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士培训结束后，我向连长汇报了培训情况，同时还向他申请学一门专业技术。当时连长问想学什么，我说我想学医疗，连长就眉头一皱，说：“我们现在没有名额了，医疗兵都在位，我没有办法派你去。”我马上就说：“那我学通信行不行？”连长跟旁边的副连长简单碰了一下后，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秘书处的士官敲门进来朝连长点点头，连长就对我说：“通信兵还有名额，你要是想去的话，下星期就要出发。”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想抓紧时间学一门专业技术，好拿着这个资质去考GCP，因为考GCP时，有特别的专业资质是可以加分的，在同等条件下入选概率更大。

自从进入军团，我就一直想学医疗，因为我妈是医生，我从小就习惯了药瓶、注射器和白大褂，自己也觉得学医疗有天然优势。但是大家都想学医疗，这是一个不管在哪里都用得上的专业，工作时间越久经验就越丰富，价值就越大。但一个班里最多只能有一个医疗兵，只有在他要离职或者调动的前提下，部队才会安排新人去学习，所以班里的医疗兵从来都不缺。

我如果要学医疗就要等，可能等到第二年也不一定能等来，所以只能选通信，因为通信是除医疗外GCP最需要的专业。

比起热门的医疗，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学通信。

首先，学到的军用通信技术只在相应的部队有用，到了地方上就没有用了。因为军方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设备不一样，程序也不一样，且保密性极高。其次通信兵的工作很辛苦，日常训练和作战都比一般人背负更重，电台、备用电池、备用天线等各种装备都要自己背，体能上非常遭罪。

晚上也睡不好，睡觉的时候还要戴着耳机或夹着电话，从耳边海量的即时命令里筛选出有关本部的，并做出反应。别人犯一个错，可能最多只是被班长骂一顿，但是你记录错一位数字或者漏过一个命令，便会导致军事损失。通信无小事，是不允许犯错的，所以压力非常大。

但通信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学，首先法语要达到三级。外籍军团的法语考试一共分三级，三级是最高水平。

外籍军团里各种各样的培训很多，不同的培训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也不同，评定一个士兵的法语水平，通过他以前获得的那些专业证书就能得出结论。连长只要翻一翻档案，看一看我都接受过什么培训，便可以评定出我的词汇量和应用水平。我觉得这比考卷评级更科学，只是需要的考试时间更长而已。

军衔也算是语言能力的证明，在外籍军团只有法语水平达到二级才能成为骨干，班长的法语水平起码要超过二级，否则当不了。

所以一个人的法语水平到底是几级，大家心里都很有数。

当通信兵除了要求语言要达到三级，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也都要比普通士兵优异，因为通信属于保密领域，通信兵工作接触的很多资料和信息都是机密。

2008年9月还没过完，我连下士军衔都没来得及领到手，就被通知去4RE参加卡车培训。

这次去4RE我不只要学习开卡车，按通知中的计划，卡车学习结束后，我还要继续留在那里进行四个月的通信兵集训。也就是说，我需要一直在4RE待到第二年2月，才能返回科西嘉岛。

这两项学习都在第四外籍军团，那里是新兵和各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中心。

周六一早我坐上轮船便出发了，坐船跨过地中海，再坐火车，周日下午终于到了地方。

脱下礼服换上运动装，我睡了个大觉才卸下一路的疲惫。

醒来后，我便起身去饭堂旁的餐吧吃东西。出门却发现路面是湿的，原来我睡着的时候外面下了一场小雨。9月底的卡斯泰尔诺达里在雨后也有些凉，往餐吧去的路上，还要偶尔跳着越过路面上的积水……

整个营区一点儿都没变，每一个角落都还是那么的熟悉。

卡车培训很简单，唯一有些难度的，是卡车的蛇形倒库。

一开始我特别谨慎，但后来坐在副驾驶上的教官不耐烦了，干脆帮我踩起了油门加速。我情急之下虽然紧张，但转起方向盘来却也更加准确，结果连一个标记墩都没碰。

那以后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倒车速度快了好多。

理论培训的内容就是机械原理和保养常识，挤出一切时间死记硬背一下就都记住了。

一周后，轻松完成了卡车培训。随后便马上转场去通信集训队报到。

当我拎着行李来到CIS值班室时，值班的那个下士长张嘴便用粗暴的口气问我：

“什么国籍？”

