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师是在二十年前，时间很短，前后三个月。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在家等待下乡插队的号令，闲着无事，为贴补家用，托人介绍，进小学代课。

印象中除了体育，语文、数学、音乐什么都教过，真正是万金油，哪儿痒了往哪儿抹。那时的课好教，不像现在充满竞争的硝烟味，家长送孩子进校，也就是找个笼子关着，混日子罢了。四五年级的男生，个子比我还要高，有一次课堂上极乱，我气极败坏动手拖一个男孩出教室，他屁股抵着板凳往下赖，反把我拖一个趔趄，惹出一教室哄笑。笑着笑着，大概都看见了我眼眶里滚动的泪水，又都把嘴闭上，满脸是迷惑和茫然。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把课堂纪律维持好，每一个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都是长长的酷刑，我走进教室就头皮发麻。终于有一天我百般无奈，声嘶力竭吼叫一声：“如果安静听讲，我留十分钟讲个故事！”天哪，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如此灵验，五十多个学生竟恭恭敬敬坐得如泥雕木塑。我信守诺言，留十分钟给他们讲了个惊险的侦破故事，人人听得眼皮不眨。

此后这样的讲课形式就成了我和学生之间的默契，无论我走到哪个教室，受到的都是热烈欢迎。我讲的故事内容繁杂，有从书上看来的，有小时候听别人讲的，也有的是我的即兴创作。那时候的孩子，心田是一片焦渴的土地，任何一瓤水浇下去，都能听到“滋”地一声轻响。我从讲台下面一大片晶亮的目光中，感受到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音乐课不讲故事，唱歌。我坐在教室中间随便哪张课桌上，几十个孩子团团围坐在四边，听我唱“文革”前的电影插曲，唱当地民间小调，唱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歌。二十年前的我，歌声清纯如水，把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弄得如痴如醉。校长在外面巡视教室，见我的课堂总是特别安静，询问我有什么绝招？我笑而不答。

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神奇，它是一座彩虹搭成的桥，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我的学生们。

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天天碰见一个拄双拐的残疾孩子姗姗而行，他也是我学校的学生。只要听见我的脚步，他就停下来，侧身让我先走。他面庞清秀，一双大眼睛聪慧而忧伤，每每令我心动。有时候看见他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双手抱着书包，双拐搁在身边，等他的父母回来开门。他家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池塘，秋天，满塘的芦苇开花了，风一吹，白色芦苇花飘飘扬扬，无声无息落在他的头发上，身上，有一种伤感和残缺的美。

学校是要求教师晚上到校备课的。我吃过晚饭去，九点钟回来。小城生活原始单调，九点钟已经漆黑一片，我独自穿行在幽长的小巷，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寂寞而又空洞，总能一引出一些可怕的联想。一次刚拐进巷口，忽地一条黑影直扑上来，抱住我的小腿不放，吓得我几乎昏晕。定睛细看，原来是我宠养的一只虎皮黄猫，远远听到了我的动静，飞奔过来迎我回家。此后也成了惯例，每晚九时左右，小黄猫风雨不误地守候在巷口，用它的忠诚给予我温暖和安慰。

几年后闹地震，黄猫死活不肯跟随主人离开老宅去住地震棚，饿得无奈，到街口的肉铺子偷嘴，被人一斧头砍死了。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没有亲眼见到它的尸体。

又过了很多年，我写了一篇关于那个残疾孩子的小说，名叫《小船，小船》。小说被无数小读者喜爱，后来又改成电视剧，在国际上连获两个大奖。我还写了篇小说叫《忠诚》，是关于那只死去的黄猫的，发表出来后被日本人拿去翻译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垂青这篇短短的动物小说？或者是跟他们的民族精神有某种吻合？

“逝去的总是宝贵的”，这话已经被人说烂。写下三个月的教师生活，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点纪念。生命如水，该记住的就记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