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正当孙可望部署原大西军由云南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时，清军向永历朝廷管辖下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桂林，两广地盘土崩瓦解。永历朝廷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慷慨就义以外，叛变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气节的如方以智、钱秉镫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数民族居住区，或是披缁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场的悲剧。

驻于梧州的永历帝一天之内接到东西两省省会失陷的消息，惊恐万状[127]。在大学士文安之、严起恒等拥簇下于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浔州。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眼看大厦将倾，决意降清，阴谋劫持永历帝献给清方做贽见礼。朱由榔得到密报，不顾倾盆大雨，仓皇窜往南宁，皇帝的卤簿和随驾官员都被陈邦傅叛军搜劫一空。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竟把宣国公焦琏杀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宁见情况紧急，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原大西军和原大顺军。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学士文安之自请往四川督师，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尚方剑节制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川中诸将。同时派编修刘为使者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派兵入卫。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128]，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129]。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义（也作贺九仪）、张明志领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同时也借此机会逼迫朝廷承认伪敕封秦的合法性。贺九义、张明志到达南宁后，杀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许多南明史籍都说严起恒是被孙可望部将击毙或推入水中淹死，实际上是他负气自杀。据钱秉镫记载：“庚寅冬，车驾南幸，明年至南宁。其护卫张明志领铁骑五千迎驾，径登公舟，问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驾来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国封。今为此语，是挟封也。岂有天朝封爵而可挟者乎？’明志语不逊。公出舟大骂，跃水而死。可望兵大哗。从官后至者，土人言公死状如此。”[130]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金印。孙可望也上疏谢恩说：

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131]。

封秦的争议总算是解决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就孙可望来说，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违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132]，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133]，从而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对于孙可望的日无朝廷、任意格杀、逼死大臣，难免心怀疑惧。接着，又在杨畏知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杨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陕西宝鸡人，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同乡，又较早和原大西军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当本可以从中斡旋，减少双方隔阂。当杨畏知奉孙可望之命来到南宁时，认为贺九义等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有伤大体，上疏劾奏二将。永历帝决定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这一措施本来是为了加强朝廷同原大西军将领之间联络的纽带。不料，孙可望得知后大为不满，命令贺九义把杨畏知押回贵阳，责问他为什么擅自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职务。杨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经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学士职务。孙可望认定他心向永历帝，不忠于己，下令把他拖出斩首。这件事在《滇缅录》内记载得比较详细：

八年（辛未，永历五年）从朱天锡（朱天麟）请改封可望为冀王，以编修刘为封使。未至，可望遣其将贺九仪及总兵张胜、张明志、杨威等率兵万人，由广宁驰南宁护跸，且胁改秦封。内阁严启（起）恒、杨鼎和，科臣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抗论不允。九仪盗杀鼎和于昆仑关，又击杀起恒水中……，并杀尧珍等。数日，胡执恭自泗城至，泣对曰：曩日之事，诸臣死之，臣膏斧余生，何敢再置一喙。但自封议诪张以来，可望愤然用兵，外并诸镇，内杀重臣，其心已不可问，然我地日蹙，兵日益散，万一势迫长驱，舍西南一块土更无捉足之地，不得不仍申封秦之典，开一线滇黔以备缓急。三月，可望上疏言，臣秦人也，不愿封冀。永历乃缮玺书命执恭往黔慰谕可望，更封秦王。畏知再至，深自恨，痛哭入见。永历留之入阁办事。畏知抗疏劾贺九仪贼杀大臣之罪，九仪报可望。可望怒，使指挥郑国执畏知至黔。畏知入见，即大骂逆贼，终不可与有为，取头上帻击其面。可望怒，杀之。此辛卯五月六日事也。定国、文秀皆与畏知善，益恨可望。[134]

杨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孙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历朝廷这块招牌，一切生杀荣辱的大权都揽归自己。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这年十一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帝召集廷臣会议何去何从。有的人建议逃往两广海滨依靠李元胤的残兵败卒；有的主张迁入安南避难；也有的提议航海往福建投奔郑成功；掌锦衣卫事文安侯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极力主张前往云南依赖原大西军，首辅吴贞毓由于自己曾经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这时顾虑重重，不敢决策。特别是永历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135]。孙可望派来的护卫将领贺九义见朝廷议论纷纷，多不愿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军，他愤愤不平地入朝对廷臣说：“昔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136]随即拔营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缐国安部占领南宁[137]。永历君臣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溯左江逃至濑湍（在今广西崇左县东），由于上游水浅，“尽焚龙舟重器”，派禁兵抬辇由陆路逃难，经龙英（今广西大新西）、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窜至桂滇交界处，遇上原大西军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部才转危为安。南宁失守后，永历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自己的管辖区了，从此一直驻于原大西军接管的地区内。

