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定国驻军衡阳的时候，孙可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亲自由贵州来到湖南沅州（今芷江）。他派大将白文选统领马、步兵五万余名进攻辰州。二十一日，明军分水、陆二路进抵辰州城下，把该城四面包围。清辰常总兵徐勇命副将张鹏星领兵出战，被明军炮火击毙。徐勇仍然妄图据城顽抗。次日，白文选以大象为前驱，突破东门，大队兵马冲入城内，徐勇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105]，清分守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106]等文武官员也被俘处斩。孙可望决定“改沅州为黔兴府，以州治兴沅县附郭，领一州九县：曰靖州、曰兴沅、曰黔阳、曰麻阳、曰通道、曰平溪”[107]，并把该府改隶贵州省[108]。

就当时明、清双方在湖南的态势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孙可望亲自指挥的军队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国军在衡阳击毙清军统帅尼堪，应当是孙、李会师全歼入湘清八旗兵进而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时人丁大任说：

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楼观兵。清朝损兵以万计，王公、文、武无不奔窜，而敬谨王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冈、沅、靖三州并十县尚为所据。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有象阵，马见之惊逸。用罗罗，能跣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常以少胜众。……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奄有云、贵并广西、四川、湖广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门，春秋两榜，隐成一小朝廷。[109]

在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的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有抓住战机，部署决战，反而嫉贤妒能，导致内部矛盾激化。探讨南明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的，这就是在力量对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潜在力量（包括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并不逊于清方。其所以屡战屡败，丧师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当有限的满洲贵族坐收渔翁之利。1650年到1651年，孙可望凭借在云南休整之后建立起来的精锐之师为核心，通过“会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据自雄的残存兵力加以改编，同时在实际上掌握了永历朝廷的大权，这对于消除内部腐败纷争，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军事力量和后方基地是一个重大贡献。然而，孙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他自称“国主”[110]，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把军国大权集中于一身。在他看来，可能危及自己“国主”权威的人有三个，即永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军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而他最忌讳的就是手握重兵并在原大西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国、刘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虚名的朱由榔之间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据史书记载，李定国攻克桂林以后，尽管在献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这位身居贵阳的“国主”，但孙可望仅因李定国对在安龙的永历朝廷送去了一份报捷奏疏，就大为不满。保宁战役之后，孙可望乘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发往云南闲住。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不仅他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引起愤慨不平。

更严重的是，在李定国连歼清朝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振之时，孙可望嫉妒之心有增无减。李定国攻克桂林之后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只有清廷赐给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册和人参数捆，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小人之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赏将士示恩于下。到李定国军在衡阳战役击毙尼堪的消息传来，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孙可望已经容不下他了。不少南明史籍记载，当李定国部署衡阳战役的时候，原议由马进忠、冯双礼移军白杲市，定国主力驻于衡州，等待尼堪大军过衡山县，马、冯二部抄至敌后，同定国部南北合击，一举全歼尼堪所统清军。孙可望得知这一部署，唯恐定国大功告成，密令冯双礼退师宝庆，马进忠也随之而走。由于孙可望的拆台，李定国虽击毙了清军主帅尼堪，却因兵单势孤，在十二月间放弃了衡州[111]。衡州战役以后，孙可望又密谋定计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只待定国到来即行拘捕，至于定国所统军队则转交冯双礼指挥。如果说孙可望解除刘文秀的兵权还多少体现了赏功罚败的原则，谋害战功卓越的李定国肯定极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赶往定国军中告密，劝他绝勿前来赴会。由于这件事在原大西军中属于领导层的核心机密，史籍中关于开会地点和具体情节难免有出入。王夫之记载：

可望驰召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定国不得已西行，将见可望。至紫阳渡，刘文秀之子密遣人走报定国，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定国大惊，遽引兵东走，缚筏为桥，渡湘水，渡已，桥绝。可望追兵趋永州，遂自永明走平乐……[112]

计六奇记载：

可望封定国为西宁王，冯双礼兴国侯，差杨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国曰：“封赏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虑定国功大权重难制，楚粤人心归之，因为书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张虎督兵复辰州，连书催定国至靖州相会，意欲图之。定国心腹人龚彝至沅州，见可望，探知其意，密书报定国，令勿来，来必不免。癸巳（1653）正月，定国行至武冈州，见书，叹曰：“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广西。[113]

