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像嵌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楔子，很可能将其一分为二、破碎瓦解。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对于非既得利益群体也有相同效果。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于前者来说是威胁，对于后者来说是机会。前者是“老爹”和“老爹预备军”，而女性归属于后者。对于目前仅仅因为“是个女的”就被歧视的女性来说，新自由主义给她们增加了更多选项，提供了更多机会。

我之前阐述过，新自由主义对“男女共同参画”政策来说具有亲和性。新自由主义政权试图让有能力的女性像男人一样工作，让没那么能干的女性也能成为“好用的”一次性劳动力。它推行鼓励女性就业的政策，而一部分女性劳动者的确欢迎这样的变化。

一方是站在时代风口上的新势力，另一方是生活在立足点崩塌的恐惧之下，既得利益岌岌可危的旧势力……不难想象，后者会对前者抱以怎样的嫉妒和怨恨。没落的男人们因改革失去了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而成为新贵的女人们因改革获得了新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男女共同参画政策的推进，失势者开始“攻击女性”。以坚持自我的女强人为象征的女权主义自然就成了攻击目标。这些女性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胜利者。她们不婚不育，无须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在综合职岗位上与男性拿着同样的薪水。她们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女性。即使她们准备结婚，那些低收入男性也不会进入她们的法眼。她们轻易离婚，不生孩子，加剧少子化，破坏日本家庭制度的传统……总之，她们是众矢之的。

特别是步入21世纪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下，男性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攻击女性”现象也变得越发激烈。此时，逐渐成为攻击目标的就是“以年轻男性的牺牲为代价，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益的女性”。女性刚刚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攻击就如潮水般涌来，这无疑是一种反动，一种保守逆流（Backlash）。

在海外，伴随着女权主义的传播，保守逆流也如影随形地出现。苏珊·法露迪[5]于1991年出版了《保守逆流：对美国女性不宣而战》（伊藤由纪子、加藤真树子译，新潮社，1994年）。这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也曾在美国发生。可以说，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迟到了20年，那么保守逆流也将迟到20年。这也意味着日本的女权主义同样迟到了20年，直到21世纪初，女权主义的影响力才被社会察觉。从保守逆流（攻击女性）的出现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女权主义已经被社会公认为一种势力，其力量已经大到无法被无视的程度。逆风是实力之证。虽说如此，女权主义也绝不可小觑对手的实力。

“攻击女性”不是保守（conservative），而是反动（reactionary）。二战后日本最优秀的保守派思想家江藤淳曾有言道：“保守是无言的思想。”这是因为保守主义是维持现状的思想，是抗拒改变的态度。维持现状的最好做法，就是无为。四处散播肤浅言论的保守主义者到处都是，而江藤先生这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面对他们只能苦笑。那些新兴的保守主义吹鼓手认为保守主义的危机已经降临。他们自觉已被逼到万劫不复之地，因而大声疾呼，试图守护旧有的价值观。

这种危机感的存在与否，是区分保守与反动的标志。顾名思义：反动反动，又反又动。他们在既有变化的刺激之下活动起来。这些人怀着身处劣势、背水一战的危机感。他们不是守旧派，而是“新保守派”，是比保守主义者更极端的“反动”势力。

此时此刻，女性就是最顺手的攻击目标。女性们不仅是乘风而上的新贵，还有国策“男女共同参画”傍身，仿佛保守派的法宝——日之丸大旗都被她们夺取，披在了身上。

面对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以及在其中维护现有体制的政、商、官的权力复合体，新保守派绝无胜算。而“女强人”在时代浪潮中狐假虎威，是在改革中受益的弱者。因此，新保守派瞄准女性这个目标，重拳出击。不向真正的强敌发起挑战，而是找来软柿子捏个够，这就是他们的剧本。

从前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个完全基于妄想的剧本。第一，女性真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吗？这非常值得怀疑。第二，女权主义绝不可能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第三，“女强人”中既有女权主义者，也有持其他立场的人；既有李逵，也有李鬼。这个妄想的剧本包含着一种对“多管闲事、不守妇道的碍眼女人”的朴素爹味反感，这种反感无非是一种很容易引起朴素共鸣的不讲道理的负面情绪。

新保守主义者搞错了真正的敌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了女性机会，而不是女性自己将他们的利益夺走。这一事实的背后是席卷各国的全球化大潮。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各国适应全球化大变革的战略之一。既得利益不保的“输家”会怨恨获得新机会的“赢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真正应该攻击的是推进改革的政界、商界和官僚界的社会精英。这种该出手时不出手的现象，正是丸山真男[6]提出的“压抑转移原理”在起作用。

弱者面对无法战胜的强大对手，就会产生“怨恨”这种负面情绪（顺带一提，面对势均力敌或者实力更弱的对手，相应的负面情绪是“愤怒”）。当负面情绪被绝对的权力差距压抑，无法表达时，人们就会寻求出口，向更弱者撒气，这就是所谓“压抑转移”。因此，在旧日本军队中，将官欺负士官，士官欺负士兵，士兵欺负文职人员，乃至把慰安妇当成出气筒，如此递进，弱者挥刀向更弱者。

谈到丸山真男，就令人联想到一位网评人赤木智弘[7]。赤木凭靠《想把丸山真男暴打一顿——31岁，自由职业者，愿望是战争》一文一举成名。他就是在“社会差距拉大”的煽动下成长起来的“失落的一代”评论家。他叫嚣战争、全民皆兵以弥合差距。这些“妄想”在爹味充斥的群体中颇受关注。他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个31岁的日本男人，比起那些在日外国人、女性和因为经济复苏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我应该更受尊重。如果社会右倾化，无论你是自由职业者还是无助的贫困劳动者阶层，都能重获做人的尊严。”[8]

他的观点是国家主义、排外主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大杂烩。以种族、性别、年龄决定地位的属性主义原本和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水火不容，但新自由主义不仅孕育出这种不满情绪，还能反过来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