“中国人，下士长。”

“哪里来的？”

“2REP。”

“来这里干什么？”

“通信兵培训，下士长。”

“什么？”

的确，中国人在2REP当兵的很少，学通信的更少。

“通信兵培训，下士长。”

“OK，今天是周五，你明白吗？周五没人来报到，因为星期天下午所有人才来，所以你星期天下午再来，明白？”

“但……我住哪里？”

“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住酒店。”

“……”

“你有钱不是吗？中国人和伞兵不都挺富有的吗？”

从这句话中能听出，他认为我当伞兵纯粹是为了钱。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那我路过大门口的时候，是不是要跟值班军官说清楚我住酒店的原因，他才会放我出去？”

“……”

这个下士长除了没猜到我是来自2REP的、没猜到我是来学通信的，也没猜到我居然会说法语，而且还会用法语威胁他。

于是他一边嚷嚷着“见鬼！”一边用他们国家的语言打了个电话，听起来好像是东欧国家的语言。

打完电话后，他指着墙上的小盒子对我说：

“OK，看见那把钥匙了吗？红色的，对，上面有房间号。然后，星期天下午之前不要再来打搅我，OK？”

“谢谢下士长！”

“哦……见鬼！”

从值班室拿了钥匙，我径直去了房间。

后来我发现他无论跟谁说话都是这种口气，真是个怪人。

我自由自在地在屋里连睡了两天大觉，睡醒就去餐吧吃东西，回来后就洗洗衣服、听听MP3，真是舒服极了。

到了周日下午，我再去CIS值班室报到，这回值班员换成了一位中士。中士倒是挺利索的，三言两语就给我讲清楚了集训安排，也向我介绍了连队的洗衣房、餐吧、办公室、时间规定、注意事项等，他是位很有礼貌的东欧人。

但在那中士跟我介绍的时候，我却一直在想：周五下午的那个下士长哪里去了？不应该是他值班吗？

从当天晚上一直到周一早上，我都没再见到那位下士长。

从各个部队来集训的学员们陆陆续续到齐了，7点多，全团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们这些人就落到了集训队的两名下士长手里。

幸运的是，这两个下士长都比较文静，一个瘦高，说话慢吞吞的；一个矮胖，思维和眼力极其敏锐。但两个人也有相似的地方，都戴着眼镜，只不过高个子戴的是老花镜，矮胖子戴的是近视镜。

四个月的训练，一半时间学理论，一半时间实践，这一年的圣诞节我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学员有20多人，一个排的编制，人员来自外籍军团的各个部队，分为两个班，零基础班都是来进行通信兵培训的普通士兵，高级班的学员原本就是通信兵，现在承担的大多是器材管理或网络架设等高级别工作，基本都是士官。两个班吃住在一起，不在一起上课，课程内容也不一样。

我在零基础班，主要学无线电通信，从老设备到新设备全都得学。有些老设备甚至是二战时期的，因为在有些落后的地方，二战的设备还在用，所以我们都要会使用。

四个月的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报务，这是最难学的；第二阶段是话务，这是训练的主要内容；第三阶段是信息传输，学了一个星期左右，内容特别简单，主要是收发邮件、处理信息。

报务是收发电报，话务差不多就是打电话，信息传输是用计算机收发邮件信息，有卫星邮件、电台图片、电话数据。

教官都是外籍军团专门搞通信的下士长，都是十几年、二十多年的老兵，有的服役甚至近30年了，搞了一辈子的通信。

老花镜下士长负责通信器材课。最开始的几节课，他教给我们的全是老花镜一般的古董设备，连晶体管的都有，甚至还有一台像自行车脚踏轮一样的人工发电机。无论在丛林里还是沙漠中，你都可以一边用两脚蹬着它，一边靠它产生的电流发报。