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正月初一，永历帝和他手下为数不多的臣子、眷属在云南省最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传统的节日。半个月后移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孙可望接到报告后，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把朱由榔及其随行人员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呈上的奏疏中写道：

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后营总兵狄三品等塘报，云皇上驾抵皈朝，欲移幸广南，臣不胜欣喜。臣前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营兵马肃清夷氛，道路无碍。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敌情叵测。臣再思维，惟安隆所乃滇黔粤三省会区，城廓完坚，行宫修葺，巩固无虞。且以皇上屡历艰危，当思长策，岂可再触惊忧。今若竟抵安隆，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朝发夕至，较广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总臣王爱秀前来奉迎。若异日中原大拓，东南移都，亦无艰难纡折之苦。临奏不胜激切。[138]

永历朝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勉强接受孙可望的安排，在王爱秀护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为了使名字好听一些，改为安龙府。据江之春记载，“壬辰（1652，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139]，加上少数兵丁、随从人员和家属眷口也不过两千九百余人[140]。《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帝无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历帝和他寥寥可数的廷臣迁入原大西军余部的控制区，标志着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运完全托付给原大西军。

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本来是可以把全国的抗清斗争推上一个新阶段。因为，自从清兵南下之后，满洲贵族加紧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导致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然而，尽管各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却大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明朝廷自身的腐败，内部纷争离析，名义上从属朝廷的各种抗清力量之间，以至于某一个抗清团体的内部，总是矛盾重重，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用于抗清的力量在内部冲突中被消耗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利用汉族绅民长期存在的正统思想，以朱明皇帝作为号召和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旗帜；一是要有一支拥有相当实力又忠于抗清事业的力量作为核心。具体来说，永历皇帝就是当时唯一适合的旗帜，而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经过改编和养精蓄锐之后，正是支撑、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核心。道理很明显，只有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以复明为号召，孙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抗清义师团结起来；各地汉族官绅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原属农民军的孙可望、李定国、高一功、李来亨等怀有很深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永历朝廷就不可能达到号召远近的目的；甚至为了使原属大西、大顺这两支农民军的武装（还有曾属农民军的混十万马进忠等人）在抗清斗争中实现有效的联盟，也必须借重永历朝廷。从另一方面说，永历朝廷毕竟是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的延续，对人民的敌视、内部的腐败和钩心斗角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痼疾。当它还拥有直属自己的地盘和兵力的时候，无论是对大顺军还是对大西军都采取暗中防范、明加排斥的方针，双方的关系往往陷入僵局，导致丧师失地。在清军追击下，永历朝廷有限的实力和地盘丧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军，实际上是来了一次大换血。这样，推进抗清斗争所必要的两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结合起来。

然而，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当永历帝已经被安置于笼中以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事实证明他没有演好，他不懂舞台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剧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对于孙可望的秉政，我们应该有个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风云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治理军国大政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壑难填使他利令智昏，无法做到高瞻远瞩，正确地驾驭全局。就治军治国的才能而言，他在顺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张献忠遇难后接过元气大损的大西军领导权，开疆辟土，把久历战乱的云南治理得相当不错。在接管贵州后，也在短期内就把这个贫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生产迅速恢复。自然，治理云贵地区不能全部归功于孙可望一个人，但他作为最高决策人所起的作用则不容低估；同样，李定国在顺治九年以后取得的辉煌战果同在云南的休整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开的。

孙可望决策联明抗清是完全正确的，在联络永历朝廷的初期备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骗与刁难也是事实。从他不失时机地派兵救出永历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辖区来看，表明他对永历皇帝的号召作用是有所认识的。然而，在如何正确利用永历这面旗帜上，孙可望却犯了极大的错误。他光知道暂时需要利用永历朝廷，却不能安置得当，注意维护朝廷的表面尊严。

