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工作中有这样的困惑，在跟同事交流很多问题的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场也再三确认，可最后执行出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事后一了解，原来是对某个词、某个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同样是轴心时代的大哲人，为什么孔子和柏拉图对于诗歌的态度不一样呢？

孔子说起诗歌，评价可高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在搞教学活动的时候，诗歌是重要教材，后世也都相信，流传到今天的《诗经》三百篇，是孔子亲手编订的。

再来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比孔子小一百多岁，但是大体上还算是一个时期的人吧。柏拉图说，要把诗人赶出城邦，他还罗列了诗人的几条罪状，说诗人的作品对真理没什么价值，而且还摧残理性，迎合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

那么他俩到底谁对谁错？

他俩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用今天话说，都是“我要反三俗”。

柏拉图时代看到的诗歌是什么样的？是《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叙事诗，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有韵律的评书。评书讲究的是故事性和角色刻画，越热闹、越扣人心弦就越好。如果再要迎合两三千年前普罗大众的下流趣味，“三俗”的作料一定不少，毕竟是一种商业活动。古希腊的诗人什么样？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在各个城邦走街串巷的鼓书艺人。所以，从维护正统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要把诗人赶出城邦了。

那再来看孔子时代的诗歌。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其实是一项正式文化制度的成果，这个制度叫“采诗”。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可没有现代传媒，连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这些群体都没有，那中央政权怎么了解各地民情呢？根据汉代的何休给《春秋公羊传》作注中的说法，朝廷养了一些孤寡老人，让他们摇着木制的铃铛，就是“木铎”，到民间去采集诗歌。一听见谁唱歌、作诗，就记录下来，然后把采集来的诗歌汇集到朝廷的乐官那里，由乐官进行整理。朝廷就可以根据民间的诗歌来了解民情。《诗经》中的“风”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做法一直持续到汉代，朝廷还正式设立“乐府”，到民间采诗。后来因为儒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和官僚制度的成熟，不再需要这项制度了，但是乐府作为一种诗歌题材保留了下来，我们熟悉的《木兰诗》《孔雀东南飞》都是典型的乐府诗。

这么一梳理你就明白了，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三俗诗歌，而是因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能被选出来呈报给中央留存下来的诗歌，自然而然淘汰了三俗的东西。所以，中国诗歌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没有“三俗”的问题。

试想一下，假如柏拉图当年面对的是中国的这种诗，他又怎么会主张驱逐诗人呢？所以孔子和柏拉图对诗的主张其实一样，都想弘扬正能量，之所以表现不同，是因为他们生存的社会状况不同，诗本身不一样。

之所以这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最近也在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语言的局限性。

同样是“诗歌”这个词，表面上看孔子和柏拉图的观点对立，但是一旦深入它的文化背景中，你又会发现这个对立压根就不存在。语言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交流工具，而这个工具引起的误解和它造成的沟通相比，一点也不少。

其实，对于语言表达扭曲原意，人类一直是比较警惕的。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一辈子没有留下一个字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写作是一场骗局，写作是不可信的，只是娱乐，并且会让人失去本身记忆的能力，变得只能依靠外在的文字符号而非自身的通道去理解知识。

中国的儒家也有类似的警惕性。后世儒家有一些重要的命题，比如“人性”和“天道”的问题，孔子在活着的时候从来不提。

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是这些命题不重要，而是这些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能心授，不能形诸语言文字，一旦写成文字，就会引发误解，脱离原意。那后来写没写呢？写了，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这就是著名的四书之一，《中庸》。

朱熹在注解的时候就说，《中庸》本来是孔子向门人传授的心法，但是子思担心时间久了失传了，没办法才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处境，明知道语言文字会歪曲原意，但是为了交流，又不得不用语言文字。

那统一语言有用吗？没用。统一语言过去能解决绝大部分沟通问题，所以秦始皇才要搞“书同文车同轨”。但是在现代社会，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诗歌”那个例子揭示的，统一语言已经没有用了，是语言背后的语义不能统一。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语言的方言化问题，而是一个认知方言化的问题。

比如，如果你现在说一个词“吃鸡”，有的人认为就是吃一只鸡，有的人就知道那是打游戏。真正的分岔是在背后的认知。

最近我在工作中就有这样的困惑。在跟同事交流很多问题的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场也再三确认，可最后执行出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事后一了解，原来是对某个词、某个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刚开始我还怀疑是不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出了问题。后来这种情况发生得多了，我才知道这不是表达能力问题，这就是“认知方言化”的问题。

为什么商业界那么多大小老板，包括小团队的领导，都经常感慨手下人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不是他们笨，而是即使我们是在干同一件事，但是我们接受的信息太凌乱了，每个人对目标、任务、方法的认知都在飞速地分离。这个过程，就像是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只要稍有阻隔，就会演化出方言，时间一长，互相之间就听不懂了。

更引申一步，这个问题可能也在改变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使命。过去，一个企业完成对资源的整合，主要就是机器设备和人员产品的整合。但是现在，大量创新的使命摆在面前，整合的对象变了，变成了人。更准确地说，是变成了整合人的认知。

所以现在的企业就有两个新目标：

第一，不断创新认知，主动让自己的认知方言化。比如我们公司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只有我们自己人才懂的新词，“投影法”“还原法”“左手一挥法”等等。不是我们保守商业秘密，这些词我们都写在了品控手册里，但是说实话，如果不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想准确理解这些词的意思，还是不容易。

第二，不断在内部统一认知。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就是得天天在一起，天天说、日日讲，像国家推广普通话那样，把最新的认知尽可能地普及到全员。

对外，制造认知方言化。对内，对抗认知方言化。这不是新麻烦，这是现在企业的新使命。有句话说得好，现在一个企业的终极产品，已经不是产品和服务了，而是你之所以能做出这个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别人连抄袭都抄袭不了的背后那一组独特的知识，那一组企业内部共享、且在不断生长的方言化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