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只细瓷茶杯，外壁有金色花纹，当我因为顽皮把它碰落地下以后，发出一声脆响，立刻碎成许多“指甲盖”，而迸飞门边的把手，让我觉得很像弯屈的小拇指。

“哦嗬，这下不成套了！”陈伯伯望着地下的碎片，乐呵呵地说。

坐在他对面的爸爸没有责备我。稍停了一下，就继续跟陈伯伯聊天。

那是在北京北新桥陈伯伯的居所里，当时他还没有接来家眷，一个人独居。那一年，他大概刚刚五十出头，而爸爸四十八岁，我呢，十一岁。

记忆里这一点非常清晰：那是一整套精美的瓷器，放在一个很大的礼品盒里，那放在餐桌上的礼品盒是在爸爸带我去做客时，陈伯伯才将其打开，嘱咐保姆取出茶壶和三只茶杯，将其洗净，沏上香茶，先来使用；其余的，好像还不止是茶具，应该还有碗盘什么的，都还搁在盒子里，而塞在瓷器当中防止互相磕碰的大团纸丝，被掏出来的部分，还没从盒盖边清走。

那套瓷器不是爸爸带去的礼物。应该是另外什么人送给陈伯伯的。爸爸和陈伯伯互相拜访，从不带礼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懂得，从这样的非常琐屑的细节，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一般的交情。陈伯伯竟然对我碰落跌碎昂贵的细瓷毫无愠色一笑了之，爸爸竟然并不以为应该对此礼节性地致歉也懒得责备我几句，这说明，他们相聚交谈的快乐，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

陈伯伯名陈晓岚，上个世纪初出生在四川。他的老家跟爸爸妈妈的老家离得很近。他们相识相交得很早，属于青春期的朋友。爸爸妈妈大约二十岁出头结婚，一年后生下我大哥，那是1925年，爷爷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去了，后婆婆对爸爸妈妈非常不好，等于是把他们扫地出门了，爸爸直到1926年才终于有了稳定的职业，可以把妈妈和大哥接去共同生活。那么，有一段时间，妈妈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哥，借住在离沙滩不远的一条胡同里的陈伯伯家。那时候陈伯伯在沙滩北京大学（俗称“红楼”）化学系读书，他比爸爸妈妈先一步结婚，是老家的父母包办的，他到北京读大学，是带家眷来的，所谓他家，其实是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租的房子。他的妻子，1925年早于我大哥生下了一个女儿。我1942年才出生，对于1925年的事情，很难想象。陈晓岚夫妇自己有襁褓中的婴儿，却不怕麻烦累赘，接纳一个朋友的妻子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加入自己的生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多见的吗？我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以我懂事以后的六十多年的生活阅历，还找不出相近的事例。伸出援手，予人温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往往心有余力不足的事。但遥想当年陈伯伯家对我家的帮助，竟是力未必足而心竟有余，“古道热肠”这个语汇，被他们的行为阐释得无以复加。

回忆往事，涉及童年阶段，我行文习惯称爸爸妈妈，到进入青春期后，则多愿以父亲母亲谓之。大约1983年，我已不惑，年近八十的母亲住在我北京劲松居所，谈及当年陈伯伯陈伯母的种种事情，记忆犹新。她说1919年5月4日那天，她跟着自己所在的女子中学的队伍，也走向了街头，在街上，迎面见到一所男子中学的队伍，一眼瞥见了陈晓岚——那时他课余常到我爷爷家去——在队伍中举着竖长的标语纸旗，穿着长衫，跳着脚高声领呼口号。后来陈伯伯考上北京大学，虽然主修化学，但对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都有兴趣，他常去听李大钊的课，有次他听完课，来到什刹海北岸我爷爷家，那时候我亲婆婆还在，一大家子人，我父亲，我姑妈，我母亲（那时还未和我父亲成婚，属于童养媳性质，但我爷爷婆婆待她如亲女，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有感情）……陈晓岚把课堂上从李大钊那里听来的新鲜议论，学舌一番，兴奋得不行。1920年，李大钊就在北大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陈晓岚入北大后参加了小组的活动。那时候，陈晓岚还写诗，正如我父亲青春期尝试写长篇章回小说《铁兰花》一样，他们沉浸在为社会变革献身，以及将才华化为美文的**之中。母亲说，陈晓岚最不开心的是，他妻子是个小脚妇女。你现在读一些明代、清代的诗文，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意识，是以小脚裹成“三寸金莲”为美，男人对女性的欣赏，往往会体现在把玩“金莲”上。但辛亥革命后的知识青年，则以“金莲”为丑为耻。陈晓岚曾推心置腹地跟母亲说：“你嫂子（指他原配妻子）没读过书，这还好弥补，可是她没有你那样的天足，如何弥补得了？天演（指我父亲）命甜，我命苦啊！”到1925年我母亲带着大哥借住到他们家时，母亲就发现，陈大嫂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弄妥一双塞好棉花的天足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金莲”穿进去隐匿起来，但走起路来，还是无法呈现“天然状”，为此陈大嫂常对母亲长吁短叹，母亲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

