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论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女性到底是受益了，还是受损了？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既有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益的女性，也有受损的女性。只是，受益的女性是极少数精英，而受损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特殊资源的大多数普通人。前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青云直上；后者却被迫在同样待遇下增加劳动强度，否则连以前的待遇也不能保证。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女性分裂为精英和大众。但是我必须及时指出：精英，是极少的精英；而大众，是绝大多数的大众。

出现在保守逆流派眼中的总是这些处于时代风口上的精英女性形象，他们才有如此怨念：“老子吃亏都怪这些女人！”这无非是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已。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女性到底受益了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也不是（YES AND NO）。

第一个回答：“YES”。

原因在于，女性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种选择。可以结婚，可以单身；可以生育，可以丁克；如果婚姻不顺，还可以离婚；结婚、生育之后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工作方式可以是正规就业，也可以是非正规就业；可以从事综合职，也可以从事一般职；通过劳务派遣，也能找到工作——女性有了这种生活的多元化，任何选择都不再包含特殊意义。并且与过去相比，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歧视和偏见。

一提到“选择”，很多读者会立即产生一种“违和感”：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选择。的确，生育离职不是因为“不想工作”，而是想工作却根本不被允许工作；参加劳务派遣或者打零工不是因为“喜欢”，而是根本没法成为正式员工。持如此看法的女性不在少数。不过在另一方面，的确有女性“结婚前不想工作”，也有数据表明，当被问到“想不想成为正式员工”时，有些女性派遣工和临时工的回答确实是“不想”[1]。女**方式的多样化究竟是女性选择的结果，还是社会强制的结果？这确实是个难题，如果硬要回答的话，“两者兼有”才是最准确的答案。

过去，一些女性无法适应正式员工朝九晚五、需要加班的工作节奏，只能辞职。与那时相比，现在有了折中的“多样工作方式”——又叫灵活就业（Flex Labor），这么看来，生活的选项确实比过去更加丰富。不仅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用人单位用“结婚离职制度”“生育离职制度”“30岁离职制度”[2]之类手段千方百计地将女性在短期内赶出职场，而现在的女性是职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战斗力。

增加生活方式的选择不仅意味着能够选择某个选项，而且意味着不会因为选择这个选项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在，离婚和不婚的女性数量比以往大大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女性开拓了一条不结婚也能生活下去的崭新道路，更是因为伴随着这种选择的污名化情况已经大大改善。10年前，离婚的女性被视为人生失败者，而非婚女性被视为“不合格产品”。现在，即使包含“失败”或“打叉”等负面表达，人们也能大方地说“我就是败犬”或“我可是打过一个叉的人”（离过一次婚的人）。这不仅是因为选择如此生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更是因为社会对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