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都存在很大分歧。三国演义中几乎将其描写成为一个大奸大恶之徒，这未免有失偏颇。曹操是个奸臣不假，他打着汉室的旗号东征西讨，玩弄权术，完全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说他是个权臣，是个奸臣。类似于他这种人后世还有很多，曹操简直可以说是他们的楷模。

但话又说回来，曹操其人虽奸，但在政治上的功绩还是不凡的。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使军粮匮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唯才是举，打破门第观念，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他当权其间，所统治的区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对于曹操的评价也非常之高，他认为，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其中以曹操最大。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将曹操与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在一起。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曹操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霸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说曹操是超世之杰，似乎并不为过，虽然他的手法有欠光明磊落，但却非常具有实用性。当时有意篡汉的诸侯可谓不少，为何最终只有曹操一家独大？这显然与曹操过人一筹的策略是分不开的。

【史事风云】

曹操初得兖州之时，谋士毛蚧建议“奉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并无忠于汉室之心，但深知个中利弊，因为力量薄弱，兖州长安，关山遥遥，所以只是派遣使者虚致殷勤而已。献帝回转洛阳途中，荀彧立刻建议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告诫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荀彧并非虚声恫吓，当献帝还在关中时，幽州牧刘虞就想派兵迎接。由于公孙瓒和袁术的破坏，没有成功。献帝辗转河东，田丰和沮授相继劝告袁绍把献帝接到邺城来，但袁绍过去反对过册立献帝，企图拥立刘虞，更顾忌献帝来后，碍于君臣名义，就得事事奏请，处处受制；许多谋士武将也竭力反对，没有接受。曹操属下也颇多争议，武将们反对尤烈。荀彧指出，奉迎献帝至少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顺应民心。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三、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讨伐异己。程昱也竭力赞成。曹操乃于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成。7月，献帝到洛阳，曹操亲自出动。议郎董昭利用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间的矛盾，假借曹操名义，致书兵力最强的杨奉，诱以接济粮草、生死与共的好处，劝杨奉不要阻挠。杨奉上当，曹操顺利进入洛阳，借口洛阳残破，立刻把献帝接到了许昌。自此，献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大政治优势。

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原则。由于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投奔曹操，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正是他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才能在19年的时间内，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创行“九品中正制”，把“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从而使魏晋以后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对曹操至隋唐的官僚制度，乃至官宦、士子心态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曹操祖父曹腾是汉末著名的宦官首领之一，权倾一时。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要职。由于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尽管父亲身居高位，本人也才智过人，但在社会上仍受到许多人的鄙视。他从自身经历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中认识到东汉选举制度的弊端，为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能将有用之才都招揽到自己周围，他对东汉选拔官吏的标准进行改革，曾连续下达三道求贤令，对社会传统观念进行强烈冲击。

汉献帝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达第一道《求贤令》，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不仅为了改变东汉后期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且是为矫正自己政权中前一阶段在选拔官员标准上的偏差。曹操在统掌朝政大权后，委任崔琰、毛蚧主持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崔琰与毛蚧以清廉正直著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节自励”。朝廷之中，廉俭之风大行，贪秽浮华之人都被贬退。但他们过于看重廉洁俭朴，从而使许多官员矫情作伪，假意旧衣破车，以求升迁。同时，用这单一标准来进行选拔，就会将一些确有才干的人排除在外。因此，当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一问题后，曹操就下达这道命令，特别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并以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说明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是才干，只要确有才干，无论他是地位低下还是有某一方面的缺陷，都要推荐上来。

建安19年，刘备入据益州，三国鼎立的局势已基本形成，曹操并未因自己占据中原，在政治、经济上都有明显优势而稍有松懈，仍以招揽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年的12月下达《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进取，进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家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指出德行与才干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贤令》中已谈到的“盗嫂受金”的陈平，认为陈平虽然品行不正，但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基业，功不可没。因此，曹操申令有关部门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埋没那些有缺点的贤才。在看到曹操求贤是扩大自己统治力量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他削弱并控制反对力量的方法，将那些有才干的人用官爵羁縻在朝廷中，就可减少反对自己的隐患。这比单纯用打击的方法来消灭敌对势力，显然要高出一筹。

建安22年，曹操已是63岁，在前一年已被晋爵为魏王，这年四月，献帝又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但他志在统一天下，连年出师征讨，同时，也更迫切地需求贤才，于这年8月，下达《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欲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牛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唯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他不仅任用荀彧、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何夔而等大族名士，也同样信任有“负俗之讥”的郭嘉、简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业为重，不念旧恶，如张绣在归降后又起兵突袭，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爱将典韦，但以后张绣来降时，曹操捐弃前嫌，对他的宠遇优于诸将。陈琳曾为袁绍撰写檄文，痛斥曹操的罪行，并辱及曹操的父亲和祖父，可陈琳归降后，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未加惩处，还委派他掌管文书往来。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死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晚年，为了使“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便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创行九品中正制，规定：在州设大中正（都中正），在郡县设小中正，中正官由贤德之人担任，负责品评举荐本地区的人才，并将所辖之域的士人，无论仕否，悉论才德或政绩具列品状，然后呈送朝廷吏部，按所定品格高下任命相应官职。九品中正制在最初实行时，由于不分世族高下尊卑，以“唯才是举”为原则，能够从毫末之中发现并启用一批人才，因此对于刷新曹魏政治，扭转汉世的恶风陋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曹魏时期，士子们对此甚有好评：“其始选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曹操死后，九品中正制仍得到切实贯彻，并为晋朝所承袭。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之际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另外，曹操还广开言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建安11年，他下《求言令》，要求丞相府及州郡属官，“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由于曹操在政治上重视选拔人才，当时各地远道而来投奔的人很多，在他的周围，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人物探究】

事实上，我们习惯依据罗贯中《三国演义》来品评曹操，这未免有失偏颇。客观地说，从政治韬略到军事谋划，乃至文化修养，曹操都有不俗的造诣。“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评价对于曹操而言，还算较为公正的。

当然，所谓奸雄，当然要有他的“奸诈”之处，曹操最得意的两手牌就在于：

1．挟天子令诸侯。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懂得“借一种旗号”来号令天下。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当然他也借此翻开了其政治上的光辉一页。

2．唯才是举。曹操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能够“唯才是用”。拥有人才的协助，对事业兴亡至关重要。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缺乏人才助力是个重要的原因。

曹操深知这一点，他赤脚迎许攸、礼待关云长、用计赚徐庶等等，都是出于对人才的偏爱，也正因为有了这么求才若渴的姿态，天下豪杰才肯聚拢在他的身旁，受其驱使，曹操因而兵强马壮，睥睨四方。

【谈古论今】

现如今，市场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识别人才、让人才为我所用，是每一个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领导素质。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的流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态度，倘若每一名管理者都能礼贤下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企业一定能以更强势的之态屹立于世界之林。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多像曹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