母亲借住在陈家的那段时间里，陈伯伯仍然是个政治情绪浓酽的热血青年。他曾被军阀逮捕，报纸上刊登出标题耸听的新闻，把陈伯母急得不行，但很快被保释了出来。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在1919年“五四运动”军阀政府逮捕学生后，挺身而出，营救被捕学生，待学生全部被释后，毅然辞去由那政府任命的校长职务。当然后来由于蔡的威望及北大师生的通力挽留，他又继续担任了下去。那以后北京大学有学生因政治行为被捕，蔡元培仍出面营救。但陈晓岚逐渐冷静下来。他减少了政治活动，抓紧了专业修炼，对文学艺术也由染指变为旁观。母亲不记得听他表白过什么，但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最后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于以实用知识和科学技术来服务国家，使其繁荣富强。他1927年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在寇顿工业学院学成先进的造纸技术，1933年他学成回国，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一座颇具规模的造纸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候西方烟草公司在中国大肆推销洋烟。有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希望能生产完全国货的香烟，但苦于中国自己生产不出需要很高级技术的卷烟纸，是陈晓岚通过反复实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中国有了从烟叶到卷烟纸全部国产化的香烟，得以跟洋烟争夺市场，并频频告捷。

陈晓岚从德国归国后，把家安在了上海，自己来往于上海和沪杭线上的纸厂之间。这期间资本家分给了他工厂股份，他也成了半个资本家，经济上更加富裕，他的发妻和两个女儿不仅衣食无忧，可以说过上了很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晓岚把妻女留在上海，自己到了四川大后方，在乐山附近的一个大造纸厂任职。他归国以后一直和我家保持联系。说来也巧，我二哥在抗战胜利后，在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学习，恰是学的造纸专业，而陈晓岚作为兼职教师，在抗战时期曾到乐山技专授课，后来他知道老朋友刘天演的二儿子学造纸，非常高兴。二哥刘心人回忆，抗战时期生活十分艰苦，工农业生产都遇到很多困难，拿造纸来说，那时候国土一天天沦丧，进口纸浆不可能了，四川本身的森林资源又十分有限，但国难当头，纸张的重要性不亚于枪炮，特别是学生们不能中断学业，要印教科书，要有练习本，怎么办？是陈晓岚，开发出稻草造纸的路数，以低成本、高产出，提供给社会一种虽然轻薄黄脆，却足可印制教材、用以学习的“抗日纸”。

我对陈伯伯开始留下鲜明印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的时候。他常来我家，一来，就待上一整天。他那时五十五左右。俗话说：“男子五十五，胜过下山虎。”那时的陈伯伯身板挺拔，浑身洋溢着阳刚之气，总理着小平头，浓眉大眼，笑声爽朗，每次来做客总穿着质地优异做工精细的皮夹克，脚穿颜色相配的高级皮鞋，实在不是恭维，其虎虎生气、风流倜傥，赛过电影明星。那时他心情舒畅。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得到重用，被任命为轻工业部设计院的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还被安排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一项令他开心的事，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和造纸厂老厨师的孙女儿，一位美丽的姑娘，产生了爱情，就纳其为妾。他很怕解放后这事影响他的前程，没想到新政权对他那样的人物的这一“旧社会遗留的家庭问题”并不加罪，他并不需要跟在上海的原配离婚，只是担负起原配和前面两个女儿的生活供给，自己在北京和所爱的女人过起稳定的婚姻生活，连续生下了三个儿女。因为定的级别工资很高，大约有三百多万人民币（这是旧币值，折合新币有三百多元）——那时一般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有的还不到三十元——因此不少人知道后都有“天文数字”之叹。再加上，他解放前在造纸厂有股份，解放初仍按时分红，公私合营后，还有定息，经济上的强大，使他供养两家人不觉吃力。

