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性别平等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他们想让女性成为劳动力。

原因是少子化。在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25]下，很容易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必然短缺。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用女性劳动力来弥补这一不足。

1989年有一场总和生育率骤降的“1.57冲击”。此前，总和生育率在丙午年（1966年）曾一度下降到1.58。这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孩会克夫。信不信由你，但是这一年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大幅下降。在20世纪的日本，育龄的青年男女竟然还有这种迷信思想，实在不可思议。而在第二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正常水平，这证明了1.58的总和生育率的确是因为迷信而人为避免生育的结果。

然而，生育率在此后逐年下降，1989年降到1.57，低于战后最低的丙午年。这个数字把政商两界都吓了一跳，因此被称为“1.57冲击”（见图1-1）。

此事一出，各大经济团体[26]立即表示担忧。很快，在1991年《育儿照护休假法》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劳动基准法》所保障的产前、产后假期最长为14周。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期是只有部分公务员才能享有的特权。这部法律赋予了所有民营企业雇员休满一年产假的权利。

育儿假期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女性劳动者的夙愿。孩子出生后到1岁期间是哺乳期。其实，只要克服了哺乳期的难关，女性就无须辞职。但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女性为了哺乳而含泪中断职业生涯。女性劳动者早就要求制定育儿假期制度，但她们的呼声犹如石沉大海。可是，一直对女性呼声充耳不闻的经济团体突然被“1.57冲击”搞得狼狈不堪，慌里慌张地推动了《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出台。这次冲击的强烈程度可想而知。

图1-1　历年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月报》

围绕着《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制定，社会各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起初，该法案仅仅保证劳动者可以休假，但休假期间完全无薪。雇主们的理由是“No Work, No Pay”（不工作就不支薪）。育儿假期补贴少得可怜，仅相当于休假前工资的30%的福利还是从失业保险中支付的（后来增加到50%）。同时期，瑞典等福利发达的国家有提供休假前工资80%的福利的“父母保险制度”。日本福利水平之低，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虽然不是事事如意，至少有了育儿假，女性可以不用辞职了。这对女性劳动者来说依然是个好消息。只要有一年后重返职场的希望，即使是育儿期最艰难的日子，女性也能安心度过，而不会有那种前途无望的闭塞感。

另一个问题是，男性是否应当取得休育儿假的权利。雇主们认为，育儿假的目的是保证母亲在哺乳期正常休假，因此没有理由给不能喂奶的男性假期。但是，有些母亲没有母乳，也有些孩子是靠奶粉长大的。除了分娩和哺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女性能做男性却不能做的事情。因此劳方主张应当给男性以休育儿假的权利。再加上有些预测认为，即使允许男性休育儿假，也很少会有男性真正行使这一权利，故而雇主们同意在此让步。事实上，在这部法律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只有两名男性真正休过育儿假。这两位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即便是现在，日本民营企业中男性劳动者休育儿假的比例也只有2.63%（2011年）。正如雇主们预测的那样，给男性休育儿假的权利并不影响他们挣钱。

在1991年以来持续的经济衰退中，女性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最近，想要在育儿期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女性重返职场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早，即使当时孩子还很小。与此同时，不能进入保育所而只能排队等号的所谓“待机儿童”也在增加。

孩子的数量明明在减少，而保育所依旧不足，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因为即使孩子数量减少，如果想上班的母亲数量增加，那么对保育所的需求也会增加。幼稚园只开园半天，这样就无法满足希望上班的女性的需求。为了容纳这样的“待机儿童”，政府一直在放松相关管制。政府放宽了以往严苛的保育所设立标准，为增设提供便利，并允许企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最近还在构想一种结合了保育所和幼稚园的长时间育儿机构“儿童园”。

那么，保育所真的是“一切为了孩子”吗？幼稚园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早教场所，而保育所是厚生劳动省管辖的福利设施，两者的设置目的完全不同。保育所是为了照顾因父母的事务而导致“无人照管儿童”的日间保育设施，重点是确保儿童安全，兼顾其饮食、睡眠等，不包括教育职能。这就是为什么保育所的入学审查仍然需要“母亲的就业证明”，这是为了证明申请人是一个本应专心照料孩子，但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亲。一直以来，被送到保育所的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这种刻板印象，像阴影一样笼罩在母亲和孩子的头顶。而相应地，幼稚园的教师则以“幼儿教育专家”的身份为荣，反对将幼稚园与保育所合并成“儿童园”。

日本保育所的开端是过去的电电公社（现在的NTT）[27]的职场托儿设施。这一设施的设置目的，本来是避免电话接线员这种宝贵的熟练工人因为孕产而离职。因此，电电公社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托儿设施，允许女性在休息时间哺乳。从这个角度看，保育所原本是确保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而儿童福利政策是次要的方面。

既想让女性工作，又想让女性生育……日本的家庭政策的管理对象已经完全从全职家庭主妇转向职场妈妈。“WLB”（Work Life Balance），即工作生活平衡政策，就是这种转变的象征。这是一项女性友好政策，还是一项儿童友好政策？规定“支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WLB，从其推出的目的上来讲，它是一项劳动政策，是一项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但仅仅是这些基本构想，也都根本没有实现。

未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途径，不仅要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还要促进人口的社会增长。实现前者是提高生育率，增加孩子的数量；要实现后者是引进外国人劳动者。日本政府之所以急于推进女性就业政策，应对少子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商两界都不愿意采取后一种选择。让女性既工作又生育，就是这些官僚财阀的如意算盘。