当时，原大西军管辖区内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长期活动的中心[141]，后者是孙可望以“国主”身份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的行在。永历帝迁入原大西军管辖区后，本来应该驻跸于昆明或贵阳，以原大西军建立的政权为基础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孙可望却没有这样做，他完全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唯恐把永历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国和刘文秀等的影响，自己不便操纵；如果迎来贵阳，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重务总应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认可。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孙可望都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随从迁往自己的嫡系军队控制下的安隆，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家[142]。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应龙在昆明为孙可望“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143]。在贵阳也“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144]。清朝初年在湖南、贵州任职的彭而述依据亲身经历写道，自宝庆（今湖南邵阳）城外三十里的长烟司直至贵州、云南，每一舍设孙可望行宫一所，如清平卫宫邸“熳烂魁杰，台八九层，榴花亭子布置俨雅，与靖州署同”[145]。这些行宫虽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经过维修铺设。国难当头，民力凋敝，孙可望的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实在令人吃惊。这同他拨给永历帝居住的安龙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146]。

宸居既是如此简陋[147]，供应也极为菲薄。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148]，“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149]。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150]。他们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可望。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连原大西军领导人物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例如，朱由榔刚迁到安龙的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恭候万安，并进银币，食物值可万计。可望闻而益恶之”[151]。又如，李定国攻克桂林，“报捷于安龙行在。帝以玺书劳慰，极其称奖。孙可望知之，以为捷不报己而报帝，深恨之”[152]。定国桂林之捷不仅向孙可望做了报告，献俘也是解往贵阳，不能说是“不报己而报帝”，但定国派使者赴安龙向永历帝奏捷大概确有其事。孙可望却认为所有军国重事都应由自己一手握定，视永历帝与大将之间文书往来为大忌，足见其心胸偏窄。

[1] 见《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2] 1980年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的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讲到大顺军联明抗清时误将何腾蛟、堵胤锡写作“何腾蛟、瞿式耜”，谨于此附带更正。

[3]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4] 冯甦《滇考》卷下。

[5]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6]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三山何是非印甫集《风倒梧桐记》卷二所记文字稍有不同，如扫除作“剪除”之类。《明季南略》卷十四所载个别文字有讹。

[7] 孙可望派出使者在顺治六年（1649）二月，见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8]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9]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金堡力争拒封原疏见《岭海焚余》所收《论真封疏》。

[10]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11] 沈佳《存信编》卷二；《爝火录》卷十九。

[1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吴贞毓传》记：“胡钦华辇金粟入行在，赂化澄及诸部科，为孙可望请封秦王，总理天下。贞毓为之主，严起恒执不从。贞毓乃密具启称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为一册，起恒为首；其尽心倾戴者为一册，己为首。其后可望遂怒杀起恒等二十余人。胡钦华劾瞿式耜老奸误国，王化澄调严旨切责张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烨，以坏桂林，皆贞毓嗾之也。”

[13]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

[14] 《滇缅录》记：“封可望景国公，赐名安臣。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复诛者，复改名朝宗。封定国康侯，赐名如靖；文秀宁侯，赐名若琦；能奇安侯，赐名时泰，时不知艾死故也。”这段记载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杨畏知从昆明来为原大西军将领请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两年前已死。

[15] 堵胤锡两次上疏见《明季南略》卷十四。按，《滇缅录》记：永历帝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后，“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乃封可望为王，敕谕但曰‘王孙朝宗’，不云何王，铸金曰‘一字亲王之章’，使司礼杨应春、礼科赵昱往。并加畏知总督滇黔尚书、龚彝侍郎而还”。接着说杨畏知等行至梧州时，堵胤锡认为不合体统，“上疏请封为平辽王，李、刘、艾皆公，即军中铸印填敕畀畏知以行”。这段记载可能有误，当时封二字王已颇为勉强，不可能铸印封为“一字亲王”。

[16]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

[17] 后来孙可望降，洪承畴奏疏中说他缴纳的“秦王之宝”是镀金的，联系到被清缴获的白文选“巩昌王印”为金铸，可以断定胡执恭赍送的“秦王之宝”是颗镀金银印，孙可望“真封”秦王之后仍继续沿用，而不愿另用纯金重铸，以免印文稍异。