当下的社会里，人民对官员富商“包二奶”深恶痛绝。这种正义感是必须支持的。但解放初虽然通过并推行了《婚姻法》，在一部分中共干部和统战人士中又确实呈现了复杂的婚姻状态。那时候有位剧作家岳野创作了一部话剧《同甘共苦》，由孙维世执导搬上了舞台，表现的就是一位革命干部（舒强扮演），离开家乡包办婚姻的妻子（刘燕瑾扮演），穿越战斗的风云，在革命途程中和一位知识妇女（于蓝扮演）自由恋爱，共同生活，解放后他重返故乡，打算跟原配离婚，却发现那农村妇女已经在当地的革命进程中成长为一位可爱可敬的基层干部，于是，他和后来的恋人都陷入了两难境地，两位妇女之间也发生了许多难以避免的心理碰撞。这部戏最后表达了一个引出激烈争论的主题，就是人们应该对革命引发的这类人的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复杂局面，持宽容与互让的旷达态度，强调大家朝前看，同甘共苦再奔前程。《同甘共苦》没演多久就演不下去了，因为它确实有悖于《婚姻法》的推广。但我眼前的陈伯伯却把与上海原配大太太和北京后娶爱妻的“同甘共苦”，一直活生生地持续着。

那阶段陈伯伯来我家做客，总是自己一个人来，从未带那位年轻的妻子和孩子来过。不消说，我母亲从情感上，是完全倾向上海的那位陈大嫂的。她们共同生活过啊。当然，陈伯伯总自己一个人来，也未必是因为害怕携新夫人来会引出我母亲的不快。他来，除了跟我父亲聊天享受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打牙祭”。那时候尽管陈伯伯收入不菲，但钱都归他的新夫人掌握，据说每月发给他的零花钱，仅仅二十元。那位新夫人的厨师爷爷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巧厨难为无料炊，新夫人为自己和孩子们前途计，必须储钱备荒，在伙食上十分俭省，对陈伯伯算很优待了，每顿饭专为他提供一份肉食，但陈伯伯嘴馋，哪里能够满足？于是，那阶段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我家，而我母亲，会在厨房里忙上几个小时，烹制出一满桌的佳肴，令他大快朵颐！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当中的休会日，陈伯伯也会来到我家。母亲就笑他：“你那会议餐厅什么好吃的没有，怎么还来这里？”他就老实回答：“原材料自然都属上乘，做出来确确实实没有你刘三姐的那么香啊！”母亲并不谦虚：“那个自然。我有秘法哩！”但母亲的秘法烹制，往往要用很长的时间，她会从午后做起，直到晚上七点左右才能开宴。我那时常常心里暗恨陈伯伯，都是因为他来，弄得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还不能开饭，有次陈伯伯似乎看出了我的烦躁不耐，就乐呵呵地说：“今天有两位最高级的厨师啊，一位是刘三姐不消说了，还有一位——听说过西方这句谚语吗：饥饿，是最好的厨师！”

母亲终于把头轮菜肴布上餐桌了，是若干精制凉菜，每只盘子里的菜，都像餐馆一样，摆放成悦目的形态。于是爸爸斟酒，跟陈伯伯，往往还有另外一两个朋友，先喝起酒来。而我，就还得再等候一时，才有热菜送来，可以就饭。

热菜往往很多，多到再来几位豪客也吃不完的程度。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剩菜是怎么妥善保存的，我从未关注过，现在想起来，不禁发愣。记忆中的美味热菜：珍珠丸子、葱烧海参、香辣牛尾、豆瓣鲤鱼、麻婆豆腐、芙蓉鸡片、干煸四季豆、香菇烧菜心……甜味的则有枣泥烧白肉、拔丝山药，而每次少不了，也总是引得陈伯伯赞不绝口的，是家乡渣肉（米粉肉）。

大人们会大吃大喝一直到晚上十点钟。餐后还要再沏香茶，倾心交谈。

那是一些多么惬意的日子啊！

那几年有时会一两个月不见陈伯伯身影。他是出国援建造纸厂去了。他肯定去过缅甸。因为在我父母的遗物里有他所赠的，在仰光大金塔和大卧佛前拍摄的照片。记得他还去过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他不仅在国内造纸事业方面贡献突出，他也把中国相对先进的造纸技术传播到了那样一些国家。

但是来到我家，笑眯眯的陈伯伯似乎很少谈论政治和他的专业。那阶段常来我家的还有另一位瘦高身材的陈伯伯，也是爸爸的老朋友，他们三个人在等候我母亲烹制美味佳肴的过程里，常坐在一起打“戳牌”，就是一种叶子牌，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买到那种散发着浓烈桐油气味的手工制品的。那实际是流行于四川农村的一种牌戏。1958年，我偶尔听到两位陈伯伯的一段议论，大概内容是，瘦高的陈伯伯抱怨，买到的书，那纸好粗糙好黑好臭，健美的陈伯伯就说，他们那一界也有人搞大跃进搞得头脑发热，非说可以用一种土办法解决一项重要的造纸工艺，既大大节约成本又可以高产，他怎么劝说也不听，批他保守，让他靠边站，结果，就生产出了这么让人败兴的纸张！后来，过了几年，市面上的图书纸张又恢复白净了，想必是陈伯伯作为造纸界技术权威，他的发言权又恢复了，那错误的土办法取消了。

