成栋反清后，受封新泰伯；永历四年（1650）加封新泰侯，见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戴笠《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反清后自称“复明将军”，疑误。反清时间，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于顺治十年四月；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三记于六月乙未朔，云“大清潮州守将郝尚久叛降郑成功”，均误。

[10] 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行在阳秋》卷下记：郝尚久“自称复明将军，挟诸乡绅入城，尽反清所署官属。愿从者仍与原衔，不愿者拘留之，惟教官以下听。下各邑追印，多挟印去，空城以待。惟龙溪知县焦某举城旧之”。

[11]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参见刘武元《虔南奏议》卷六。

[12]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13] 清廷敕稿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40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

[14] 胡有升《镇虔奏疏》卷下《题陈标将随征恢潮功绩恳恩优叙疏》。

[15]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继茂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0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一五页。参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第一五〇至一五四页《广东巡抚残揭帖》；《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16]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按，该书记清军攻陷潮州在九月十三日夜。

[17]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18] 《台湾外纪》卷三。

[19] 《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六十二页。

[20]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靖南王耿继茂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0号。

[21] 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为请给蒙古兵以奠岩疆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十册，A20—79号。

[22]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邓耀传》。

[23]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24] 《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八十一页。

[25] 李定国到达高州的时间据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载：“甲午三月初三日，定国率本部人马由柳州而来。”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云：“三月二日到高。”光绪十四年《化州志》卷十二《前事略》记：“十一年甲午春三月，伪安西王李定国破廉州，自石城至化州高州皆陷。”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作“十一年春二月，西寇李定国入高州”。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清靖南王、平南王揭帖中说：“西贼（二月）二十九日至石城，郭总兵打仗败回。（三月）初一日一股至化州……初三日复差人打探得张月宰牛备办，差人迎贼入城。”又据逃出兵丁报告，“高州府衙门改造王殿，张月仍封博兴侯，后发敕印与他又是都督同知衔。张月说琼州（今海南省）一方在我，等语”。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二页。

[26] 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

[27] 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为塘报西逆情形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四五页。

[28] 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云：“高州一郡定国拱手得之，以所亲幸之人委理茂名县事，重征科派，每米一石纳兵鞋五双，及觔角铅铁等物以为战具。分遣兵厮下乡催纳，名为管庄。又督征工匠木料，改府署为王殿，设文武官员，俯伏朝请，俨然夜郎矣。”

[29] 杨英《先王实录》。

[30] 郑成功为掩盖自己按兵不动，常以原鲁监国将领张名振统师入长江作为借口，见前引定国信及下节。

[31] 定国信中云：“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为限。”语气显然是定国的意思，以前释为成功所定水、陆进兵计划，不妥。

[32] 杨英《先王实录》。

[33]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

[34]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平南王揭帖云：“顺治十一年九月内伪安西李定国遣贼将吴子圣攻围新会、高明之时，爵原同靖南王臣耿于九月十二日一齐亲统官兵起行，至十七日抵江门，爵等上岸解围，旋援高明，爵自亲身督阵，擒获贼帅武君禧等一十六员”，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七页。

[35] 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作十月初四日，此处据《平南王元功垂范》。

[36] 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

[37] 以上时日均据《平南王元功垂范》。道光七年《高州府志》卷四《事纪》云：“冬十月，定国亲至督战。十八日，将军朱马喇统领满汉兵协同平、靖两藩与定国战于河头，用火箭破其象阵（原注：定国军中有象十二头），定国大败，遁去。结筏而渡，奔回广西。”顺治十二年五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报“去年十二月在于新会获象十三只”，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六五页。

[38] 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

[39] 顺治十二年二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五四页。

[40] 见前引杨英《先王实录》。

[41] 《先王实录》。

[42] 《先王实录》。

[43]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率泰为紧急塘报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五十九至六十二页。

[44]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闽贼水陆并举、惠潮情势孔亟，仰祈圣鉴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七十三至七十六页。

[45] 夏琳《闽海纪要》。

[46]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乙未六月疏》。

[47]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丙申七月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