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尼堪被击毙后，入湘八旗兵由贝勒屯齐统领），若能全歼该军，势必使满洲八旗实力大损，远近闻风丧胆；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当他得知孙可望置大局于不顾，蓄意谋害自己的时候，不胜愤慨，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指刘文秀）同起云南，一旦生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114]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国率领所部四五万兵马放弃永州，经永明越龙虎关撤入广西[115]，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古语说：师克在和。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为十万。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天雨，双方列阵相峙。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伤亡颇众，被清军缴获马七百余匹，象一头，清军乘胜占领宝庆府[116]。但是，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都在激战中阵亡[117]。

1652—1653年（顺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抗清运动很值得总结，正如吴三桂、李国翰在保宁击败刘文秀后没有力量乘胜南下一样，屯齐部清军在宝庆战役获胜后也未能占领整个湖南，而是同明军长期相持于靖州、武冈一线。这就证明：一、满洲八旗和它的附庸军并不占绝对优势，战争的胜负同双方的内部团结和组织指挥有密切关系；二、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首领人物通过治理云、贵，接管永历朝廷的实际权力，避免了这个朝廷内部无休止的纷争，创造了一致对清的局面，是战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三、战局的恶化部分同刘文秀指挥失误有关，保宁战役受挫固然造成较大损失，还不致影响全局。真正断送复明运动良机的是孙可望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举动乖张，先误于调令李定国全军入湘，以致退入广东的清军乘虚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刚刚收复的广西未能稳定；接着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复湘之举功败垂成。

[1] 清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紧急贼情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48号。

[2] 顺治八年五月清偏沅巡抚金廷献“为飞报贼情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三册，A13—26号：同书A13—28号金廷献揭帖中说攻克沅州的明军是“伪秦王下洪将军（当为冯将军之讹）、陈将军等贼，从贵州抄铜仁小路由细米溪、五朗溪一路而来”；又见清续顺公沈永忠题本，收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七〇至一七一页。

[3]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二八页，吏部尚书朱马喇等题本。

[4]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中说：冯双礼“探知辰州有备，即合伪西府于五月内连破靖、武二州。”见《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60号。据顺治十年五月湖广四川总督祖泽远揭帖，“查得靖州之失，顺治九年五月十八日事也”。其中并说到清靖州知州沈一恒被明军处死。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〇六页。

[5] 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三。

[6] 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一《武备志·兵纪》云：顺治九年“六月，府城复陷，续顺公还”。

[7] 《明清档案》第二十五册，A25—15号，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为王师已入湖南，城池指日恢复，仰祈早定功罪以肃法纪，以励后效事”奏疏。

[8] 前引《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60号，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说：李定国、冯双礼“六月内复下衡（州）、永（州）、宝（庆）、长（沙）四府，湖南一带仅存辰（州）、常（德）二郡而已”。

[9]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10] 施闰章《使广西记》，见《施愚山文集》。

[11] 顺治十年七月广西巡抚陈维新“为详查失陷缘由以凭具题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23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三〇〇页。时在桂林的瞿昌文于《粤行纪事》中记二十七日李养性在双桥战殁，误记一日，但《虞山集》卷十下所收文中又说“六月二十八日，王师入粤境，尽歼李养性之众，只蹄片甲不返”，与清方奏报相符。

[12] 前引施闰章《使广西记》。

[13]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九《王允成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七四至八七五页《定南王下死难各官情由》揭帖中也说王允成于“围城之日射箭传书于贼，登陴示路。城破，拨贼保护其家”。

[14] 顺治九年七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飞报紧急贼情恳启发兵救援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五册，A15—35号。前引顺治十年七月广西巡抚陈维新揭帖云：“至初四日辰时，贼从山上攀附络绎入城，定南王见城已不能守，回王府手刃宫眷数十人，亲将住室发火，自刎被焚，骸骨化为灰烬。”

[15] 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永历皇帝纪》。彭而述顺治七年前曾在孔有德麾下，一度被委任为贵州巡抚，三年后他写了《闻定南战死》诗，其中描写孔有德兵败自杀的情况稍有不同，见《读史亭诗集》卷四。

[16]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载，清廷后来得到报告孔庭训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李定国处死。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八一页，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定南王女孔四贞揭帖。按，孔庭训在诸书中常写作“孔廷训”“孔定训”，当以其妹孔四贞奏疏为准。

[17] 顺治十年七月广西巡抚陈维新“为查明大巡殉难根因以凭具题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22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〇一页。按，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在三月间告归，得免。

