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的话题是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的着眼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当代中国人面对的形形色色的选择处境确立一个参照物。请注意，仅仅是参照物，不是什么答案。所以我们虽然讲的是古罗马历史，但是我们是抱持着一颗中国心来讲这个故事，我们希望能给当代的中国人一点点启示。当我们把古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放在历史的台盘上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帝国有一些非常有意味的神似之处。比方说，公元前后，凯撒、屋大维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人也没闲着，我们也在搞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王莽的新朝，这王莽搞了个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不管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怎么样，他们随后的历史节奏完全一样，就是在随后的两百年间，东西双方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崛起了两个繁荣、鼎盛、富足、统一的大帝国，那边是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期，这边是东汉帝国，也不错。

可是时光荏苒，日月穿梭，两百年之后你再摊开地图，你趴在地下一听，你就会听到一种不祥之音，在历史深处发出。两个帝国的头顶都开始出现乌云，其实一对比你会发现，也几乎一样。第一，无非是内乱，208年，中国这边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前期政治格局，西晋的时候短暂地统一了一下，随后就是三百年的大分裂。古罗马这边也一样，200年开始由盛转衰，然后就是各种内乱、各种内战，所谓三世纪危机就开始了。这是内部的情况。

外部的情况，这俩倒霉蛋真是孪生姊妹，也一模一样，都面对着北方蛮族的压力。中国这边不用说了，五胡乱华嘛，长达三百年，北方民族不断地南下。这边也一样，北方的蛮族大兵压境，所以这就触及现代的地缘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叫地缘大锤，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亚欧大陆这一片广袤的领土上，它的文明的发祥地通常离海很近。但它内地还有纵深的腹地，在中亚的草原那一带，经常会节奏性地兴起一些草原民族，什么匈奴、柔然，后来的蒙古，虽然文明不怎么发达，但是武力很强盛，随着什么天灾水旱，什么小冰期的到来，他们就不停地像大锤一样，敲击这片大陆的边缘，祸害这些边缘的文明国家。

所以从公元200年开始，东西双方这两个帝国也面对着北方人的压力，内部处境、外部处境都非常相似。可是这个时候，假设我们像一个游泳运动员一样，一个猛子扎下去，过三百年再露头，在泳池的那边再露头的时候，你再两边一看，你会发现，不认识，两边帝国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你看一下古罗马帝国，568年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正式被伦巴第人赶出了意大利半岛。这是东罗马帝国最后一次统一罗马的努力，最后失败。

西罗马帝国早在一百年前，公元476年就已经灭亡了，这边从此陷入了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大分裂，直到今天也没有统一。欧洲其实本来就是罗马帝国，到今天也没有统一。

可是中国这边就不一样，公元589年，也就是查士丁尼皇帝败走意大利的二十年后，隋朝平灭了南边的陈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随后就迎来了盛唐。结果之后一千多年就再也没有大的分裂了，中华文明基本上就以一个统一帝国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问题就来了，为啥呢？这三百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那边就永远陷入了分裂，这边就永远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帝国，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让我们坐时光穿梭机，回到公元200年前后，准确地讲公元211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拉卡拉上台。

他老爹名叫赛维鲁，著名的赛维鲁大帝。赛维鲁这个人一生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到最后算是收拾金瓯一片，给他的儿子留下一片非常稳定、安全的国土。老赛维鲁在死的时候，把儿子叫到床边：

儿啊，为父这一生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现在给你留下这个摊子也是不错的，但是为父有两句好言语要吩咐于你啊。就是说遗言了，两条：第一条，你要善待你的兄弟，兄弟和睦；第二条，你要善待你的士兵和百姓。儿啊，你听明白没有啊？

我听明白了。

那我可以死了吗？

死吧。

死了。

这个卡拉卡拉上台之后，就开始执行他父亲这两条遗言，第一条，一定要对兄弟好，于是把兄弟叫进房间，趁老娘不在，老爹让我对你好，我宰了你吧，把兄弟给杀了。就这么个货。

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要对士兵和百姓好。卡拉卡拉想了大概足足一年，公元212年，他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颁发了《安东尼努斯宪令》，他真名就叫安东尼努斯。这个宪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原来只有罗马人拥有的公民权在全帝国境内，给所有的自由民众开放。

他当年干这个事的时候，确实哪儿都站得住。第一，对于宫廷，他在《安东尼努斯宪令》里边也讲得明白，大家都为帝国做了贡献，那我现在就要让你们共同沐浴在罗马公民这样的一份荣誉之下，所以在道义上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从道理上讲也没有问题。你想，罗马帝国已经兴起了，经过奥古斯都，已经两百年了，很多外地的行省已经罗马化了，无论语言、民俗、习惯，各方面跟你罗马人没有什么区别。那既然如此，公民权就都发了吧。

