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中国文人的世界里，世界万物都被符号化，所有的符号都有无穷的意义纵深，每一层意义纵深，都被拿来和其他意义杂交，编织在一起，形成新的意义。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就称之为典故。

诗歌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我们把这个逻辑再往前推一步，你想过没有，诗歌本身就是个世界？

在中国诗歌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首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主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吵了上千年也没个结果，但是它就是一首很有名的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商隐的《锦瑟》。

历来说李商隐的人，对这首诗总是津津乐道，但是只要追问它的主题，就只能是一通瞎猜。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古典文学的老师就说，别猜了，猜对了李商隐也不能活过来对你点头说yes，恭喜你答对了。这种诗，你就吟诵，感受它的音韵之美就好了。当时我听到这个言论，内心真的是崩溃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多美。这就够了。

其实李商隐还有十几首无题诗，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的那首“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无题中的一首。也是音韵美妙，但是不知所云。其实也不只是李商隐，杜甫的著名的《秋兴八首》也有点这个意思，意义并不那么明朗，但仍然是千古绝唱。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当年那句话还是说得不确切。名作的主题不明确现象的确存在，但绝不仅仅是因为诗音韵美好，还因为它是一个符号网络。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这就要说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了。

其他文化的语言文字基本都是一体化的，就是说，文字是从属于语音的。文字的作用只是为了把语音记录下来。但是中国的文字不同。商代的那些甲骨文，它出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记录语言，从它诞生的时候就是一套带有神秘性质的符号系统。

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字和语音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开始，不是所有的语音都有文字可以记录。反过来一样，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有对应的语音。

我记得有很多这样的甲骨文。其中有一个字，意思是“一个女人出门被毒虫给咬死了”，这么一组意思只是一个字。这个字，当然就没有对应的语音。这样的字，后来消失了，但是类似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一直都有。

比如，你见过那个把“招财进宝”四个字组合成的一个符号吧？它没有对应的读音。当然，也可以发明读音了。比如陕西人吃的biangbiang面，但是这个读音是臆造的，这个字本身就是个符号。如果你看过道士画的符，你就明白这种语言文字分开发展的特点是什么意思了。

当然，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留存下来的符号，都有了读音。但是这个裂缝并没有弥合，中国文化中符号和读音仍然是两个平行发展的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文言文，不是因为我们离古代远了才看不懂，古人要想运用文言文，跟我们现代人一样，也得经过艰苦的长期的训练，他们平时也不那么说话。所以才有白话和文言的分野。

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创世史诗。

古希腊文明有《荷马史诗》，巴比伦文明有《吉尔伽美什》、印度文明有《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是大长篇。但是中国呢，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地，就那么几个字，而且成型还非常迟。

过去，我们都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遗憾，我们没有美好的、长篇的创世史诗。但是，理解了中国文字的独特来源，你就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其他文明的文字都是记录声音的，当然，说书人说多少，就记下来多少，这个说书人也说，那个说书人也说，创世史诗当然就像胡子一样越长越长。而中国文字，一开始就独立发展，有创世传说记下来，也就是寥寥几个字。

那是不是在文学上，中华文明就技不如人呢？恰恰相反，我们发展出来的独特的符号系统，是一棵不断成长的树，后人在一些原始符号上，不断往上叠加意义，不断重新阐释，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语词的、符号的、语言的丛林。

举个**的例子，**就是一种植物，但是中国人一路把“**”这个符号不断演化。到了屈原，一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的品格立即就变得高尚起来；接着，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马上让**有了隐士的品格；再来，孟浩然一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又成了秋天的象征；杜甫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又代表了悠悠岁月；到了晚唐，黄巢的一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又有了冲天的杀气；到了明朝，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的文化意义进一步丰富。

一提起这个**的“菊”字，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瞬间能联想到的符号，几乎是无穷丰富的，意蕴复杂到了极点。

都说外国人学中文难，难在哪儿，就在这里。认字只要记忆力好并不难，难的是，逐步走入这个符号的原始森林。那个深度，是没有尽头的。

在一个中国文人的世界里，世界万物都被符号化，所有的符号都有无穷的意义纵深，每一层意义纵深，都被拿来和其他意义杂交，编织在一起，形成新的意义。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就称之为典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说，“书面语言就是一些符号的纺织品”，这用在中国诗词上，非常贴切。就是像锦缎一样的纺织品，各种原始符号被杂交在一起。

理解了这个过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诗歌到了唐朝就能极盛。那些符号像大树一样，开枝散叶，不断地长，不断地长到枝繁叶茂，到了唐朝，中国文字的遣词造句的表现力达到一个高峰。那为什么唐朝之后衰落了呢？不是文人的创造力衰落了，而是符号意义堆叠到了一个负担太重的程度。

晚唐诗人李商隐，用典故用得已经到了让后来的注释者都受不了。有人嘲笑李商隐，说他作诗就像“獭祭鱼”。什么意思呢？传说，水獭这种动物有一种习惯，经常把捕到的鱼陈列在岸上，像陈列贡品一样。这叫獭祭鱼。这用来说李商隐写诗时，也要把书铺得满地都是，干吗？找典故。所以，后来中国的诗人就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唐后无典”，唐朝之后的事，咱就别当典故写在诗里了，那是谁都受不了的军备竞赛。咱们比学问，就用唐朝之前的典故就好了。

理解了中国符号、语言、典故的这个由来，我们再回头看李商隐的《锦瑟》，你还觉得它的主题不明还是个问题吗？就说其中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短短14个字，其中包含的符号：庄子、庄生梦蝶、庄子所在的楚国、梦境、望帝杜宇、杜宇幻化的杜鹃鸟、蜀国、春天、庄子所代表的清醒、放达、杜鹃啼血的故事代表的愤恨、哀伤。所有这些东西化合在一起，何况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深度。

为什么没有明确主题的诗，就像《锦瑟》也能是好诗？有没有主题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足够繁华富庶的符号丛林，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世界，一个有诗情的人、一个有欣赏能力的读者，就足以在里面流连忘返了。所以一首好诗就是一处桃花源，你在里面可以住上好几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足与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