[18] 嘉庆十年《平乐府志》卷十八《宦绩》。

[19]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金汉蕙》条。该书又云，金汉蕙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杀于衡州城外。

[20] 雷亮功《桂林田海记》。顺治九年七月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帖中也说“贼已定徐总兵提兵坐镇”。

[21] 《虞山集》卷十下。

[22] 前引顺治十年七月广西巡抚陈维新揭帖。

[23] 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

[24] 这件事在南明史籍中记载甚多，但据当时正在安龙永历朝廷中任职的汪蛟所述有出入。汪氏言，李如月请“加恶谥，可望不察，以请谥为恤典，与已忤。请以诛邦傅法诛之”。未言及李如月劾奏孙可望事，见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25] 《明清史科》丙编，第九本，第八一三页，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帖。

[26]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七四页，“定南王下死难各官情由残揭帖”。

[27]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记：“九年秋八月，明兵过陷梧州，知府沈纶不屈死，文武官东下。九月乃回。”又云：“李定国兵陷梧州，大掠数日而去。时提镇马雄出兵堵御，屡败。文武官议以桂（林）、平（乐）皆陷，恐梧州孤城难守，乃具舟敛老营避江中。十五日，贼奄至，我兵御之，又败，乃联舟东下，至九月杪始回。”

[28] 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残件（顺治十一年九月到），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四页。

[29] 陶汝鼐《自订年谱》云：“十月晦日，李定国出粤西，复衡阳。”见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三十。

[30] 顺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南王尚可喜“为飞报大捷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八四页。

[31] 顺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二王“为解报桂林情形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八七页。雷亮功《桂林田海记》说，徐天佑是奉李定国之命暂退柳州，腾空城池，诱使退入广东的清军进来，再行歼灭。徐天佑即将桂林焚毁，撤往柳州。

[32] 顺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南王“为飞报大捷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33]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三五页《平南王残揭帖》，原件无年月，参考其他文件可定为顺治十年正月事。

[34] 光绪三十年《临桂县志》卷十八《前事志》引旧志。

[35]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五五页《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残件》。光绪《临桂县志》记李定国再攻桂林在是年八月，当以档案为准。

[36] 《敕谕敬谨亲王稿》，见《明清档案》第十四册，A14—177号、A14—178号。177号（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九四页）上有“顺治九年七月十八日用宝”字样。尼堪所统兵马数不详，但顺治帝敕谕中说他所统为“精锐兵将”，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五。

[37] 顺治九年七月十八日清帝给平西王吴三桂敕谕中说：“今敬谨亲王充定远大将军统大兵于本年七月二十日出都。”《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九三页；又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

[38]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

[39] 顺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靖二王“为钦奉圣谕恭陈谢悃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五册，A15—117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

[40] 以上日期均据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等谨题为塘报事”，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41] 乾隆二十六年《衡阳县志》记载，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督满、汉兵至，与定国接战于城北香水巷、草场，转战于演武亭”，尼堪战败被杀。见该书卷六《忠节》，卷十《祥异·兵燹》。县志云：“时为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据《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应为二十三日。尼堪阵亡的具体情况诸书记载互歧，《滇缅录》云为明军交枪击毙。

[42] 《清世祖实录》仅记程尼阵亡，未明说在何次战役中，此据《八旗通志》卷一六三《程尼传》。其他阵亡者参见同书卷二二二、二二五、二二六有关部分。

[43]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八《四战歌·草场》。按，彭而述曾任清上湖南分守道，后来又多次往来湖南，对战役经过了解甚详，其题为《草场》，当即尼堪阵亡地名。

[44] 张怡《闻续笔》卷二。

[45] 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卷十《李定国》条。

[46] 顺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固山额真朱马喇等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二五页。

[47]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48]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

[49] 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六五页。

[50]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51] 谈迁《北游录·纪邮上》。

[52] 黄宗羲《永历纪年》，见《行朝录》卷五。

[53] 《顾亭林诗集汇注》卷二《传闻》。

[54] 张怡《闻续笔》卷二。

[55] 顺治十一年四月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三八至三四〇页。

[56] 顺治十三年六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九五页，第三九六至三九八页。

[57] 《虞山集》卷十下。

[58]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卷十七。

[59] 钱秉镫《吴廷尉鉴在传》，见《藏山阁文存》卷五。

[60]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三十《密庵先生陶汝鼐》记，顺治九年李定国大军至衡阳时，“湘潭石见五（名开云）衔命敦促，不得已与周司农（即周堪赓）、郭司马（即郭都贤）并出见，至南岳谒庙而还”。陶汝鼐后来身陷清朝囹圄，为了保命，竭力把自己参加复明活动说成是被迫的。

