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鄂妃死后，顺治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也无力承受这巨大的精神刺激，已万念俱灰。他觉得“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一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其间，他曾要求茆溪行森禅师为他剪掉发辫，以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似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脱内心的痛苦。但在孝庄皇太后及群臣的奋力阻止下，他的打算未能成功，也就未解脱内心的痛楚、烦闷和思念之情。在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况下，顺治让他最宠信的太监吴良辅做自己的替身，去北京广安门外悯忠寺（法源寺）削发为僧，以还自己的心愿。

太监吴良辅按照主子的旨意，削发为僧，真的在悯忠寺念起佛来。顺治内心稍感宽慰，并于十八年正月初二亲自到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做和尚后的情形。就在这次察看中，顺治对寺院和僧侣生活产生了一种比先前更加炽烈的感情。他用手轻轻拂着香案，对住持僧说：“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极其熟悉和难以割舍，我好像看到我的前世就是一位僧人。”由于这种近似痴情的爱恋，顺治出家的欲望达到了极点。要不是孝庄皇太后派人前来督促他回宫，他一定会留宿于寺院。如果不是他在几日之后便赴黄泉，或许他真的就做了出家的和尚。但历史没有成全他，他还是在皇太后的压力下，怀着无限的悲愁回到了那早已厌倦的皇宫。想不到，这次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善结佛缘，而只留下一个美丽的传说了。就在他回宫的第二天，便因出痘而“圣躬少安”，第三天就已“圣躬不安之甚”，第四天，即正月初五日丙辰，顺治宣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上御名，命立皇太子，并谕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令草遗诏。初六日，三鼓时分，顺治感到生命垂危，大限迫近，急命太监传谕王熙、麻勒吉入养心殿撰拟遗诏。顺治斜躺在病榻上，对二人宣谕：“朕患痘，势将不起，你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二人闻谕，即在病榻前开始“恭聆天语”，并“五内崩摧，泪不转止，奏对不成语”。顺治以极为亲切友善的口气说道：“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麻勒吉将连夜起草的遗诏送皇帝过目，修改了三遍，直至第二天清晨才最后定稿。又过了一个白天，到初七日子夜时分，身患天花的大清顺治皇帝驾崩于养心殿，时年二十四岁。

顺治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正在争执不下之时，顺治派人去征求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意见。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具有终身免疫力。于是，顺治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八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这位八岁登基的少年，就是后来功名赫赫的康熙皇帝。

顺治死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初八日，清廷正式为顺治主办丧事。初九日一早，宣诏官来到天安门外金水桥下，向守候了一昼夜的群臣宣读哀诏。诏命百官各退回本衙门守制，头九日需每天到乾清门外哭丧，在治丧期的二十七天内，俱不准私自回家。紫禁城乾清宫内设着顺治的灵堂（乾清宫为皇帝寝宫，设灵堂于此，象征寿终正寝），大殿及东西两庑，俱披挂白幔，乾清门两边，旌旗幡幢林立，建有释、道两个道场。众多的和尚、道士日夜诵经焚香。到正月十四日，宫中举行“小丢纸”仪式，即在乾清门外焚烧顺治生前御用的冠袍带履、珍玩器皿。当仪式宣布开始时，只见孝庄皇太后身着玄色长袍，在全身缟素的宫女们的服侍下，来到乾清门台基之上，面南而立，悲哭不竭。文武百官跪在两旁，泪如雨下，哭声惊天动地。在一片昏天黑地的恸哭声中，火焰渐起，诸种宝器在火焰中散发出五色光亮，并爆出炸豆般的声响。每有宝珠遇焚，便发出一声清脆震耳的声响，这种声响持续了数万下方息。

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1]移至景山寿皇殿。文武百官从东华门沿路排班至景山，分跪在道旁。运送梓宫的队伍由卤簿（帝王车驾出行时扈从的仪仗队）和象辇开道，后面是上百匹骏马和骆驼，分别背负着准备焚烧的顺治生前所用的绫绮锦绣，账房什器；接着是几十名太监抬着灵舆，灵舆上罩盖黄幔软金帘，内铺紫貂大座椅，太监手捧金壶、金瓶、金盘、金碗及金交床椅杌等随行。灵舆的后面是顺治的棺椁和殉葬而死的贞妃的棺木。皇太后及妃嫔们的素幔步辇尾随其后。当开道的象辇一出东华门，跪拜的文武群臣“俱流泪簌簌不已”，接着便是哭声连片。那驼马所负的绫罗绮绣、金玉珠宝，又在随之举行的“大丢纸”仪式中付之一炬，无数价值连城的御用奇珍异宝统统化为灰烬。

