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意在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为基础，以上述所开列的七个支点为框架，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以验证西周每个王年的时代。这一专题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具体负责。

陈久金，1939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自小对天文颇感兴趣，上小学期间，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之外，他经常买些天文方面的课外读物来学习。当他到苏州读高中时，学校隔壁有一座孔庙，庙里有一块很醒目的石刻，石刻上载有一幅神秘的天文地理分野的星象图。就是这块石刻，使陈久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有空闲必驻足此前观望和思考。他很想弄清这幅图的真正意义，但就当时一个中学生的知识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而对这幅神秘的星象图，越是不能顺利加以诠释，越使他对天文这门学科感到迷恋。渐渐地，他决定今后要走天文研究的路，以解开这幅神秘石刻的星象图和心中积存的更多的天文星象秘密。在这种思想和志向的指引下，他于1959年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自此开始了人生事业的第一步。

1964年，大学毕业的陈久金走进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了职业天文学史研究的生涯。不过，生不逢时的他来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后，椅子尚未坐热就卷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无法脱身，紧接着史无前例的“**”爆发，他这个出身不好的一介书生，自然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改造。就在这个大混乱、大动**的非常时期，陈久金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偷偷翻一翻他所挚爱的、劫后残存的一点天文书籍和资料。到了“**”后期的1973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好转。恰在此时，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银雀山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分别发掘出土了西汉元光竹简历书和帛书《五星占》。由于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非相关的专家学者不能胜任，文物部门便找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希望所里指派几个懂天文历法的人做一下专门研究。当时的陈久金正闲得无聊，对此事颇感兴趣，便主动请求接手了这项任务。经过对元光历谱和帛书《五星占》的研究，他先后写出了汉初历法的初探、再探和有关岁星纪年研究的几篇论文。由于文中首次提供了与所有现存汉初月、日、干支文献记载完全相合的历谱，并且从理论上找到了推算的依据，故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被史学界广泛引用。

《天文图》碑拓（南宋·黄裳绘，现存苏州文庙）

图碑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星图外圈直径约91.5厘米。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赤道和银河等。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正文共41行，连中间双行注，共2140个字，对宋代天文知识做了简单叙述。此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的古代星图，欧洲直到公元15世纪，著录于星图和星表的星数才只有1022颗

正是这项当初顺手捡来的研究工作和产生的社会效果，使陈久金渐渐走上了中国古代历法这门分支学科的研究道路。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历法成就》《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历》《九道术解》等论文，从而奠定了他在这门学科中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当“**”的末日来临的前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高教部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中国天文学史整研小组。这个小组制订了许多项研究计划，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出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和取得一个野外考察机会的心理，已被列为小组成员的陈久金争取到了这个项目。但好景不长，“**”结束后，整研小组人员就地解散，许多研究项目也随之宣告流产。意想不到的是，陈久金由此却和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一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此后的日子，陈久金与许多民族学家结合，走出书斋，不辞劳苦地跋山涉水，到云南、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深入到民间进行采访，到处探寻文物古迹，向喇嘛、阿訇等宗教职业者请教，与专家合作翻译有关文献。他先后调查了傣族、彝族等19个民族以及古代匈奴、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天文历法知识，陆续写出了《彝族天文学史》《藏历的原理与实践》《回回天文学史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从而为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并为世界民族天文学这门新兴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陈久金在野外考察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陈久金自走上天文学史的研究道路后，对在苏州读中学时，学校隔壁孔庙中那块载有天文地理分野的石刻星图念念不忘，并多次试图研究和破译其中的奥秘。但他一直没有弄清地域为什么会与星座相对应起来，而各地方志为什么又千篇一律地在开头都记载各地的天文地理分野，这块石刻星图便迟迟没有成功破译。多少年后，当他在研究中华民族史大系分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图腾崇拜的民族分布与四象的名称和方位完全一致。这个偶然的发现让陈久金茅塞顿开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四象概念的形成来源于中国古代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分布于黄道带四方的四象，实即代表位居北极中央帝星统治下崇拜龙鸟虎蛇的四个民族。于是，四象和天文分野的本义也就真相大白了。这个发现，正如陈久金自己所言，“完全得益于自己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的积累和启发”。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正是对他几十年来所付出的劳动与汗水的报答。

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陈久金是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和著名天文历法学者双重身份作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他除了主持“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这个大型课题外，还负责“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的研究。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陈久金并不懂得金文和铜器的分期断代，但是，“工程”的考古学家，特别是青铜器研究专家刘雨等，将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告诉他，并将自己的智慧倾入其中，才使陈久金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研究的要领。为了能排出一份较少失误，并能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历谱，陈久金在几个学科的学者的帮助和鼓励下，日夜赶工，反复推敲，每排出一次谱系便拿到“工程”有关专家召开的讨论会上探讨研究，充分听取专家们的批评意见的同时，不断进行修改、校正。经过七次讨论修改之后，在“工程”结题的前夕，就金文历谱的修订又专门召集了由李学勤、张长寿、朱凤瀚、裘锡圭等多学科学者参加的讨论会，对排谱中出现的争议和特别困难的金文月相，研究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最终根据西周金文历谱排出了一份较系统、合理的西周王年表。

西周金文历谱

续表

续表

续表

对以上青铜器铭文和文献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确定，但由于此前已经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二十二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工程专家组认为以懿、孝、夷分别在位八年、六年、八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为了验证金文历谱的可信度，“工程”将其王年与西周考古14C测年对照，发现两者年代基本吻合。

西周金文历谱王年与考古14C测年的参照

从上表可以看出，整个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做出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荒唐之举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个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个西周的时间跨度为275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专题组的研究，关于西周的积年，两汉以后的文献记载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较可靠的先秦文献所载的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因而，以上利用几个学科交叉推出的275年，应是合乎文献记载和历史真相的。至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设置的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