更何况第三点，你原来的历朝历代的君主，从凯撒开始，甚至更早的君主，到奥古斯都都在这么干，不断地想办法把公民权发给那些作战的士兵、有功的市民、新征服地区的士绅、酋长。所以干脆，那要干咱就干一回狠的，都发了吧。

但是他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忘了两百多年前凯撒的一句话，凯撒说，任何一个导致恶劣的、糟糕的结果的法令，它的初衷可能都是好的。那读者可能会说，你罗胖子是不是把这个普发公民权作为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呢？没错。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一个帝国由盛转衰，因为杨贵妃捣乱，因为安禄山太坏，然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血战，王侯将相之间的政治斗争，甚至一些后宫“甄嬛传”，导致一个帝国由盛转衰。我们通常这样理解历史。

但是我们再来透视古罗马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普发公民权，确实就可以视作罗马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那为什么呢？这就得说说古罗马的公民权是怎么回事。古希腊也有公民权，但是希腊的公民权和罗马的公民权不是一回事。希腊人在公民权上的观念非常保守，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缘观念。什么人能在雅典拥有公民权呢？就是你父母双亲都是雅典公民，那你才有公民权。

所以有一个古希腊著名的执政官，因为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最后他生的孩子都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后来因为雅典公民觉得你实在干得太好了，这样吧，作为一个特别的奖励，才把公民权发给他儿子。所以希腊人在这方面是特别在乎，特别排外。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是被雅典的法庭判决死刑，要喝毒酒吗？老头就是坐在牢里不走。他的弟子说，看守这么松就是要放你走，你走好不好？不走，就在这儿不走。后来据记载，这个老头说，我们都是雅典公民，雅典定的那个法律，也是我同意的。我同意的法律，它判我死刑，那我怎么能不死呢？

所以可以看得出，老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公民权这份荣誉的珍视。

再看后来那个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几乎在雅典混了一辈子，为雅典干了很多很棒的事情，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公知，雅典人对他也是奉若神明。但是就因为他出生在马其顿，他不是雅典人，所以他在雅典当了一辈子的外国人。后来他遇到了跟老苏格拉底一样的事情，被抓起来了，判他死刑。亚里士多德说，跑吧，找个机会就溜了。这就是雅典的公民权概念。

从罗马共和国之前的王政时期，罗马人就会玩这一套，公民权这个问题不是我一家独有的，只要我征服你，那我们来一点，当地的士绅、酋长，请你们到元老院，这儿有一个位子，您坐这儿。所以他在一边征服、一边融合的过程当中，用发放公民权的方式，推动了这个大帝国的融合。

凯撒征服高卢之后，就把当地的很多酋长弄到罗马来，所以后来元老院开会，没有翻译都开不下去，到处是说外国语的，又不会说拉丁文。我在看史料的时候，看见很多罗马皇帝都是这样，他们反复地跟元老院讲，我们一定要开放公民权，我们要吸取古希腊的教训，不能变成一个封闭的帝国，我们要让外面的人、新征服地区的人看到希望。

罗马皇帝到元老院去演讲，开头第一句是一句格式的话：元老院的开国父老和新晋绅士们。这句话就说明元老院随时随地都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更不要谈罗马人的公民权了。

所以到奥古斯都，也就是屋大维时期，公民权的发放作为一项制度，已经被固定了下来。当时罗马的军队分成两种，一种是罗马人的正规军，正规军之外，还有一些辅助兵。辅助兵就是由行省，包括新投靠的野蛮人，这些人构成。奥古斯都就跟他们讲，好好干，弟兄们，有奔头，我们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怎么留呢？好好干，二十几年、三十年后，我就发你们罗马公民权。这些人一听，这么大的好事，于是就踏踏实实、忠心耿耿地干。所以发放公民权一直是罗马社会在上层和下层、罗马和外邦之间获得一种社会流动性的非常优秀的办法。

到了卡拉卡拉，他想，这个办法太好了，既然前人都这样干，那咱就来一个彻底的，咱就都发了吧。可是要知道，把公民权普发之后带来的恶果就是发放公民权带来的那个好处，就是罗马社会获得流动性这个好处，因为普发公民权又丧失掉了。

任何一个制度，当它把锁扣打开之后，引发的那个逻辑链条会哗啦哗啦往前走，是不可逆的。就像一个小男孩，小时候把家里闹钟给拆了，你会发现拆一地零件，理论上还能拼得回去，你有那个本事拼回去吗？卡拉卡拉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打开了这个锁链，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连锁反应，首先税制问题。不要以为公民权仅仅是权利，什么叫公民？公民是负有责任的，我们培养一个现代公民好难的，因为他自治的精神和公德心，每一个公民本质上都是有一套税制来配合的。当时的罗马公民交两种税，第一种叫遗产税，5%；第二种叫奴隶解放税。

