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素逛街，有一种店门是绝对不进的，那就是古董店。倒也不是为文者囊中羞涩，鼓不起勇气迈那道高门槛，实在内中另有隐情。再有中国画，无论画者何人，所画何事，我一律不喜欢也不收藏。写到这里，我要请亲爱的画家们原谅，本人不是对中国画不恭，跟尊贵的古董一样，我的排斤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抗拒心理，是纠缠不去的童年情结。

我外公早年做北洋政府的军需中将，后来从上海烟酒税总监的任上离职，在我老家的县城里，也算是个有钱的人。据说外公生性儒雅，喜古董字画，在世的时候收藏了不少。外公去世后连年战乱，家道渐败，值钱的东西好些都被外婆变卖换饭吃了。再后来历次运动，据说家里被查抄过不止一次。如此，到我七八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堂屋里悬挂的画幅、摆设的瓷器仍然是琳琅满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中堂，画的是一个古人在河边饮几匹老马。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因为此画极为陈旧，画面已经黄得发黑，若不凑近去看，根本看不出那些细细的黑色线条；二是在我童年的眼中，这画画得十分拙劣，画上的人驼着个背，画上的马也不像今人所画的马，怪怪的，有点变形。我实在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丑陋的一幅画挂在堂屋醒目处。我还有印象的是一幅被嵌在玻璃镜框里的刺绣品，绣的是王母娘娘祝寿图，我记得那王母娘娘锦衣彩带，手捧仙桃，十分的雍容华贵。据说这是外公的母亲五十大寿时，外公的同僚们所送，可见也颇为珍贵。再有就是那些瓷器，家里散乱着随处可见。花瓶、坛子、盘子、碗、观音像、寿星像……用的玩的看的，样样都有。那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文物”概念，好东西没有谁当回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满十一岁。记得先是号召破四旧，外婆请人把天井里几口有龙的雕纹的硕大水缸砸了，又把家里带有“福禄寿”之类四旧花纹的瓷器归拢在一起，让我用竹篮子装着，一趟一趟往居委会里的工作组驻地送。我为自家拥有的这些四旧物品羞愧，白天不敢去，到了晚上，小小的单薄的身子努力挎着装满瓷器的沉甸甸的篮子，做贼一般贴墙脚根走着，面红耳赤地跨进工作组驻地大门，在冷冷的鄙夷的目光监视下，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堆进院中已经是小山一般的瓷器堆中去。我感觉到耻辱，这是深深铭刻在童年记忆中的印痕，它导致我今天对于古董的冷淡，或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憎恶。

自毁当然还不够，接下来是红卫兵抄家。十几、二十个红卫兵冲进家中，大门把了岗，严禁大人们进出，怕有金银珠宝藏掖在身上带出去转移。我还是个孩子，似乎是可信赖对象，那几天中一家日用品均由我出门采购。我也真是个孩子，曾经把一串彩色玻璃珠儿藏在鞋子里偷带出去，竟没有想到该带点别的！

不在工作组破四旧之列的瓷器，都被红卫兵砸了，碎瓷铺了一天井。所有的字画从墙上扯了下来，意欲撕碎，却因为用绸绢裱得厚而牢，红卫兵们也是些孩子，没那么大的手劲，撕不碎，就一抱一抱地送进厨房，命令我当柴火烧锅。可怜我一连几个下午瑟缩在厨房里，用那些装裱精美的画轴烧玉米粥。绸绢不发火，我得趴下身子对着火吹。丝织物燃烧时有一股极其难闻的焦臭味，熏得我直想呕吐。我不断地揭开锅盖舀一勺粥汤尝尝，生怕那焦臭味渗进粥锅里去。没有心疼祖上当宝物收藏多年的字画，倒惦记着一锅不值钱的玉米粥，这就是那年十一岁的我！

不久之前，我把这事讲给我同样是十一岁的女儿听，女儿跳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一连声说：“那都是文物哎！文物很值钱的哎！妈妈你真蠢，你要是藏起来不烧，我们现在把它们卖了，就能买房子买汽车了哎！”

我无言，心想到底是两个时代的人了，精美文物在女儿眼睛里成了房子汽车的等同物。又想，若今天再有红卫兵到我家来，、女儿起码比我聪明，她首先要转移出去的一定是存款单。

将近三十年过去，如今我见到装裱精美的字画作品，尤其是博物院或文物商店陈列出来的发黄的字画，鼻子里仍然会闻到那股呛人的焦臭味。童年经历对人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说“铭心刻骨”还觉不够，以我的体验，几乎就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

不知古董收藏家和国画家们是否原谅了我的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