这一盘算背后的现实是，日本女性主要从事的职业，恰恰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中移民劳动者在从事的职业。我想在本章最后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如果与移民劳动力普遍涌入的其他发达国家对照来看就会发现，日本社会的性别差异机制与其他国家的种族差异机制十分类似，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同。

作者注

[1]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民间智库组织。《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发布于1972年的一篇报告式经济学著作，探讨了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原文中标注格式为[1]的均为作者注，见各章节末页。）

[2] 1987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领导内阁进行日本国有铁道（国铁）的分割和民营化改革，将原来的国铁拆分为6个“旅客铁道会社”和1个“货物铁道会社”，并将拆分出来的经营实体全部民营化。

[3] 英国在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国有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负担过重，经济活力不足，英国陷入滞胀：财政状况恶化，劳资纠纷频发，社会不满丛生……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病”。

[4] 劳资协调路线（労使協調路線，労資協調路線）指劳动者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协作，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在最终的收入分配中享有更多的份额。

[5] 日本的年金制度即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加入者共分为第一号、二号和三号三个种类。第一号被保险者是自营业者、农民、学生和无业人员等；第二号被保险者是企业职员、国家公务员等；第三号被保险者是全职主妇（主夫）。成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的条件是“年收入未达到130万日元，且是第二号被保险者的配偶”。前两类被保险者都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而第三号被保险者无须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其养老金由其配偶加入的年金制度负担。

[6] 指日本的战争罪行的善后问题，包括领土归还、战争赔款、受害者补偿、战争谢罪等事宜。

[7] 该法规定《君之代》为日本国歌，“日之丸”即日章旗为日本国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实行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法西斯统治和军国主义体制，国旗、国歌都带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日本在战败之后，国旗、国歌虽然没有更换，但是升国旗、齐唱国歌不再是国民的义务，而这一行为也成为反战进步人士与保守右翼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支持性别平等的人士，往往也是反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反思战争，促进民主化的进步人士。

[8]　2003年东京都教委出台了《国旗国歌法实施通知》（『国旗国歌実施通達』），并依据该《通知》对“职务命令违反者”进行处罚。受到处分的教职员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虽然判处东京都一方败诉，但该《通知》仍在实行。大阪府大阪市计划中的教育基本条例也有强制升国旗、唱国歌的内容。

[9] 东京都教委的《通知》指《关于在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等仪式中升国旗、唱国歌的通知》（『平成15年10月23日15教指企第569号：入学式、卒業式等における国旗掲揚及び国歌斉唱の実施について』）。

[10] 日本学校的毕业、入学典礼都在春季举行。

[11] 石原慎太郎（石原 愼太郎，1932—2022），日本右翼政客，1999—2012年任东京都第14—17任知事，他在任上推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猪濑直树（猪瀬 直樹，1946— ），日本作家、政治家。

[12] 大泽真理（大沢 真理，1953— ），日本经济学家、性别学家。

[13]　大泽真理、上野千鹤子《对谈：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的目标·立法前的里里外外》（「対談　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のめざすもの　策定までのウラオモテ」），收录在《上野千鹤子对谈集：谈到激进……》（『上野千鶴子対談集 ラディカルに語れば…』，平凡社，2001年）。最初发表在《女性设施期刊5》（『女性施設ジャーナル5』，財団法人横浜市女性協会編集，学陽書房，1999年）。

[14] 燕尾晨礼服是日本政要的西式正装，下文的羽织袴是和服中的男性第一礼装，二者都是极为庄重的礼服。

[15] 指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16] 日本官方认定，20世纪70—80年代朝鲜在日本本土和其他国家绑架多名日本公民。

[17] 《教育基本法》是规定日本教育基本原则的法律。目前实行的《教育基本法》是于2006年在国会通过的。此前实行的旧《教育基本法》颁布于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该法的修改主要涉及删去“宪法所确定的……”相关内容，加入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尊重传统文化、热爱国家乡土”等内容。

[18] 女性中心（女性センター）是日本地方政府自主设置的为女性服务的综合设施。设立的目的是“解决女性的问题”“提高女性的地位”“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对女性的所有问题进行信息提供、咨询、研究等事务。据目前（2022年 3月）日本男女共同参画局的官方介绍，也有地区称其为“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19] “邮政选举”指2005年的第44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此前参议院否决了日本邮政公社民营化法案，而众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因此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解散了众议院，进行改选。在选举期间，小泉纯一郎领导的自民党宣布不再提名支持邮政民营化的党内反对派参选议员，改为提名党外的竞争候选人，由于自民党提名这些候选人的目的是使反对派落选，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刺客”。自民党提名了很多女“刺客”，有名的有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20] 原文是バックラッシュ（Backlash），该词在广义上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在这里特指父权制反攻倒算、反对女权主义的逆流。

[21]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部分第五条（a）款。

[22] 日本企业的职务类别人事管理制度（コース別人事管理制度）将员工分为“综合职”员工和“一般职”员工。综合职是管理、技术岗位，有更大的晋升空间，而一般职只是综合职的辅助。详见本书第二章。

[23] 详见第四章“等待结婚的女性”一节。

[24] 胜间和代（勝間 和代，1968— ），日本女性作家、评论家。林真理子（林 真理子，1954— ），日本女性小说家、随笔作家。这两位都是日本知名的“精英女性”。

[25] 总和生育率，英文为“total fertility rate”（TFR）。总和生育率为15～49岁（育龄）女性各年龄段生育率之和，相当于一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通常，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

[26] 经济团体（経済団体，Economic organization）是雇主、企业主结成的团体。日本的主要经济团体有“三团体”，分别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

[27] 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简称“电电”，日本国营的电信企业。1985年民营化，改制为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为核心的“NTT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