仔细研究这两个税种，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它本质上都是自愿交税。奴隶解放税啥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奴隶，干得太好了，忠心耿耿一辈子，这样的人我愿意给你自由身。那罗马政府就说，你给他自由身，给我们这个城市增加了负担，因此要交城市扩容费。那么，你既然要做好事，给奴隶自由身，你就要交这笔钱；你不愿意交这个税，那我就不解放奴隶。

第二个税叫遗产税，这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个遗产税。罗马人的遗产税，近亲继承遗产是不交税的，比如说我罗胖子死了，我一看，哎呀，申音同志还是不错的，我愿意把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交给申音。政府一看，你俩又不是亲戚，你凭啥给他呢？我就是跟他关系好啊，我愿意给他。那不是近亲，你就交税，这是5%的遗产税。所以如果我不愿意交这个税，那就不交，遗产税的本质实际上是临死前对自己喜欢的人和机构的一种捐赠。这两个税制本质上是由公德心来催发出的税制。

而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不是交这种税，他们交10%，就是交他们当地行省10%GDP，交给罗马中央，就完了。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税制。可是普发公民权后这两种税制怎么定位？总不能说罗马公民也去交那个10%的行省税吧？那哪叫什么普发公民权呢？是剥夺原来公民的公民权，所以它只能倒着来。普发公民权，所有的人都按原来的罗马公民一样，交遗产税和奴隶解放税。

可是要知道，这种自愿交的税，由公德心作为它的底座的税种，有那么好普及的？外省人没有那种文化，甚至没有那么多奴隶。原来不用交10%的税了，交税这事自愿，那我还是省点吧，所有人都把口袋捂死。卡拉卡拉一想，那不成啊，我吃什么呀？我这中央得收税。这么着吧，涨点税，从5%的遗产税涨到10%。那罗马原来的公民也不干了，说凭什么？历朝历代都这规矩，缴5%，您交10%，那我不交了呗，我交了我也没有荣誉感，大家都是公民，凭什么我们罗马人交？我们吃饱了撑的呀？所以我也不交了。

当时社会上你不交税，等于你就不捐赠，不捐赠你就当不了官。罗马人说，那就不当好了，不就是不做贡献，我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我为什么要做贡献？所以卡拉卡拉因为引发了罗马人这种荣誉感的崩溃，很快就被军队给弄死了。

原来好好干一辈子，能拿一个罗马公民权，尤其是那些辅助兵种里的，现在无所谓了，干一天是一天，干好干坏一个样，看皇帝不顺眼，弄死就算了。因为罗马皇帝跟我们中国人的皇帝不是一个概念，他没有那种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没有那种东方式帝王的威势。那无非是大家拥戴你，你就当皇帝；不拥戴你，看你不顺眼，搞死你就算了。

最后能够乱到什么样？简单说三句，就是罗马人没了荣耀，外省人没了奔头，军队没了底线，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导致公元212年，《安东尼努斯宪令》出来之后，一直到戴克里先上台，这中间七十三年古罗马帝国换了二十二任皇帝，其中只有两任得以善终，其中一个还是病死的。那剩下二十个皇帝怎么死的？都是被禁卫军给弄死的。所以皇位已经变成一台绞肉机了，谁坐到那上面，用不了几年或者几个月，就不得好死。因为用中国古代史的一句话，叫治军如弈棋，禁卫军想让你，就是棋子，想把你吃掉就吃掉，想给你将军就将军。对于一个皇帝的职位来说，这七十三年暗无天日。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奥勒良，奥勒良这个人不得了，武功鼎盛，他继位的时候国内已经是一片分崩离析了，埃及又出现一个埃及艳后，已经独立了，西班牙也独立了。但奥勒良就有本事用四年时间把全国再归一统，等他办完了到罗马的凯旋仪式之后没几天，他周边的将军突然闻听一个传言，说这个皇帝要弄死我们，对我们不放心。因为确实不放心，你说已经杀了二十个皇帝，谁能放心？要弄死我们，那这样吧，咱先弄死他吧。就在他军功鼎盛、四年之后再次统一了罗马之后，就生生被这帮将军给弄死了。

弄死之后怎么办？谁都不当皇帝，我有病啊，我当皇帝，我上去让人弄死。元老院商量了五个月，没推选出一个皇帝来。最后大家说怎么办，都不当，最后看塔西佗这个人不错，熟悉世界史的人知道，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塔西佗，没错，这个塔西佗就是那个历史学家的后人。

这个塔西佗也老了，非常老，大家说，就你当皇帝合适。塔西佗说不，不干，不干，太危险，推辞了。后来大家就劝，你这么大岁数，你又活不了多长，你就当呗。塔西佗说也是，我这个当一任皇帝，而且我活不长了，你们也不必弄死我了。所以他当了一任皇帝，果然履行了自己用生命承诺的诺言，很快就死掉了。这是因为老，才保住了一条命，得以善终。

你说，一个帝国玩成了这样，还怎么往下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