1960年我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调到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母亲跟他同往，那时我已入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住校学习，父母把单位的房子悉数上交，没有给我留下哪怕一间小屋。母亲给我买了一只颇大的人造革箱子，供我装四季衣服及其他必要的用品。那只箱子在我学校的宿舍里很难安放，于是，就如同1925年我母亲借住到陈伯伯家一样，我把那只大箱子，借放到了陈伯伯家。

之所以借放在陈伯伯家，也是因为，那时他家住在右安门轻工业部宿舍，而那里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在的南横街相当近，我可以很方便地去他家从箱子里取东西。

更巧的是，我二哥刘心人那一年从东北开山屯造纸厂调到北京轻工业干部学校任教，地点在白家庄，不久以后那里改成轻工业部设计院，二哥又成了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而陈晓岚伯伯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那时候，我才见到陈伯伯的第二位太太。她比陈伯伯小很多，比我二哥略大，我比二哥小十五岁，她在我眼里当然够得上老辈子，因此，我唤她陈伯母并不觉得勉强。他们家待我很好。每次我去陈家取放东西，即使陈伯伯不在家，陈伯母也总是很热情。我见到陈伯母的祖父，那时应该年事很高了，是一个矮个子的老头，不知该怎么称呼，就含混点头，他们也不计较。有时陈伯母会留我吃饭，记得他们总是一大锅菜汤为主，配两三盘味重的小菜，就那么下饭吃。陈伯母总充满歉意地说：“你妈妈刘三姐的菜饭多好吃啊，光听你陈伯伯形容，我就口水直流哩。你在我们这里只能将就啦！”我就总是真诚地说：“哪里哪里。很好很好。谢谢谢谢。”那时候社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几乎所有东西不管是吃的用的，全凭票供应，妈妈在张家口，纵使有种种烹调秘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候陈家不收我粮票，留我吃饭管饱，仔细想来，跟1925年慨然收留抱着我大哥的母亲，是一样地古道热肠令人感动。

偶尔二哥会跟我约齐，一起拜访陈伯伯。陈伯伯对陈、刘两家的世谊并不避讳，但二哥总怕同事知道会认为他是“浮上水”，行动十分谨慎。有一回我们同去做客，在他家那宽敞的客厅里，陈伯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陈伯母就坐在沙发扶手（那种有米色卡其布套的苏式沙发扶手很宽很牢）上，把一只胳膊很自然地环在陈伯伯肩头，我们同陈伯伯交谈，她不插嘴，从他们两个人的表情上看，都体现出幸福与满足——那一场景给我留下了如同油画般的深刻印象。

父亲在学校放寒暑假期间，会到北京来，住在南池子部队招待所，当然要拜访陈伯伯。记得有一次父亲约上那位瘦高的陈伯伯，一起到陈晓岚右安门住所去叙旧。我也去了。那时陈晓岚伯伯已经略显苍老。他们交谈，我也没太注意听。但有一段话，我听见了，略为心动。瘦高的陈伯伯年纪最大，说起他的子女大都成材独立，但最小的一个，应是我的同龄人，患有癫痫症，久治不愈。“我和他妈闭眼以后，谁来管他啊！”陈晓岚和眼前这位陈伯母的第一个孩子，因小儿麻痹症，从小架拐，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那时候都还在上小学，陈伯伯说起来，也有隐忧：“我要走了，他们能不能独立生存，也是个问题啊！”于是两位陈伯伯都望着父亲，表达同一个意思：你的几个孩子，包括幺儿，都能在社会上立足了，羡慕啊！那时候我已经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员，自己有工资，偶尔还能发表点小文章得个五元十元的小稿费，时不时还会给父母寄上点钱。本来，我常为自己没上成好大学，没得到比中学教师更体面的职业而烦恼，旁听了他们的议论，我安心了许多。

1966年夏天，“**”爆发了。陈晓岚首当其冲，成为轻工业设计院率先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据二哥说，开头批斗他，他很倔强，一万个不服。说他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辩称虽有副院长头衔，但决策都是党委拍板，而党委又怎么“走资”了呢？他实不解。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承认自己确实算得上中国造纸专业的权威，但绝不“反动”。但后来根本不给他辩解的空隙，就是急风暴雨般地批斗，人身侮辱加肆意体罚，然后押人“牛棚”。在昏暗的牛棚里，“造反派”递给一叠他最熟悉的东西——纸，勒令他“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那场运动，光大字报大标语，就耗费了多少纸张啊！

