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百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课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八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真实的总成果。

这个“综合和总结”的课题由“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具体负责。其实施的主要步骤和方法是：

1.对课题结果彼此一致的，加以归纳和诠释。

2.对各课题结果相互矛盾的，探索出一条合理的解决途径。

3.对各课题结果中未能适当解决的问题，找出症结，重新研究，其中包括田野工作和年代测定。

4.对各课题结果中显露的新问题，或在综合各课题结果时发现的新问题，设立新的专题进行研究，将其成果吸收入项目的综合结果之中。

5.对此项工作，组织第一至第八各课题的一部分专家参加，并适当安排若干跨课题的学术研讨活动，最后综合形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总报告和一份夏商周年代表。

1999年5月12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金文历谱”“武王伐纣天象”“甲骨年祀”和“仲康日食”四个重要专题的大型联合研讨会，对相关的问题在总体上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和整合。这次研讨会，在标志着各课题、专题的研究目标已基本达到的同时，也标志着“工程”正式进入了计划中的“综合与总结”阶段。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基本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为使《简稿》尽可能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反映“工程”的研究路线、方法和成果，“工程”专门成立了《简稿》起草小组，由专家组成员彭林任组长，青年考古学家张立东、“工程”项目办公室的徐凤先、江林昌、孙庆伟、李勇等任小组成员，具体负责《简稿》的起草任务。

前文已述，已得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课题、专题成果，常常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互证和互验，每一个年代结论，更需要有多学科交叉的互证、互洽。所以，就整个“工程”成果的整合而言，是在另一个更加广博、复杂、深入的更高层面上继续攻关的过程，这个层面所需要的学识和条件，以及所遇到的难题，远非单个专题或课题所能比拟。早在“工程”启动之初，在一次领导小组听证会上，当一位领导小组成员问李学勤对“工程”最大的担心是什么时，李学勤回答说：“最担心的就是多学科、多课题、多专题的成果拿出来之后，整合不起来。因为就单个学科的研究而言，过去许多前辈学者大都做过研究，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们现在再来研究，显然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往上攀登。在这种情况下，最糟的也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而没有进步，前人的成果还在那里摆着。但像‘工程’这样多学科整合的工作，前人没有做过，我们也没有做过，可以说大家都没有经验，如果研究商代的出一个结果，研究西周的出一个结果，两个结果拼不起来怎么办？比如说商末和周初中间差距是一百年，或者中间又重叠了一百年，这样麻烦就大了。”

所幸的是，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年代学是一门科学，而对年代学的研究有其客观规律可循，虽然对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许永远达不到终极真理，但总是朝着真理的方向迈进。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后，从工程各课题研究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出现李学勤最初所担心的那样大的“麻烦”。尽管如此，各专题与课题之间、各课题与整个“工程”之间，小的“麻烦”还是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研究者站在更高的角度，尽可能从各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处理和整合现有的矛盾，使所得结果更好地朝着真理的方向靠近。

为了整合西周和商代后期年代学成果，“工程”首席科学家在组织用两套思路反复推排金文历谱的同时，又组织对武王伐纣天象计算结果进行复核，同时组织了由商末三王周祀谱推算年代，以及与商代历日的对应关系等重点攻关。为解决夏商考古研究的缺环，以建立起完整的西周考古年代序列，“工程”又新增设“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等专题，使整个“工程”下设的专题，由原来的36个增加到44个。而加速器质谱法测试过程对设备调试的研究，特别是骨质样品制备专题对甲骨样品的碳样纯化问题的研究，也伴随着“工程”成果整合的过程，不断得以改进和深化。由于不同学科成果的交叉、匹配，以及14C测年数据与考古信息的拟合等一系列难点的解决，西周至商后期17个年代支点才得以标定，夏商周年代框架才得以更坚实地建立起来。

就在“工程”对成果的研究整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之时，由彭林等人组成的《简稿》起草小组，在对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以及总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其论点、论据及其结论进行归纳、提炼的基础上，又对“工程”整合的新成果及时地加以吸收，从而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的初稿。