[61] 陶汝鼐《密庵先生遗集》附《年谱》引《益阳县志》文。

[62] 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卷二十九《兵燹》。按，此处高必贵疑为高文贵。

[63] 江西巡抚郎廷佐“为查明失守情形”等事题本残件说，“顺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有象寇数万骤至永新山邑”，永新营兵仅二百余名，“寡不敌众，是以被贼围陷”。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七八至二八○页。按，“象寇数万”当为夸张之词。

[64] 康熙五十二年《安福县志》卷一《疆域志·祥异》记：“九年壬辰，刘京、倪端倚山作乱，引滇兵入城，劫杀无算。”

[65]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八一至八八二页江西永新等县失陷案残件。

[66] 蔡士英《抚江集》卷一，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为恭报连恢二邑仰慰圣怀事”题本。按，《吉安府志》所载与清方当局奏疏略异，其文云：“八年辛卯（当为九年壬辰），明刘文煌复永新、安福。吉安守将罗某攻之，拔其城，并获文煌。”注文中说刘文煌是江西泰和人，原随郭维经起兵抗清。李定国派偏师由湖南入江西时，他乘势收复永新、安福二县，正想向吉安进军，恰逢定国的军队撤退，清“吉安守将罗某合各府兵围之，粮尽被俘，死难南昌会城”。罗某指清吉安营参将罗映坮。

[67] 《抚江集》卷一，顺治九年十一月初七日“题为报擒贼首洗巢大捷事”。

[68] 顺治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江西巡按张嘉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三○页。

[69] 胡有升《镇虔奏疏》卷下，顺治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恭报援剿吉安并恢复龙泉凯捷疏”云：清军十一月二十日收复安福县，二十五日收复永新县，十二月初六日收复龙泉县。蔡士英《抚江集》卷一，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为恭报连恢二邑仰慰圣鉴事”题本中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西提督刘光弼报恢复安福，十二月初一日又报收复永新。日期的差异原因是蔡士英根据的是刘光弼塘报时间。

[70] 蔡士英《抚江集》卷五。

[71]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顺治九年三月初七日题本；同年二月初八日题本。又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

[72] 同上。按，龙名扬在《选编》中误排为龙名杨。

[73] 顺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再报东南大捷，仰慰圣怀事”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二九五页；《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页。按，此件最准确者为影印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五册，A15—59号。《奏议》本在文字上已做删改，《选编》所收并非档案原件，而是从《奏议》转录。

[74] 顺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全蜀渐次底定事”题本，见前引《奏议》卷八。

[75]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卢光祖传》。

[76] 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再报封疆大计疏》。按，李国英奏疏中说马化豹身带枪伤逃回。

[77]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国英“为塘报滇贼入犯事”密奏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

[78]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再报封疆大计疏》。

[79] 《中山奏议》卷一《按蜀疏》。

[80] 《中山奏议》卷一《飞报封疆大计疏》。

[81] 顺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紧急贼情事”密奏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页。

[82] 黄宗羲《永历纪年》。

[83]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郝浴传》。按：吴三桂等统率的军队九月十一日至绵州，同月十九日至保宁，传中所谓“逾月，三桂乃赴援”，不确。此战役为刘文秀指挥，孙可望并未亲至四川，传云可望“蒲城”“引去”，亦误。

[84]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按，是时刘文秀尚未封蜀王。

[85] 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再报封疆大计疏》。

[86] 郝浴《中山奏议》卷一《敬辞钦赏兼叙守城各官功绩疏》。

[87]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顺治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国英“为飞报大捷仰慰圣怀事”题本后附李雯按语。

[88] 郝浴《中山奏议》卷一《三报封疆大计疏》；参见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89]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十月戊申日及辛酉日。

[90] 郝浴《中山奏议》卷一《三报封疆大计疏》。

[91] 《中山奏议》卷一《缓策西南一议》。

[92] 《中山奏议》卷一《备述蜀省情形疏》。

[93]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五六页，原件“上缺”，不详作者，但疏中有“臣在蜀言蜀”一语，必为四川官员。

[94] 顺治九年刘文秀统兵入川时并没有会合夔东十三家明军共同作战，几年后他病重上遗表建议永历朝廷移驻四川，重要的理由就是借重十三家之兵力扭转战局，这很可能是总结了自己两度入川未能重用十三家兵力的教训。