报务员要学莫尔斯电码，由一位爱说话的下士长负责教我们，但他在课堂上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的交流对象是电脑、耳机和电键。

这个阶段学了一个月，非常累，特别痛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莫尔斯电码课超级无趣，每天从早上一起床就是四件事：用耳听、用笔记、用眼看、用手敲。到了晚上，为了让大脑熟悉电码的音节，大家都是听着莫尔斯码的音频入睡的。

甚至连放假外出，我们几个学员为了背代码，便约定相互交流时不准说话，只能用手指敲击。以至于有个周末我和一个学员去图卢兹，火车上的人一路都用心领神会的眼神看着我俩：一会儿他偷偷地拍拍我的腿，一会儿我摸摸他的肩……

为了学习，尴尬也没办法。

我们管负责天线课程的教官叫“天线”，他是我们集训队里的牛人，也是通信兵里的牛人。他也是下士长，已经当了二三十年的兵。“天线”是巴西人，性格很豪爽，嗓门也大，工作时相当敬业，不工作时酒不离手。据说集训队开学第一天，他没和二位“眼镜下士长”一起出现，就是因为周日晚上喝多了。

听说“天线”把窗户外面晾衣服的钢丝绳换成两条天线，加上一台可能是从“老花镜”那里弄到的旧发报机，一顿修理后，便每晚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发莫尔斯电码和他那远在巴西的老婆电报聊天。

莫尔斯电码由于电波简单，相对传输距离比较远，所以老下士长就省了电话费了，如此看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老婆很重要。

估计“天线”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位整天醉醺醺的下士长，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但我能做到给我一根天线，我可以联系到这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女人。”

集训队的同学“小东西”，是个20岁不到的法国人，长得像小孩一样。每次听到下士长说这句话，他就在边上小声跟我嘀咕：

“那也要所有女人都会发电报，不是吗，吴？”

“那也要所有女人都会计算天线长度，不是吗，吴？”

“那也要有女人理他，不是吗，吴？”

在军队里学东西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想要得到好成绩就得榨干自己的时间，包括吃饭、睡觉、上厕所。

需要掌握的莫尔斯电码非常多，国际明码、特殊符号、北约简语，甚至还有通信兵之间的行业“黑话”，比如敲击ZZZ，就代表着“啤酒”。其实要掌握它也不是太难，只不过想做到更准确、更迅速、更清晰，才会不那么容易。

莫尔斯电码只是由二十几个字母、10个数字、几个标点符号，还有几个缩写组成的，全世界的莫尔斯电码加起来，也就是100个符号左右，因为它太简单，所以才实用。

学莫尔斯电码凭的不只是勤奋学习，还得靠个人天赋。

报务员的工作虽然入门时很难，但是只要摸清规律后，工作就简单了。

考试是按照一分钟必须完成多少个字的翻译，和一分钟必须发出去多少个字码来考核。如果达不到标准，是做不了报务员的，同时准确率也要达标。另外，还要学电台的保养，以及怎么使用才能让电台的寿命更长、质量更好。

每天都不用等老师说开始上课，一进报务室我们就把耳机一戴，拿来一张纸、一支笔，开始边听边练，水平都是自己练出来的，因为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刚开始几天可能大家都差不多，但五六天以后，脑子比较灵活的，或者在这方面有天赋的，速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到最后的时候，有些人的听力差不多能达到一分钟百字以上，甚至一分钟200字符的水平，听力能达到一分钟百字的水平，发报的水平就能达到一分钟200字或者300字。

到最后一个月，我们的手已经开始在抖了，因为只要我们眼睛一看到纸上写着数字或者字符，就想把纸上的信息发走。

发报的时候不能太快，太快了对方来不及抄收，尤其在特殊环境下，比如说正在打仗的时候，或者非常寒冷，冻到手发抖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手指尽管可以做到速度飞快，但发报时依然要放慢，就为了尽量让对方听清楚。