[18] 胡钦华《天南纪事》载：“五月，封孙可望为秦王，从武康伯胡执恭之密请也。”按，胡钦华即胡执恭之子，所云封可望为秦王乃永历帝从其父之密请，据沈佳《存信编》卷三记陈邦傅矫诏封孙可望为秦王后，曾令胡执恭上封事，谓“臣师武出疆，谨遵便宜从事之节，已封可望”。永历帝得疏后“留中不发”，大约这就是所谓“密请”，但永历帝并未“从”之。瞿式耜永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纠罪镇疏》说：“执恭为庆国公陈邦傅中军，冒滥军功，叨晋五等（指封为武康伯）。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时可望所遣之杨畏知、龚彝尚未到也。”

[19]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二；《爝火录》卷二十。按，艾能奇已死，义兄弟仅剩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所记三人有误。

[20]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页、一四二页。

[21] 《潮州耆旧集》卷三十三《郭忠节集·为经权当求至当名器未可轻徇事疏》，见香港潮州会馆影印《潮州文献丛刊之一》第六三四至六三五页。郭之奇本不赞成封孙可望为王，但疏中明白地说所封“平辽”“已非典制”；矫封“秦王”是永历三年事，“变而为雍”是永历四年孙可望仍然坚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异姓，另议封可望为雍王。

[22] 《劫灰录》卷六。

[23] 《所知录》卷下《永历纪年》。

[24] 金堡《岭海焚余·请处分第一疏》。

[25] 《瞿忠宣公集》卷五《纠罪镇疏》。按，瞿昌文《粤行小记》内作者自记在大学士朱天麟处“见秦王孙朝宗入贡章奏，书甲子不书正朔，称启不称臣”。

[26] 瞿式耜《纠罪镇疏》，见《瞿忠宣公集》卷五。

[27] 王遇《孙可望胁封谋禅本末》，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28] 《粤滇纪略》卷五。

[29] 沈佳《存信编》卷三。黄宗羲《永历纪年》云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荆郡王，“赐之国姓，曰朱朝宗。……可望终冀秦王，言：臣唯一意办贼，成功之后，始敢议及封爵耳”。

[30] 欧阳直《蜀乱》；顾山贞《客滇述》。《南疆逸史》卷二十六《马乾传》《樊一蘅传》都说马乾在重庆被清军杀害。

[31]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条下记：王“应熊遣其侄更律等投顺，赐更律等鞍马衣帽等物”。

[32]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33] 顺治四年十二月署叙州总兵马化豹“为紧急塘报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66号。

[34] 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李国英奏本。

[35] 彭遵泗《杨展传》，见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卷十四，艺文。有的史籍说他得到了张献忠沉于江中的金银，派人从川西土司处买来耕牛种子，实行屯田。

[36] 韩国相《流离外传》，收入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

[37] 乾隆二十四年《直隶泸州志》卷十，杂类。

[38] 李馥荣《滟滪囊》卷一记：“初犯蜀时，贼首摇天动、黄龙二贼，遂号摇黄。后分为十三家……”费密《荒书》说：“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但诸书记载十三家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并不一致。

[39]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艺文，夏道硕《纪变略言》。

[40] 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41] 顺治四年清军及南明军队交战与移驻情况可参看顺治四年十二月署叙州府总兵马化豹“为紧急塘报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66号。

[42] 王应熊病死时间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说丁亥（1647）“遁入毕节卫，十二月卒”。顾山贞《客滇述》记王应熊“遁入仁怀县土城，抑郁而死”。欧阳直《蜀乱》记1647年正月卒于赤水卫。刘道开《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应熊传》云：“丁亥秋卒于永宁之土城”，见道光二十四年《江北厅志》卷七，艺文。刘道开为同时同乡人，所记可能较准确。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六于丙戌年（1646）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记，“明督师王应熊卒于毕节卫”，恐不可靠。

[43] 马乾于1647年二月为清军所杀。《南疆逸史》卷二十六记其在重庆战死，有误。欧阳直当时在马乾幕中，所记死于内江当可信，见欧氏《蜀乱》及自记。

[44]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传》。

[45]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传》。

[46] 欧阳直《蜀乱》。

[47] 乾隆二十四年《直隶泸州志》卷十《杂类》；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48]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49] 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于西安，这就是第一代秦王。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枢被俘。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西大将军何洛会、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奏报，“驻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其一子于初十日被“土贼”“孙姓人带走”，居于五郎山，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记“奉秦王第四子称汉中王，开邸五郎山”。费密《荒书》记戊子年（1648）“武大定奉秦王第四子入四川”，赵荣贵“迎秦王子入其营，而拒大定”。《清史稿》卷二五七《许占魁传》记：“六年，土寇赵荣贵拥明宗人森滏号秦王，聚众数万犯阶州。”按，定制秦藩命名辈分中无“森”字，朱存枢之子应为“辅”字辈。