直到运动中最狂暴的阶段过去，我才敢到白家庄的轻工业设计院里的宿舍楼看望二哥。二哥噤若寒蝉。他与陈晓岚有某种世交关系，被揭发出来，勒令他揭发批判陈晓岚的大字报就贴在他那栋宿舍楼外的墙面上。我找到二哥，和他一起下楼，想不被人注意地溜出那个院落，一起到街上去透气，再找个僻静的角落，倾诉各自的处境与心中的惶惑。下得一楼，在一楼楼道里，我一眼看到了陈伯伯。他穿着肮脏的衣服，头发胡须乱蓬蓬，脊背已经习惯性弯曲，拿着一把大笤帚，默默地扫着楼道地面。

我不知道二哥当时怎么想的。我站在那里，离他大约十米远，想马上挪动脚步离开他远去，却不知为什么双腿像灌了铅水一般沉重，僵在那里，足有好几分钟。

分明是陈伯伯。但真的是陈伯伯么？是那个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在游行队伍中激动地跳起双脚，高喊爱国口号的激昂生命么？是那个在钱粮胡同我家，形象健美衣着光鲜，常以一串爽朗的笑声引发欢欣的活泼生命么？是那个曾在仰光镏金大佛塔前，满脸自豪地留影的那个庄严的生命么？是那个坐在家里沙发上，爱妻将丰满的胳膊围搭在他肩头，恣意地享受着情爱的那个惬意的生命么？……后来知道，那时候虽然他家已经搬到白家庄轻工设计院附近的宿舍楼里，住房条件更加优越，但他被揪出以后，已经不允许回家，家人也不能探望……

随着运动的发展，一度陈伯伯那样的“死老虎”已不在旋涡中心。但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冲到了风口浪尖。他被指认为“资本家吸血鬼”。他解放前在造纸厂确有股份，解放后很长时间里他领取定息。他在“革命委员会”给他的纸张上，写下为自己辩护的话，他认为自己拥有股份和领取定息，都是心安理得的，那是厂方，包括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他知识与技术上的奉献给予的一种工资以外的酬劳方式。他又被指认为“共产党的大叛徒”。专案组从旧报纸上查到了“昨北大共党分子陈晓岚被捕校方紧急营救”一类的新闻。他在专案组提审时试图解释，他虽然在1923年到1926年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那并不是1921年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参加活动的人士可以每次必到，也可以选择参加，更可以自动离开。他说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是严格保密的，他并不知情。他那时确实醉心于共产主义，参与一些相关的社会活动，反动军阀将他以“共党分子”逮捕，报馆称他为“共党分子”，都是那个时代常有之事。他既然并没有参加过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个共产党，他又怎么会是共产党的叛徒呢？……他的辩解给他带来的只有拍桌痛斥与拉出批斗。

二哥后来以解决两地分居为由，自动离开北京到成都与二嫂会合，一直定居那里。1975年他因事来到北京，去轻工设计院看看，对他友善的前同事跟他说：你早来几个小时就好了，我们刚开完陈晓岚的追悼会。原来陈晓岚伯伯大约在1973年宣布“解放”，但饱受冲击折磨的他已经患了喉癌，虽然回到家里亲人身边，却不能出声说话了。1975年他在医院去世，弥留前，宣布为他“平反”，就是说，终于承认，他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当然更不是“吸血鬼”和“狗叛徒”，不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不用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父母那一辈的人，已经全都谢幕，到我难以揣想的后台去了。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种种故事，不应该忘记。我们告别二十世纪，前提是必须保持对二十世纪的记忆。有人说，纸张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有了电脑，有了网络，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将取代所有的纸质品。对此我不参与争论。我只是记得，有一位陈伯伯，他为在中国生产纸张，奉献了他的一生。他生命如纸。他的一生引发出我痛切的思索，人的一生，究竟需要消费多少纸张？在这些纸张上，有几多承载了真实的心声，又有几多是违心的，甚至是用来损人害人以至抉心自噬的？

我现在使用电脑写作，投稿都以电子邮件传送电子版。但我仍在用纸作画。我2007年在北京怀柔水库画过夕阳残照。现在我拣出这幅画献给陈晓岚伯伯。我想告慰他的是：并非陨落消失的都会被人遗忘，拼力将人生记忆真实地记录传递下去，是现在所有仍具良知的生命的自觉使命。

2009年2月14日完稿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