电影中，那种用两根手指通过莫尔斯电码传递情报的方式是非常难的，一个单词如果有五个字母，我的手指就要动十几次，甚至二三十次。一句话里面有若干个单词，前后要动一两百次，谁的脑子能记住？除非缩写。

我们通信兵之间有暗语，也有很多全世界通用的缩写。比如说英文字母U，全世界熟悉莫尔斯电码和熟悉英语的人，都能猜到这个“U”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You”。但在军用代码中，它却代表着“Urgent”的意思。因此，懂莫尔斯不是仅会收发电码就可以的，还要懂对方的语言。

外籍军团里面也有三个字母“ZZZ”，形状很像三条闪电，是非常紧急的意思。发出去之后，不是外籍军团的人，哪怕就是法国正规军的人看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才被用作暗语“赶紧送啤酒来”……

在海洋上用的莫尔斯电键还不一样。陆地上的是一个按钮，一根手指头在上面敲，但这在船上是不适用的。因为船随着海浪上下起伏，如果在浪大的时候那样敲，那一下本来应该短，结果浪大船一晃就长了，所以船上的莫尔斯电码发报机是左右摆动，报务员是用拇指和食指左右拨动的。

在海上，军舰和军舰之间通信时为了防止被窃听，他们有时会用灯光来沟通，让那个灯闪一下快的，闪一下慢的，就和莫尔斯电码一声长一声短一样。

学报务的时候，还要学信息加密，就是在数字里面掺数字。在正常的莫尔斯电码基础上，给每个数字后面都加一个1，或者给每个单词的中间都加一个A，这就是最简单的加密。

我们都有一个加密手册，上面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使用什么样的加密方式，加密的规律是什么。

比方那个加密手册，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一个月份。今天是1月31日，我发信息时就必须用1月的操作流程来对信息进行加密。

当对方收到信息后，由于时差问题，对方那里已经是2月1日，如果用2月的解密方式就解不开密码，还要用1月的来解读。这种加密方式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在正常信息里掺入令人产生混乱的信息。

对方收到信息后，会对照着手册，对照时间地点应该采取的解密方式，再用铅笔把加字符给划掉，剩下来的就是真字符，把它们拼接起来，就是信息的内容。当然这种方式早就过时了，学它也只不过为了解加密基础原理。

军队有自己专门的通信系统，指挥官指挥作战、通信兵收发邮件都在这个系统上进行，如果有人弄丢了一台电脑，就会把整个系统的硬件重新加密。彼此不在同一任务下，也就不在同一个通信网络内，但即使在同一个通信网络内，用同样的硬件设备，都读不出来彼此的信息。

想读出另外一个通信网络里的信息，必须通过他们的DDI进入他们的网络，但在他们的终端设备里面也是受限的，级别低的硬件读取不了级别高的信息，只能读到和他的安全级别相同的。

所以DDI比电台重要得多，如果弄丢了那个盒子，是要坐牢的，弄毁了都没事。弄丢一个密匙，相关网络的所有密匙都要重写，甚至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影响。

那个盒子我们是用铁链子拴在身上的，在密匙上和电台上都有一个清零按钮，如果我要被敌人俘虏了，只要按一下按钮，密匙和电台里所有的数据信息就全部被清零了，敌人可以缴获一部电台，但这部电台没有一点儿价值。这些纪律是在我们学习时就跟我们宣布过的，大家都知道。

密匙如果丢了，必须第一时间报告，他所在部队的信息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清零。

这是现代军队中的基础通信和保密方式。

话务不学有线，因为无线的发展和战场环境的改变，在我们这类部队里有线通信几乎被取代了。

这四个月的通信兵训练也有被淘汰的，但是比例很低，就一两个，还是他自己不愿意干了，因为太枯燥。

通信兵培训是国家级的，结业的时候发徽章不发证书，但是会记录在档案里。

高级班学员里有一个来进修高等通信的中士，是中国广东人。周末时，我经常和他一起坐火车去巴黎。

他年纪比我大，军衔比我高，通信技术比我好。他的技术等级是士官级别。我叫他“九斤”。

九斤的体型特别壮实，一点儿不像广东人，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说：“你明明长得像个东北大汉啊，路上碰见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是南方的。”

