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莱利-史密斯

如今，人们往往将十字军运动与意识形态冲突联系在一起，而与其相关的形象与话语恰是十字军运动的对立面，如“圣战”，常常使人想到许多暴力事件，其中一定涉及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或近东地区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军事冲突。事实上，黎巴嫩的马龙派信徒，其教会在1181年就已经与罗马合并，但他们始终都对西方人在东方定居时期怀有感情，他们的历史学者称那几百年的历史阶段为“黄金年代”。在欧洲，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言论时常带有某种伤感的色彩，虽然人们也能感知到其他与十字军相似的特征，但这些情感（在上一章中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往往与十字军的原始思想相差千里。如今战争神学的发展态势相当惊人——这曾在历史中巩固了十字军运动的思想——甚至得到了复兴，尤其在拉丁美洲，即基督教解放运动中的尚武派。

所有以基督教的名义，为积极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均部分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与某一特定的宗教或政治体系相关，或是某些政治事件所致；其之所以正当，乃是由于它与上帝的密切联系。上帝对人类的意图因而与事件的成败有着紧密的关联。一些对基督教的暴力行为持辩护态度的现代人，他们认为上帝的愿望与其政治事业有关，将这一事业称为“解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上帝的确出现其中，他便是那个“解放者”，是解放思想最充分的表达，或者说“解放”作为一种思想，是上帝赠予人类的一件礼物。为了维护上帝意图的完整性，扫清阻碍其发展的障碍，如果唯一的方法是动用武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符合上帝的想法的。就这类出于上帝意愿的暴力行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必须身兼某种道德责任。这也刚好能够解释以下两起事件的发生原因：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1973年的报告中指出，联合会中的一些下设机构成员坚称，在某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是具有道德必要性的。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这位哥伦比亚神父兼社会学家，同时也是解放运动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辞去了他的宗教职位，随后加入游击队，并在1966年2月被杀。据说他曾有过这样的言论：“一个天主教徒若不是改革者，那么他便形同罪人。”这一言论的真实性可以通过他在1965年8月的声明中得到证实：“革命不需要谁的容许，它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一种义务，因为这些人将革命视作唯一有效且影响深远的道路，从而使全人类的爱变为现实。”

在爱的驱使下所开展的改革运动，成为托雷斯的文章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毫无疑问，仁爱是他行事的动力，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深沉的。在1965年6月，当他发出辞职声明的时候，参与暴力行动的念头想必已经在他脑中酝酿了许久，他写道：“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改变我们国家的僵化局势，我们才能让人类真正拥有彼此互爱的能力……我已志愿加入这场革命中，因此，我的部分工作便是通过彼此互爱的方式，教导世人上帝之爱。我认为，不论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一名教士，或是一个哥伦比亚人，这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凡是见证过托雷斯爱的力量的人，都非常支持他，而他的死也对这些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一位游击队首领而言，“托雷斯将革命战争这一科学概念与深奥的基督教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对他而言，革命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有效渠道；而他所宣扬和实践的基督教，不仅是对穷人、受剥削的人与受压迫的人无限的爱，还是对解放战争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一位阿根廷神父曾说：“上帝便是爱，而我希望成为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人；然而，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爱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我而言，卡米洛的死意味着，我将用我一生的精力，去粉碎这个根植于阿根廷的主奴关系的恶瘤。我会同那些奴隶并肩作战，同人民一起战斗。我不会以精英导师自居……而是一个充满诚意的参与者。我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指指点点，我要感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挫败以及他们的狂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便不能算作人民的一分子，也不是上帝的子民，更不能被视作手足之情的信徒，因为这些均代表着爱的含义。”为了回应这种十字军一般的殉道行为，一位天主教神学家将卡米洛·托雷斯同“那些最纯粹的、最高尚的以及最真诚的基督教倡导者与殉道者”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人讨论道，在这场革命（虽不见得一定是暴力的形式）中，不应只对受到压迫的人施以仁爱之心，对那些压迫者也当如此，因为这是为了将他们从罪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一讨论使人回想起人们对讨伐异教徒进行辩解时所采取的传统做法。

