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王的地位当然就开始出现大逆转了，原来是人上人，后面他的地位简直就是阶下囚。明代的藩王如果你长到一定的岁数，对不起，一定要就封国，你必须要去到你那个地方。
一旦去了之后，对不起，你就再也不能出来了。首先，如果要进京，就必须要报告，国家、朝廷要认可你才能进京。而且还有一条，二王不得相见，说我们都是兄弟，一个封在河南，一个封在山东，好近的，我们兄弟俩见一面，不行，二王永远不许相见。
而且，你当上这个王，他一般都在城市里面当这个王，如果你出城，比如说扫个墓，给你爹上炷香，这种事一定要报给地方官，如果不得地方官的许可，你连出城给你爹磕个头都不允许。你说春天来了，我要搞个春游，对不起，必须上报，如果地方官没看住他跑出去玩了咋办？地方官要承担连带责任，后果很严重的。
如果是年少的藩王，还在北京，就坚决不允许你出北京城，你说我既不住北京，我也不住城里，我住乡下好了吧？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10天之内必须有三次要到最近的府城，到地方官那儿去画卯，说我人在，我没走远，我没干什么坏事，这才行。
这不就是犯人吗？原来地方官在他们面前是唯唯诺诺，现在地方官就是他们的牢头禁子，是看他们的。
还有一些规定，就更是匪夷所思。比如说，王府里面可能会用一些文人，陪自己下下象棋，当当清客、帮闲什么的，可以用文人，但是必须只能用落第的秀才和落职的知县。说白了，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当中，只能给你用一些Loser，稍微精英一点的人你都不能用。
还有一些规定就更有意思了，藩王不允许喝酒，除了自己生日那天，不允许喝酒。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喝酒又不碍事。后一条规定，你就知道它什么原因了，不准给人赏赐银两，如果要给下人赏赐银两，你必须到地方官那儿去备案，你才能赏，而且这个案子一直要报到皇帝那儿。
这两个约束条件放在一起，就是任何你有可能培植私人感情、私人势力的事，都不能让你干。明朝后来的皇帝防范他的叔叔、兄弟、堂兄弟、堂叔叔，居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藩王们没事干，只好去生孩子。那个制度就在激励你生孩子，因为国家给俸禄，而且什么都不让你干，因为你干任何职业都可能脱出这一套管束系统，只好花钱把你养起来。
国家花钱怎么花？它肯定是按人头花，这个级别的一个月给多少钱。那我作为一个藩王，我算得过账，一定是越生孩子挣得越多，那生儿子就变成了他的职业，甚至变成了一个产业。
你琢磨这个道理，因为你每生一个儿子，按照级别，国家发一份钱，生两个，国家发两份钱。可是养两个孩子的成本可不是一个孩子的一倍，越多生，那个边际效应就越高，这个账哪个藩王都算得过来，他们又有钱，身体又好，又有闲，什么事没有，孩子就越生越多。
多到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明代中期，就是明孝宗弘治年间，弘治五年的时候，山西的地方官把喜讯报到中央，说我们老朱家真能生。有一个住在山西的庆成王，居然生了96个孩子，有163个孙子和510个曾孙子，整个庆成王府如果加上老婆、小老婆、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媳妇，一千口人，那底下的下人真是没法叫，一千个小主，你说这怎么伺候得过来？
当然这个庆成王还不是最厉害的，后来还有一个庆成王，是他的子孙，更厉害，儿子就生了一百多个。整个庆成王府如果要搞什么典礼，说儿子都来给爹磕个头吧，那排队磕头都磕好半天。而且兄弟之间很多互不认识。
到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时候，庆成王就彻底糊涂了，这一大家子我哪儿认得出来？而且这帮小王八蛋还经常冒领钱粮，比如虚报岁数什么的，干脆申请国家派人来给我数数，我这个府里到底有多少人？藩王们就这么能生。
据晚明的徐光启统计，明代的藩王数量，每隔30年就翻一番。有一些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每隔30年就翻一番，这两百多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
可想而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给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后来的皇帝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也不想养活这么多人，但是没有好的办法，只有两招。第一招，就是随便找一个借口，把你废为庶人，这总算给国家财政减下那么一点点担子。
那第二招，就是默认这些王府在民间去兼并土地。到明末的时候，变成了遍地皇庄，到处丰腴的土地都让这些王府给占据了，民间的老百姓贫无立锥之地。明末农民战争就是因为陕北的一次灾荒，所谓小冰期，然后就席卷全国，全国糜烂，就是因为老百姓太惨了，土地都让皇帝家人占去了，这是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就更惨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像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如果打下一个城市，目标是谁？当然去抢王府了，王府到处都有，里面肯定有钱，而且里面的人像猪一样，他们也不读书，也不上进，从来没出过城，给他地图他都不知道跑，这样的人太好抓了。每攻下一个城池，老朱家的子孙就会惨遭屠戮。
到最后清军入关，再对这些老朱家的子孙再一次屠戮，可以说朱元璋一开始算定的两件事情全部泡汤。第一，靠藩王拱卫中央，最后变成了中央无所不用其极地防范这些藩王。第二，他想对子孙好，但是最后把所有的子孙一百多万人全部养成了一窝猪，被全部拉到了屠宰场，这就是明成祖朱棣搞靖难之役，在理论上给大家推演的逻辑结果。
所有这一切的最初根源就是明成祖朱棣造了一次反，当了一次皇帝，得到了一次本不应该得到的成功。于是兵分两路，首先一朵恶之花在他自己内心里绽放，最后把他自己变成了一只野兽。
第二，这朵恶之花也在国家制度层面绽放，有一个恶的制度，你就必须发明一个更恶的制度来解前面的毒。而一旦一味药解了毒之后，它本身变成了毒，那就再也无药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