“我从小就这样，生下来时足足有九斤重，把我爸妈都吓了一跳。”

“啊……九斤？！”

“嗯！”

在外籍军团，中国人与中国人间的交流都跟好朋友一样，再加上九斤性格沉稳善良，所以我就那样叫他了。

九斤每次把我带到巴黎，都会请我去他家吃饭。

他和妻子都是来法国留学的，后因学业和经济问题，九嫂便在巴黎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九斤为了能让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便放弃学业来外籍军团当了兵。他这样做，一方面有了工资养家，可以供九嫂上学；另一方面，九嫂作为军属也能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

在九斤家吃完晚饭后，一般我会住进贝尔维尔的一个家庭小旅馆。不是因为唐人街热闹，而是旁边有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品店，只有两条街的距离，走过去大概5分钟。那会儿我给自己定了每月500欧元的装备预算，这也就是我工资不少却始终没钱的原因。

在巴黎，通过九斤我又认识了一个中国中士老闫。老闫就在4RE工作，他家也在巴黎，所以老闫每周末都会开顺风车往返1500公里于部队和家之间，因为顺风载人算下来会比买火车票便宜点儿，偶尔还能赚到钱。

老闫跟九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很有经济头脑，不像九斤那样拮据。他的书架上都是文学书，也经常跑去大山里徒步。但两人是很好的朋友，久而久之，我也成了老闫的朋友。偶尔九斤周末不回家，我就蹭老闫的车一起去巴黎。

四个月的通信培训转眼就过去了一半，眼看圣诞节就要来了，部队计划要在圣诞节前搞一次全团演习。

演习将持续一个星期，整个4RE的人员全部参加，对于通信队来说，这也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果和实操能力的好机会。

我和一个罗马尼亚士官被分在CIC的连长身边，负责保障连部上下两层通信网畅通。分给我的工作并不复杂，给连长背电台，给我的搭档打下手，架天线，在电台前值班、跑腿、抄电报、背电池或军粮等，主要是些体力活。

到了周五下班后，九斤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家，我和老闫都留在部队为下周一开始的演习做准备。我估计这次演习自己的负重将史无前例，电台、附件、备用天线、电池、水、食物、睡袋、衣服、帮宝适……我那个老背包不可能容纳得下，网购也来不及了。

周六，我借用了老闫和他的车去图卢兹买背包。在图卢兹找了一整天，终于在宜动的仓库里找到了个满意的，SABRE60-100， 360欧元，款式介于民用登山包与军用背囊之间，而且刚好是个绿色的。还顺手收了个帐篷，科勒曼Rigel X2， 140欧元。

晚上从图卢兹回来，给车加满油，接着就开始为演习做准备。

我心里还是蛮紧张的，毕竟是进入通信专业以来的第一次实操，而且培训才进行了一半，好多东西还没学，自己是否应付得了？要是搭档受伤了或被假想敌打死了怎么办，他的工作会不会全落在我头上？

周一到了。

早点名的时候，法国人小东西没有出现，他以前也是整个周末经常不在，这次只不过是点名早，他还没回来。

直到出发，小东西都没出现。我不知道队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所有人都在四处奔走着领取武器弹药、安装设备、测试通信，等我再想起小东西时，已经坐在编队出发的吉普车上了。

演习在风里雨里开始后，没有人再提起他。

我跟另一个通信士官搭档，负责连部的通信。

由于是随指挥部行动，所以我们比那些睡在风雨中、泥浆里、灌木下的战士要相对暖和些。不过通信兵的“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睡眠，因为耳朵还要24小时听着电台里的消息，所以只能算是打个盹儿。