[95]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为飞报大捷事题本》，原文王自奇作王志奇、祁三升作祁三省、关友才作官有才，均因音同致误。

[96] 《李勤裹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顺治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国英“为飞报大捷仰慰圣怀事”题本后附其子李雯按语。据乾隆《广元县志》卷三《关隘》记，“葭萌关在县南十里”。郝浴疏中说梁山关在保宁城北。

[97] 韩国相《流离外传》，收入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流离传》。

[98] 张先璧部原为南明官军，后由孙可望接管。

[99]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八，顺治九年十月十八日题本后附李雯按语。

[100] 同前李国英题本；参见郝浴《中山奏议》卷一《三报封疆大计疏》。

[101] 史籍中关于明军砍断浮桥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刘文秀战败渡过嘉陵江后，为了防止清军追击，下令砍断浮桥。另一种说法是刘文秀进攻保宁时令张先璧断后，军队渡江完毕，张先璧之弟张先轸“患其兵之退怯，斩筏桥而不以告”，用意是背水一战，结果撤退时造成重大损失。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张先璧传》。

[102] 前引李国英十月十八日题本。按，李国英题本中说刘文秀等“逃遁不满千人”，肯定为夸张之词。南明领兵大将除王复臣被俘外，其余都安全脱险，所部当不致过少。

[103] 黄宗羲《永历纪年》。

[104]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

[105] 《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60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同件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七至三四八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五。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二《悲辰阳》题下注：“将军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106] 康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卷八《灾祥》记：九年“冬，黔兵攻城，镇、道、府、县皆殉难。”按，王任杞于顺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广东巡海道，尚未离任，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107] 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十六《载记下·流寇》。

[108] 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记兵》。

[109] 丁大任《永历纪事》，见《荆驼逸史》。按：文中说孙可望在衡州城楼观兵当为李定国驻军衡阳之误。丁大任记载的“行兵五要”是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部的军纪严明，有的史学著作因为孙可望后来降清，把“行兵五要”专归于李定国，有欠公允。

[110] 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又见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111] 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中报告分巡上湖南道张兆罴于“九年十二月内随大兵复衡城”，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页。

[11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

[113]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孙李构隙本末》。

[11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

[115]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记：“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即屯齐）等奏报：逆贼伪安西王李定国、伪国公马进忠率马步贼兵四万余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总兵官柯永盛兵驻衡州，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进发，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国已遁度龙虎关而去。”康熙六年《永明县志》卷九《兵寇志·兵变》记：“顺治九年壬辰，安西王李定国破粤西，旋破湖南，知县尹足法遁去。定国命张昌胤理县事。已而，我师复湖南，定国帅所部五万众走永明，屯三日，旋遁广西。四月，原任知县尹足法复任。”可见，李定国之由湘入桂纯因避开孙可望，主动转移。郭影秋先生作《李定国纪年》时误信清末民初人士伪托明遗民刘彬（云南人）所作《晋王李定国列传》，在该书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页写道：“清兵知孙、李内讧，遣贝勒屯齐再入湖南，连败定国部张霖于岳州、马进忠于益阳、冯双礼于衡州。于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诸州郡，复陷于清，民死者百万人。定国精锐亦锉伤殆半。”所述与事实不符。

[116] 这次战役在许多史籍中称之为岔路口之役，其实，岔路口是清军临战前的驻地，双方交战地点在周家铺。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一《武备志·兵纪》云：“十年四月（当为三月），贝勒率师大败孙可望于周家铺，横尸遍野。可望单骑走武冈。我师乘胜逐之，遂复宝庆府。”《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载吞齐奏报战役经过也可资参考，其中周家铺写作“周家坡”，又述及马进忠部，看来李定国撤入广西时马进忠仍留在湖南境内。

[117] 鄂尔泰《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韦征传》《武京传》。《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载，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发帑银十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两，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阵亡及被伤将士。”又，同书卷九十二载，顺治十二年六月壬申日，“赠湖广衡州府岔路口及福建海澄县阵亡各官”，内有护军统领喀尔他喇，署梅勒章京崇古巴图鲁、伊穆图、齐克讷、恳哲，护军参领鄂克绰特巴、额塞、达海哈尔霸，侍读学士索尔孙，学士马禄等，原文虽未分别说明阵亡地点，但多数是在岔路口战死则可以肯定。这两条材料都证明，屯齐部清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兵员伤亡还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