[50] 李馥荣《滟滪囊》卷四。

[51] 《滟滪囊》卷四。

[52] 康熙三十六年《阶州志·扼要》记：“顺治六年，赵荣贵扶伪秦王作叛，从玉垒关直犯阶境，二月初五日，贼薄城下，……几为所陷。十八日平西亲王师至，赵逆授首，余众悉平。”

[53] 欧阳直《蜀乱》。按，他书多未记呼九思事。

[54]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李乾德传》载李与袁韬深相结纳。

[55] 欧阳直《蜀乱》。

[56] 费密《荒书》。

[57] 欧阳直《蜀乱》。

[58] 欧阳直《蜀乱》。

[59] 欧阳直《蜀乱》。

[60] 李馥荣《滟滪囊》卷四记，杨展赴犍为时仅带裨将雷震、田贵等十二人率三百人随行。他书或作五百人。

[61] 杨展遇害时间据清四川巡抚李国英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奏疏说：“七月二十六日袁韬生日，武大定诱杨展到犍为县与袁韬做生日，席上将杨展杀死，跟随人役尽杀，止逃水手数名。”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费密当时任杨展幕客，在其所著《荒书》中也记于七月。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卷十四《艺文志》收彭遵泗撰《杨展传》说杨展遇害时“年四十有五，时顺治己丑岁（六年，1649）”。

[62] 嘉庆《乐山县志》卷十六《杂录》。

[63] 顺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恭报前后招抚川南伪镇将领，躬视投诚，仰慰圣怀事”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费密《荒书》载于十一月。

[64] 欧阳直《蜀乱》。

[65] 费密《荒书》。

[66] 费密《荒书》记忠州之战于九月。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收陈景云撰《朱容藩僭乱本末》记于七月十一日。

[67] 费密《荒书》记于十月。

[68] 顺治十年四月十二日李国英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69] 李国英顺治五年四月初四日奏疏，同上书。

[70] 李国英顺治五年三月初八日奏“为全蜀四面皆贼，孤军无粮难御，谨据实上闻”疏；同上书。

[7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陈景云作《朱容藩僭乱本末》。

[72] 费密《荒书》。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

[73] 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抚李国英“为塘报东南伪逆近日情形”事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八页。

[74] 《滇缅录》附《黔记》。

[75]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76] 查继佐《国寿录》便记《永历始事》。

[77]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又见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78] 《滇缅录》附《黔记》载这年五月，“命前军都督白文选抚安贵州百姓”。

[79]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80] 《爝火录》卷二十；《存信编》卷三，二书所载文字稍有不同。《滇缅录》附《黔记》载：“秋八月壬午朔，义师东下发谕贵州。师发云南；师至关岭祀关圣。”当指孙可望亲统大军入贵州。

[81] 《滇缅录》附《黔记》。

[82] 黄宗羲《永历纪年》说：皮、王“两帅接壤，时相构衅，亦不能有所效力”。

[83] 欧阳直《蜀乱》。

[84] 黄宗羲《永历纪年》。沈荀蔚《蜀难叙略》记：“九月，孙可望遣其将白文选引兵攻王祥，至乌江。祥率众拒之。文选致书通好，祥报许之。往来相馈遗者数日。祥开宴召文选，文选赴之。及报宴，祥不敢赴，乃引归。文选蹑之，祥众无复部伍，遂溃于道。祥之散走数十里，乃自刎死，其众亦降。于是，遵义、重庆皆属可望。”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卷五《武备》记：顺治七年九月“刘文秀、白文选以兵至乌江。王祥战不胜，遂自刎，其众二十万尽降”。

[85] 《黔记》云：“冬十月己丑，赦王爵（即王祥）标镇兵不得逃避，一体入营关粮。”十一月初五日又“赦王爵营镇兵一体录用”。欧阳直《蜀乱》也记载皮熊被迫投降后，可望“分其兵，据其地”。

[86] 嘉庆十七年《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李洪霁《彭明扬传》。

[87] 欧阳直《蜀乱》。

[88] 欧阳直《蜀乱》说李乾德兄弟是被大西军“沉之江”。沈荀蔚《蜀难叙略》所记情节与《蜀乱》大致相符，但说袁“韬走荣县被擒，李乾德亦被执，后与其弟升德赴水死”。