背着电台行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被CIC连长牵着的牲口，永远在他身后或两旁走，距离最多一米五，因为他手里始终都攥着电台上的电话，而电台背在我身上，那根电线扯出来刚好一米五。

刚开始我没有经验，总是走在他身后，过水沟时连长攥着电话一个飞跃，我就直接被拽进了沟里。钻树丛的时候，经常走着走着我俩就同时被树挂住，因为遇到树时他往左边走，我往右边去，走路的速度快，根本没时间反应，无数次我被毫不留情地拽回来，所以背电台其实也是一门技术。

掉了几次水沟，撞了几回树，就有经验了：开阔地上并排走，小树林里绕身后……已经编成了顺口溜。

过大坑时一定要把连长手里的电话要回来，这是经验，若电话还攥在他手里，无论怎么走都会摔一身泥。

爬坡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好在爬坡时不会打滑，所以只要背着几十公斤的东西，拼了老命地跟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的士官搭档稍微轻松些。他背的是内线电台，有独立完成通信任务的能力，所以电台背在他身上，电话也拿在他自己手中。他要做的工作，是把连长的命令在电台里跟各个班长、排长重复一遍，或者把电台里各个班长、排长的请示向连长重复汇报一遍。

我背的是外线电台，接收的全是高层指示，再加上我标准的中国式法语口音，所以连长才会随时都把电话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

因为不愿意松开手中的电话，搭档还与一个比他军衔更高的士官发生了矛盾。

那位老士官是留尼汪人，当时的军衔比搭档高一级。他是上士，搭档是中士。

他俩在经过一个大泥坑的时候，坑下面一步三滑的老士官看见坑上边的搭档，便叫他伸手拉大家一把，但搭档当时没伸手。

老士官爬上来后，批评搭档不能及时向战友伸出援助之手，搭档辩解说：“右手是枪，左手是电话，难道还有第三只手去拉？”老士官却觉得想拉怎么都会有办法。

搭档觉得很委屈。毕竟被上级当众批评了，他边走边低声地跟我发牢骚：“还GCP呢，素质真差！没想到GCP里都是这种人！”

这时我才知道留尼汪曾是GCP的人，后调到了4RE负责士官培训。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搭档的话，毕竟一个是现在的搭档，另一个是自己在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

经过几天的摸爬滚打和饥寒交迫，搭档既没有受伤也没被假想敌打死。我也成功地做了一周的牲口，充分体会到通信兵特有的苦头。

冬雨中的演习总算快完了，部队以长行军形式陆续回到营区，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湿漉漉的，脚上沾满了泥巴。当我驮着大包走进营区时，衣装整洁的哨兵向走在我前面的连长敬礼，为了回礼，连长才顺势把一路攥在手里的电话还给了我。

回到宿舍，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热水澡，第二件事是擦拭武器装备。

正在这时，小东西却突然出现在了宿舍里，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所有人这才想起了他，满屋子瞬间开始起哄：

“哦！兄弟！”

“兄弟你还活着？”

“你去哪儿了！”

“见鬼！你去哪儿了？”

“你真够走运的！看看我们！哈哈。”

一脸难受的小东西刚想解释什么，从门外进来一个下士长——就是我来报到时让我去住酒店的那个下士长——朝我们大吼一声：“闭嘴！”

房间里一下安静了下来，大家一个个边擦枪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收拾东西！快点儿！”那位下士长朝小东西吼道。

后来我才知道，演习前的那个周末，小东西在城里喝得不省人事，回来后被惩罚，在电报车里打了一个星期的电报，基本上没睡过觉。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大部队回来后，这事立刻就被知道了。吼叫小东西收拾行囊的下士长，就是团里专门负责管理禁闭人员的“狱警”，难怪他只要一开口就那么粗暴。

我来报到时在值班室遇到他，估计他是来串门的，真正的值班员可能去上厕所了，那件事只能说是我的运气不好。

我考进GCP一两年后，即2012年前后，演习中跟搭档发生矛盾的留尼汪老士官又回来了，一度还成为我的组长和GCP的代理指挥官。我们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