如果说神圣的暴力行为（在这个案例中便属于军事起义）重新登上了基督教舞台，那么那些在十字军运动时期便已存在并存活至今的机构，却一直都对这类行为持反对态度。当然，马龙派信徒以及亚美尼亚人的合并教派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与宗教骑士团之间的联系都是间接的。对于他们而言，许多天主教会的主教职位是徒有虚名的。这些宗教骑士团大约有26个，如宣道兄弟会（Order of Preachers），又名“多明我会”。它们早已改变了原有的功能，甚至到了难以辨识的程度，如西班牙的几个骑士团。虽然如此，有两个骑士团始终未改其当初的面貌，而它们与十字军运动的界限也非常明确，即便作为现存的骑士团机构，它们的发展路径也十分不同。首先便是耶路撒冷、罗德岛与马耳他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简称“马耳他骑士团”。该骑士团与在十字军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罗德岛，还是在马耳他地区）的医院骑士团是同一个骑士团。

拿破仑在1798年攻占了马耳他岛，在此之后，士气低落且不名一文的骑士团便开始逐渐变得分崩离析。其海外领土慢慢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开始自行其是，这些领土最终陷入混乱之中，而混乱的始作俑者是一批由俄国沙皇保罗一世（Paul I）遴选出来的骑士团成员。保罗一世自然成为骑士团团长，然而，他既未宣布就职，也不是天主教徒，更没有宣誓禁欲。教皇默认了保罗一世的团长身份，不过这样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保罗一世遭到暗杀之后，该骑士团以极其不稳定的形式维持了近30年，直到1834年在罗马设立大本营为止。这个骑士团经历了缓慢的重建过程，将当初的野心（在一块独立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力量——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的确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过一座希腊岛屿，而阿尔及利亚在19世纪30年代也有发展成为一个骑士团国家的苗头）抛诸脑后，并逐渐恢复其救死扶伤的原始功能，一开始只是在教皇国，后来向全世界波及。虽然骑士团在册的成员人数相对较少，但有10,000多名天主教徒同他们有联系，这些天主教徒为骑士团的一般信徒成员。

天主教徒也与其他骑士团有联系，但这些联系都没有那么直接。这些骑士团便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四个分支，它们都属于新教团体，而并非罗马教会旗下的骑士团。它们是在联邦德意志议会以及瑞典、荷兰与英国王室的资助下获得合法地位的。在这四个分支中，有三个起源于勃兰登堡辖区，它们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勃兰登堡分团——简称“圣约翰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瑞典分团以及圣约翰骑士团荷兰分团。勃兰登堡辖区原属医院骑士团领地，后逐渐演变成一个新教徒团体，并在宗教改革期间与其他骑士团断绝关系，并与马耳他政府还保存着遥远的联系。第四个分支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神圣骑士团，该骑士团起源于法国骑士团分支的一次尝试，1827年，法国骑士团分支试图在伦敦市场筹集一笔资金，组织一支小型海军。这支海军从英国出发，前去援助希腊人抵抗土耳其人以获得独立的运动。等到准备回国的时候，这支军队在爱琴海获得了一座岛屿，而这座岛屿则可以作为收复罗德岛的一块敲门砖。此后，所有当初为这项事业投资的人，以及所有雇佣军的官员，都成了马耳他骑士。但由此产生的英国圣约翰骑士团却并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虽然如此，它所从事的各种善行——其中便孕育了后来的圣约翰救伤机构，却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认可，她在1888年将其作为皇家骑士团接管了下来。

另一个存活下来的十字军机构便是条顿骑士团，其大本营位于维也纳，自1923年起，这个骑士团的成员已经全部是教士了。在另一个地方也能找到该骑士团的残余势力，即条顿骑士团乌得勒支辖区。就像医院骑士团的勃兰登堡辖区那样，乌得勒支辖区也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转变成了一个新教团体。

这些残存的势力在基督教的慈善机构中都非常活跃，它们有的从事教士工作，有的负责照顾老弱病残。它们常常将讨伐异教徒的运动与对病人的护理工作结合在一起，这充分展示出在中世纪思想中战争与护理之间的亲缘关系，正是这样的传统能够让它们在褪去尚武光彩的同时，仍然保有其原初的根性。从它们在当今社会的活动中，我们仿佛能够听到某些中世纪的回声，那回声似乎在证实着十字军运动的本源，即它是出于“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