[89] 顺治十三年六月左都督暂管郧襄水师事于大海揭帖。

[90] 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自称“四川靖南侯加封郑国公、今投诚臣于大海”，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九九页。

[91]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艺文》记：“至辛卯（顺治八年，1651）献孽孙可望称秦王，从滇下黔入蜀，势并诸营。檄连占春，不听。七月内，贼至，占春溃，遂同于大海放舟下楚，投诚于国朝，而涪已空矣。”

[92] 上引顺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大海奏本云：“不意占春臣于十月十四日夜飘然远遁，询其由来，总为三军饷匮……”

[93] 欧阳直《蜀乱》。

[94] 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杨鸿基《蜀难纪实》。

[95] 《黔记》。

[96] 《存信编》卷三。

[97] 《存信编》卷三。《黔记》卷四也记载顺治“八年，可望遣官清丈思（州府）、石（阡府）、黄（平州）施江内外屯田，征租”。

[98] 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卷十。

[99] 《存信编》卷三。

[100] 《黔记》。

[101] 《黔记》卷四。

[102]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杨明吾谱序》。

[103] 《爝火录》卷二十一。

[104] 《爝火录》卷二十一。

[105] 见《瞿式耜集》卷一《恢复大捷疏》。

[106]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三。

[107] 钱秉镫《所知录》卷四。沈佳《存信编》卷三记：“九月，胤锡期赤心等不至，造其营诘之，赤心等丧败之余无意北出，请高、雷二郡以休息士马，胤锡不可，遂拔营西去，散居南宁、宾、梧之间。胤锡恚恨，病作；别部刘世俊请自劾（效），胤锡喜，自至浔州迎之。未几，病剧。”

[108] 《岭表纪年》卷四。

[109]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三记：“赤心等散处横州、永淳、南宁、宾州间，土司等不与相安，日有攻击。”

[110]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

[111] 《东明闻见录》。

[112]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

[113]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一《大行皇帝纪》。

[114]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

[115] 钱秉镫《藏心阁诗存》卷十二《行朝集·端州杂诗》。

[116] 沈佳《存信编》卷三。

[117] 《岭表纪年》卷四。

[118] 道光二十三年《英德县志》卷十五《前事略》。同治十三年《韶州府志》卷二十四《兵事》。

[119]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〇二页。

[120]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

[121]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122] 由于永历朝廷许多人歧视原大顺军，尽管忠贞营退入广西后同永历朝廷共处一地，但留下的记载却很少，忠贞营的将领情况就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王夫之把刘国昌、刘世俊记载为刘希尧、刘芳亮，可能有误。

[123] 钱秉镫《所知录》卷下《永历纪年下》。

[124] 康熙抄本《南宁府全志·祥异志·附寇变》。

[125] 关于高一功之死，各种常见的南明史籍都说是被孙可望攻杀，如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记：“时忠贞营诸部存者惟必正、守素及贺锦、李来亨四将屯浔南，日益弱。是年冬，两粤陷，清兵寇浔南，必正自庆远走黔。孙可望薄险要击之，转战旬日，所部多为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锦皆殁。余军推李来亨为帅，由黔走施州卫，遂至巴东之西山屯焉。”这段记载很靠不住。贺锦早在1644年大顺政权时期牺牲于青海西宁，王夫之可能把贺珍、贺锦混为一人，但贺珍又非忠贞营将，从未入粤。党守素至康熙初降清，也不是在顺治八年被孙可望攻杀。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二《杂记》和同治十年《保靖县志》卷十二《杂记》都记载高一功、李来亨带领忠贞营途经该地时，彭朝柱令其子彭鼎“调苗兵万余，从菁林开路攻杀数千人，高必正亦被药箭死，余皆奔溃”。但这两种方志把时间定在顺治“十一年九月”，《保靖县志》又把“高、李”改为“高必正、李赤心”；李过（赤心）病卒于广西，早在忠贞营北上之前，当为李来亨之误。《府志》引《永顺司宗图》云：“辛卯之冬，又遭高、李之乱。”辛卯为顺治八年，参考其他各书，有关高一功的事迹正是在顺治八年秋天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通过这些史籍的混乱记载，大致可以确定高一功是在顺治八年九月间在湖南保靖山区被永顺土司兵用毒箭射死。

