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我有两个姥姥啦！我有两个姥姥啦！”

“炒豆儿”手里举着一封信，连笑带嚷地跑了过来。

我正和谭小波、高山菊在大槐树底下跳“房子”，一齐围拢他身边，我一把从他手里抢过了那封信，谭小波和高山菊从我左右伸过脑袋，同我一起好奇地端详，只见信皮上写着：

北京新开胡同十七号王建国同志收

河南大磨坊村王寄

这有啥可乐的呀！我们这条胡同的确是新开胡同嘛，“炒豆儿”他们院正是十七号呀；“炒豆儿”的学名可不就是王建国吗，难道人家写信来，能在信上写“炒豆儿收”呀——真不知道“炒豆儿”乐个什么劲！

我从信封里掏出了信，展开读出了声来：“建国：我十日一早动身，十一日下午六点到达北京站，给你和玉娟带了不少东西，你可务必来车站接我。你的姥姥，括弧，董学锋代笔，括弧。本月七日。”

“你们说逗不逗呀——我姥姥早就来我们家啦，怎么又跑出个姥姥来了？”“炒豆儿”不等我念完，就又乐了起来。

我想了想，就宣布说：“有啥可乐的，这信准是寄错地方了！”

高山菊接着说：“可不，我爸爸说的，北京有好几个新开胡同呢！”谭小波也补充：“那个新开胡同里，恰好也有个叫王建国的，就是这么回事呗！”

“炒豆儿”听完还是一个劲地乐：“嘻嘻……巧事都让我占全了！”

我把信还给他，推了他一把说：“收起来吧！明天邮递员阿姨送报纸来，你把这信退给她吧！别傻乐了，来，跟我们跳‘房子’玩——你跟我一头！”

可是，高山菊不知为啥在发愣。

突然，她把我手里的瓦片一巴掌拍到地下，大声问我：“今天几号啦？”

我们全都莫名其妙，高山菊这是怎么啦？

“今天十一日呀。”谭小波回答她。

“现在几点钟啦？”高山菊接着问。

“快五点了吧！”我回答她。

高山菊猛地一转身，从“炒豆儿”手里夺过信，又读了一遍，就激动地对我们说：“这个河南姥姥，她再过一个来钟头就到北京站了。也许她还是头一回来北京呢！她上了年纪，又带了好多东西，没人接，她可怎么出站、怎么坐车、怎么到那个新开胡同去呀？”

“炒豆儿”不动脑筋地说：“嗨，她家的人当然会接她去的呀！”

我推了“炒豆儿”一把：“你呀你！她把信寄到你这儿了，她家的人哪知道她到北京呀！”

谭小波挠着后脑勺说：“糟了！”

高山菊摇摇小辫，两眼亮闪闪地望了我们一遍，一挥拳头：“走，我们去北京站接她！”

我和谭小波立刻点头说：“对！咱们赶紧去！”

“炒豆儿”却皱着眉头发愁：“北京站多远呀，坐车去，我可没钱买票啊！”

高山菊拍拍衣兜说：“没问题！我这儿有八毛钱，是妈妈给我买书用的——我先用了它！”

就这样，扔下大槐树底下的“房子”，我们立即出发去北京站了。

我们下电车的时候，恰好是五点半，钟楼的大钟正发出悠扬的钟声。

穿过车站广场上熙攘的人群，我们进入了车站高大堂皇的正厅。值勤的叔叔告诉我们，接从河南来的那趟车的旅客，要先买月台票，然后从东边的地道走到月台上去；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可得抓紧！

当我们拿着月台票穿地道去月台时，“炒豆儿”两手勾在一起，表示是架机关枪，嘴里“嗒嗒嗒嗒”地发出机关枪的射击声，躬着身子，在地道里跑起了“8”字……结果，当我们登到月台上时，“炒豆儿”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火车到站了！我问高山菊和谭小波：“咱们没见过这个姥姥，可怎么接呢？”

谭小波出主意说：“咱们别着急。等下车的人都走光了，剩下一位东张西望直发愁的老大娘，那准就是了！”

火车停稳以后，旅客们纷纷下车了，接客的人们不时发出欢呼声，迎上前去。

可是，月台上的人几乎都走光了，运行李的电瓶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我们仔细地朝月台前后望去，却并没有发现一位东张西望直发愁的老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呢？

穿过地道往出站口走的时候，我们仨心里别提多难过，就像我们丢失了亲姥姥似的，喉咙那儿堵得慌。

刚走到出站口的门厅，忽然，我们听到了从嵌在墙上的暗喇叭里传出来的广播声：“……请袁远近、高山菊、谭小波三位小朋友，赶快到广播室来接你们的同学王建国……”

嗨，河南来的姥姥没接着，反倒接着“炒豆儿”！

我们跑到广播室时，“炒豆儿”正坐在沙发上看小人书呢，瞧他美的……不过，嗯，我可看出来了，他脸上有眼泪画出来的道道。

我们仨一叠声地埋怨他，这回“炒豆儿”老实了，他低着头，看着脚尖走路，一声不吭。

我们走到了北京站前的广场中央，一位脸颊黑红、浓眉大眼的解放军叔叔走到我们身边，用南方口音问：“小朋友，你们知道去新开胡同坐什么车吗？”

“新开胡同’！”我们简直是一齐蹦了起来，怎么今天净是巧事儿？

“叔叔，北京有好多个新开胡同呢，您要去哪个新开胡同呀？”高山菊仰起脸，兴奋地问。

“这——”解放军叔叔为难地微笑了，“我是要送……我外婆去新开胡同，我还是再问问她吧……”

外婆？哈，南方人叫外婆，我们北方人不就该叫姥姥吗？

解放军叔叔没注意到我们惊奇的表情，他转身朝柱子那里走去，啊，在柱子旁边，一位老大娘，头上包着白毛巾，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一旁搁着好大一个藤筐，另一旁搁着好大一个黑布包袱……

高山菊头一个冲了过去，她掏出“炒豆儿”收到的信，递到那老大娘手里，大声地问：“姥姥，这信是您寄的吧？”

那姥姥和解放军叔叔都大吃一惊。姥姥仔细看了看信封，满脸的皱纹都抖动起来，连连说：“中呀，中呀，这是俺让小董写的信呀……”

你当然能猜出来，解放军叔叔是在火车上同姥姥认识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确定该把姥姥送往哪一个新开胡同了。还好，这位姥姥五年前来过一次北京，她记得那个新开胡同离北海公园不远……

我们簇拥着姥姥登上路过北海公园的无轨电车时，我们四个小朋友和一位解放军叔叔全都“姥姥”、“外婆”地叫着，售票员阿姨不由得惊讶地说：“嗬，这位老大娘，有这么多个外孙……”

我大声地回答她说：“可不，她是我们大家的姥姥！”

……当我们四个伙伴回到我们那条新开胡同时，晚霞已经不那么亮了，真像一些快要谢掉的紫玫瑰花瓣。

别的没啥好讲的了，单告诉你这么个小镜头吧：第二天傍晚，妈妈下班一进屋，就举着一样东西，笑吟吟地递给了我……那原本是只有我语文考了一百分，才能得到的，哈，你猜着是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