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以上《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七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做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制订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会议定于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其间，正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被邀请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放弃了和家人共度良宵的团圆机会，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纷纷从二十二所大学与三十多个科研单位赶赴首都。他们中，有年高德劭的学界泰斗，有两鬓斑白的中科院院士，更多的则是活跃在夏商周历史学、考古学领域和天文史学界、科技史学界等各个学科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而这些学者，有的正在国外或即将赴国外访学，有的正出差外地，进行着学术研究和交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学家，正在高山大漠、荒野田畴，进行着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他们得知信息后，立即收拾行李，征尘未洗、汗渍淋淋，怀着对“工程”成果的殷切企盼，从四面八方云集会场，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其时，有的科学家所研究的领域本不属于“工程”涉及的学术范围，但他们听到消息后，怀着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满腔热忱，以及对“工程”科研人员和所获成果的崇敬之情，主动和会议组织者联系，要求旁听“工程”报告。

李学勤（左）、金冲及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上做报告（作者摄）

尽管“工程”启动三年来，已组织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学术讨论会，但大多数限于“工程”内部的直接参与者，而这次来自全国范围内不同学科的一流学者会聚北京，既是学术界一次难得的中秋大团圆，也是对“工程”成果的一次空前检阅。这次别开生面的成果大检阅，在让与会者亲自看到了“工程”所发挥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更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学术风尚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理念。正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中，学者们在听取了李学勤等四位“工程”首席科学家所做的学术报告后，才在研讨中认真诚恳，又异常活跃地敞开胸怀，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建议，并为“工程”成果的进一步完善提出真知灼见。

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模式，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志和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会上，来自三个学会的负责人金冲及、柯俊、徐苹芳分别代表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发表了讲话。金冲及说，1996年春，我国政府开始组织实施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力求提出一份较准确的夏商周年表，这不仅是我国学术界的责任所在，也是国际学术界及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经过三年的努力，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达到了各项预定的目标，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今天看到这些成果，使我们不能不深表敬佩和赞叹。“工程”开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其学科联合的规模和组织的严密程度，在我国似乎还不曾有过，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种探索、尝试的实践经验，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改革无疑是一个重大促进。

中国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柯俊院士在高度赞扬了“工程”所发挥的团队精神之后，对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和研究成果表达了深刻的体会，认为像“工程”这样多学科交叉渗透，是过去的教育体制所达不到的。他说，过去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把理科、工科、医科、文科都过细地分开，学科之间很难相互了解和沟通。人的素质很重要的一条是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应该广泛地懂得社会各门学科，至少对有些学科有个概念性的了解，使大家能够更好地沟通和讨论，这样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加快。“工程”这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教育体制、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最后，柯俊讲道，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是国家交给的任务，也是祖先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和责任。尽管“工程”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总的来看，“工程”的成果是伟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对得起国家、民族，同样对得起祖先，而且对后代子孙也是功德无量的。