[126] 康熙五十四年抄本《巫山县志·僭据》。

[127] 参看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二（此书长恩阁丛书抄本作《粤行小纪》三卷，当为初本，后来改“小纪”为“纪事”，用词亦由尊明改为尊清）。

[128] 直到明朝末年，封在西安的秦王仍然被视为“首藩”，参见《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关条。

[129]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记：“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悦，曰：‘古来遇乱世称帝称王者不知凡几，王莽、曹操、司马炎难道不是做得来？’杨畏知从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终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可望终不悦。”

[130] 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五《闽粤死难偶记》；参见《所知录》卷四。按，钱秉镫自桂林失守后即在梧州脱离永历朝廷，他记载永历后期事乃根据随永历入贵州、云南的同官好友汪蛟口述及汪撰《日记》，较他书更为翔实。

[131]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一；又见《残明纪事》。

[132] 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记：“七年庚寅，孙可望伪称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孙可望自称国主。”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载相同。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七年称秦王，旋称国主。”

[133] 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一。按，该书因字形相似将马兆羲误书作马兆义，其他史籍又常因音同把马兆羲写作马兆熙。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六《选举志》记马兆羲天启丁卯科举人，崇祯戊辰科进士；卷七《人物志》有马兆羲小传。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百页及第一〇一页未察史料之讹，一作马兆熙，一作马兆义，遂歧为二人。

[134]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按，杨畏知被杀事诸书记载不一致。《爝火录》卷二十一两段记载在情节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点，《滇缅录》《爝火录》等书说在贵阳；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则说押回云南被害。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五月，“孙可望遣杨畏知诣永历，留为内阁。畏知上疏自劾，又语忤贺九仪，九仪谮于可望，执畏知回黔，畏知大骂可望，求速死，遂遇害。”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十《艺文志》收马天选《吊副使杨公畏知》诗注云：“公先藁葬楚雄。”参考诸书，孙可望在顺治七年八月到达贵阳后，长期驻于该地，杨畏知当死于贵阳，葬于云南。

[135] 《爝火录》卷二十一。

[136] 《爝火录》卷二十一。胡钦华《天南纪事》云：永历五年“六月，可望复请移于滇。帝优诏拒之。可望遂大怒，九月撤兵还”。可见，贺九义撤兵是奉孙可望之命。

[137] 沈佳《存信编》卷三记，十二月初七日清军占领南宁。

[138] 沈佳《存信编》卷三。《爝火录》卷二十二所载文字较简。按，安隆所或写作安笼所。

[139] 江之春《安龙纪事》，收入神州国光社编《虎口余生记》；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沈佳《存信编》卷四按干支推算也是二月初六日。

[140]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141] 1655年孙可望致信李定国、刘文秀说：“滇南乃公众之地，宜作根本之区。”见《明末滇南纪略》卷五《再图西蜀》。所谓“公众之地”即指云南为孙、李、刘等共有。

[142] 安龙，原名安笼，为安笼守御千户所（明制：守御千户所直隶都司，不属卫管），在贵州普安州城南三百二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为宁远堡，寻改为所。所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普安州。乾隆二十九年抄本《南笼府志》卷四《城池》记：“南笼府旧城原为安笼所城，隶安顺府。明永乐二年建，周围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按，明朝制度卫、所属军事系统，行政系统的府州无权管辖。

[143]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144] 《爝火录》卷二十五。《存信编》卷四记：“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川黔大臣皆挟以威，令刻期朝见，授以职衔，有不从者即杀之。”

[145]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宝庆至沅州日记》《自沅抵贵日记》。

[146]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桂王本末》云：“由榔在安隆涂葺薄以自敝，日食脱栗，穷困备至。”略有夸张。

[147]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顺治九年四月，孙可望“补任之聪为安龙知府、朱用九为通判、谭江籓为推官，动库银为各处建公署焉”。可见，永历朝廷迁入安龙以后，孙可望曾经命人动工兴建“行在”和衙门办公处所，但是安龙地僻城小，兴建的行在公署肯定不大壮观。

[148] 《残明纪事》云：可望令“张应科每年进银二千两、食米六百石”。诸书记载供应永历君臣的银米数不一致，为数不多当系事实。

[149] 《天南纪事》。

[150] 《爝火录》卷二十二。

[151] 胡钦华《天南纪事》。

[152] 《明末滇南纪略》卷六《进取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