除三个学会的负责人发言外，与会学者分成历史组、考古组、科技组等三个组，对“工程”成果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历史学组的讨论中，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詹子庆、陈恩林两位教授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经过几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所提供的年代方案，可以说是现阶段的最佳方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宋镇豪两位研究员颇有感慨地发表了自己的见地，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世纪课题，现在提供的这个报告，既是对过去年代学研究的总结，也是将来年代学研究的开始。“工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当然，其中有些问题尚不能明确得以解决，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水平不够，而是材料不足，这些研究可留待后人继续去做。现在我们能把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学科的一种推动。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各方面的人才，联合攻关，推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培养了一批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实在是功不可没。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的谢维扬教授说道，“工程”启动以来，历史学界寄予了很大期望，现在的结果不仅达到了期望，有些还超过了期望。“工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采用了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今后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工程”所得出的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作为今后古史研究的依据，这对整个历史学研究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来自吉林大学的吴振武教授，在代表历史学组讨论的总结性发言中，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从几个方面做了概括：第一，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古史学研究者学到了许多东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工程”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哪些方法在年代学研究中是可行的，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今后的研究，在许多问题和方法上可以少走弯路；第二，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工程”都做了彻底的清理，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第三，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作为今后古史研究的依据；第四，“工程”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这种方式，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人才，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称颂的。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研究员，受中国科技史学会负责人和大会科技组主持人的委托，对讨论的情况在总结性发言中说道：科技组对“工程”的总体评价是，“工程”用了几年时间，动用了全国200多位专家学者，这样大规模的联合攻关是少有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结论也多是可靠的。“工程”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取得的成果是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就我个人而言，有幸在1995年随席泽宗先生参加过“工程”的早期动员会，我觉得现在的成果比我当时的期望要好得多，其中，14C测年有很大的创造，确实有新突破，比如武王伐纣的结论就很可信，原来以为夏商分界定为±50年、夏始年±100年就不错了。但现在14C测年缩小到这样的范围，真是出乎意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玮璋研究员，在代表考古组讨论情况的总结发言中，对“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几位代表又根据自己参加“工程”成果研讨的体会做了典型发言。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说道：我没有具体参加某个课题组，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议，对工作中的一些情况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课题组的同事接到任务以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炽热的事业心，积极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孜孜不懈、勤恳拼搏。不论在考古工地还是在室内，都认真负责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谛。“工程”两百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几百、几千个日夜，终于在大量资料中，历史性地、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发展过程的主要数据和积年的范围，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这些成果，是所有参与“工程”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我们表示敬佩和庆贺。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俞伟超，在发言中对“工程”实施的过程做了回顾与评价。他说：在三年前，关于“断代工程”制订什么目标，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最后才确定了夏、商前期、商后期、西周列王等四个目标和不同的断代标准。现在看来这四个目标的标准定得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但是我知道，这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完成这四个标准，许多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我们几位首席科学家身负重任，为了这个目标的完成不说是废寝忘食，也可以说是坐卧不安。因为这个目标确实是太难了，我想这个任务搁在任何一位伟大的学者身上，将无一例外地会使他们感受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要搞出一个既符合科学，又能为学术界接受的成果，有着怎样的压力。但是通过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完成了，目标达到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报告的成果，比以前想的要好得多。比如对古代史来说，尤其是对考古学来说，14C测年的精度我们大家一直非常关心，“工程”实施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就把我们14C的测定能力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点对今后的考古学发展，或者古代史研究、古代文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再如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过去许多研究都分散在个人手里，总体组织没做过，所以就有一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现在通过国家政府的支持，学者们的合作，科学的成果就出来了。就总体范围来说，我们对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而说这个成果是了不起的，这项事业是伟大而光荣的，我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会为之自豪和骄傲的。

当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说道：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就好比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撒在了河水里，随着河水的冲刷和泥沙的淹没，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乱。现在要把这些已过去几千年的珍珠重新捡回来，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捡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捡了回来，重新串连，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顺序了。因此，对我们的成果要谨慎对待，建议“工程”报告在处理有关学术问题时，参考外国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唯一解，可采用“最优解”“次优解”“待解”“无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做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字样。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参考和借鉴。

参加这次学术成果大检阅的近六十位考古学家，由于人数众多，在宽大的会议室里，讨论极其热烈，有的发言慷慨激昂，有的意见幽默风趣，有的学者与学者之间因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在谈到有关夏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安志敏和来自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杨宝成教授，相继发表了如下类似的观点：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在考古学上应该是两个文化，两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很多在河南工作过的同志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文化，如何解释文化上的这种突变呢？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和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接近，就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文化的早晚阶段，这在考古学上是不好处理的。

上述观点遭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赵芝荃的反驳，赵芝荃说，“工程”将夏文化的上限提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段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虽然是两个文化，但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这个观点“工程”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因为有些不同意见就发生动摇。来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许顺湛认为二里头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到河南龙山晚期去寻找，但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若干个类型，如王湾类型、煤山类型等，这些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之间都有断茬，因此“工程”需要慎重考虑。同时，针对“工程”把登封王城岗遗址看成是禹都阳城的观点，许顺湛表示不敢苟同，其原因是王城岗遗址的规模太小，总共才一万平方米左右，有人戏称为“羊圈”，同时期的龙山城比它大得多。前些时候在河南密县发现了一个古城堡有十六七万平方米，城墙有几米高，且这个城堡保存得很好。如果王城岗是所谓禹所居的阳城，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禹不在大的城堡里去统治别人，而是跑到一个被戏称“羊圈”的地方去呢？所以，“工程”需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针对许顺湛的质疑，来自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反驳道：“王城岗遗址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做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

针对《简稿》提到的“当前学术界主要有郑州商城亳都说、隞都说、偃师商城西亳说和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以及“工程”认为“郑州商城即成汤始居之亳的说法最具说服力”和“偃师商城最有可能为汤都西亳”的观点，来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俞伟超和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育彬，都认为郑州商城不是商汤所都的亳，偃师商城才是真正的亳都。对俞伟超、杨育彬两人的观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殷玮璋及部分与会学者，又有不同的看法。殷玮璋等认为，有些问题，尽管表面看似乎是材料多一些，譬如关于郑亳说、西亳说，或者是阳城说等，但实际上，它们内部还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应该被充分地看到。“亳”怎么可能有两个？郑州是“亳”，偃师也是“亳”，还说偃师可能是“西亳”，又说郑州是“郑亳”。成汤时，他在同一时代建了两个都城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建两个都城？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其他方面的考虑？这里就遇到一些费解的、在考古学上目前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急于下结论的话，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

关于沣西H18灰坑的考古发现及14C测年与武王克商范围界定的问题，“工程”在成果报告简稿中做了如下表述：“沣西97CMT1探方，是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的，其中最底层的是H18，由四个小层构成，时代相当于文王迁丰到武王克商之间，属于先周文化晚期单位……叠压其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典型特征的陶器群。T1第四层与H18的交界，可作为商周间的界标。经过对T1系列样品14C测年，得出武王克商年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这与殷墟末期及琉璃河早期的14C测年结果也相吻合。”

针对以上这段描述和测年数据，来自吉林大学的林法教授提出质疑，认为将T1第四层与H18的交界作为商周间的界标是不合理的，一条线怎么能作为界标？可以作为界标的应是T1第四层和H18这个地层段，而不是两个地层之间的那条线。同时，林法还提出，沣西H18是一个地层单位，而武王克商是一个政治事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工程”通过H18的年代来确定武王克商的年代，这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合理？面对林法教授的质疑，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郝本性认为，虽然“工程”把沣西H18灰坑的地层关系和武王克商联系起来有不足之处，但在目前的研究条件和状况下也是可取的。来自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刘士莪教授根据自己亲自到沣西H18灰坑察看的情况，认为沣西H18的地层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应当说是整个H18的年代代表了文王作丰到武王克商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究竟有多少年，在文献上有不同的说法。刘士莪认为从文王去世到武王即位并克商历时不到五年，可“工程”在H18的14C测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间，所跨的年代就显得长了。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大会发言中说：我觉得H18对确定商、周的分界是个重要材料，但要把它说成是一个类似决定性的材料，至少从考古学来看还不成熟。H18所出的遗物是周文化的东西，考古界能够公认是文王迁丰以后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否就是武王灭商那一年之前的，这个材料的证据就有些欠缺了。道理很简单，这个划分所根据的主要是所谓早周瘪裆鬲，而早周瘪裆鬲的下限完全断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现在还定不下来。是不是一定卡在武王灭商那一年？我看谁也不敢下结论。整个H18的文化延续时间很长，西周到早周都可以，但是若要确定H18的第一层就是武王灭商的分界，证据是不足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瘪裆鬲在武王灭商以后立刻就消失了，我看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证据……

这次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