顺治的灵柩一直停放到百日之后，由与顺治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僧人、曾为董鄂妃主持尸骨火化的茆溪行森禅师主持，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

顺治尸骨的火化，在清王朝入关后的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例。究其原委，一是顺治生性好佛，并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位生前已被玉林禅师（俗姓杨，字玉林，法号通琇）取了佛家法号为“行痴”的皇帝，自然愿意以佛家弟子圆寂后需火化的规矩行事。除此之外，是为遵循故土先祖之习，因为满族在关外的风俗就是死后火化。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是自然之事。葬仪到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一朝已经开始汉化，继而朝野臣民也随之改变得相当彻底。当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驾崩时，新登基的乾隆皇帝曾对葬仪的汉化专门做了说明并有严格的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随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安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染或仍用火化，此狃于沿习之旧，而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顺治帝尸骨火化后，由于他生前选定的陵寝尚未完工，灵骨暂停放于景山寿皇殿，待陵寝工程正式完工后入葬。

关于顺治陵寝修建年代，史书记载不一。较具权威的《昌瑞山万年统志》载：“康熙二年二月丁未遣官祭告，封丰台岭为凤台山，十一日始建孝陵，复封凤台山为昌瑞山，设立满汉官兵，周围建陵垣三十余里。”据此，孝陵的始建年代，应为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但清宫另一史料，即王先谦编写的《康熙东华录》中所记一道谕旨，却有和前文记载相异之处。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刚刚继位不久，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给户部：“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天子墓冢，在秦曰山，在汉曰陵，统称为山陵，喻其高耸）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2]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纾民困，必致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通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顺治皇帝的孝陵

顺治崩后的谥号为世祖章皇帝。康熙的这道谕旨中所说的世祖章皇帝山陵，即清东陵的孝陵。可以推知，这时孝陵已经开始兴建了。而从《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还可以看到，早在顺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就有“户部题：世祖章皇帝守陵内侍共四十四名，官员人役共六十六名，应给园地共三百八十余晌[3]，请将附近地亩，圈取拨给，从之”的记载。而到了闰七月初三日，便有“以原任副都统福喀为世祖陵总管”的词句。至这一年的九月初十日，已“设兵一千名守护世祖章皇帝陵”了。这段记载又进一步说明，在顺治十八年，孝陵的兴建已初具规模了。

孝陵陵寝的建筑，基本上沿袭了明十三陵的制度，再加以发展和改进而成，从而开创了清代独有的陵寝风格和规则。孝陵之后清代各帝陵寝，其建筑风格和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顺治帝的孝陵由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以及政权不甚稳固，显得某些地方在质量上较之后代有些粗糙。但它作为清代帝王陵寝的建筑设计蓝本，保持了它独有的历史地位，并延续发展了下去。

顺治皇后陵寝明楼周边呈馒头状的坟包是二十八位女子的坟墓，除待年宫中，先于顺治帝而亡的悼妃外，大多为二十岁左右的年龄，顺治皇帝宾天之时，一同被赐死殉葬于一个又一个“馒头”之下，成为阴间之鬼

孝陵陵寝整体建筑由神道碑亭[4]开始，往北依次为东西朝房[5]、东西班房[6]、隆恩门[7]、东西燎炉[8]、东西配殿[9]、隆恩殿[10]、陵寝门、二柱门[11]、石五供[12]、月台及礓?、方城[13]、明楼[14]、月牙城[15]、宝城[16]、宝顶[17]。周围是高大的红墙环绕，与隆恩门相衔接，全长5600多米。整座陵寝，以金星山为朝山[18]，影壁山为案山[19]，昌瑞山、雾灵山和东北的长白山为来龙[20]，在东侧马兰河，西侧西大河的萦绕下，山水相映，构成了一幅世之罕见的完美的山水风景图画，充分体现出陵址的选择者和陵寝建筑设计者的独具慧眼和匠心所至。

顺治帝崩后，按照清初的殉葬制度，仍然要选宫女、太监为之殉葬。据汤若望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早在董鄂妃薨逝之时，由于“皇帝徒为哀痛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守护着他，使他不得施行自杀。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对于这一野蛮而残暴的决定，当时的茆溪行森禅师及和尚旅庵、山晓三人联合群臣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劝阻。顺治无奈，只得妥协，并召三和尚入宫，将原来的决定改为“曷若使之出家学道，以报皇后”。对于顺治态度的转变，三和尚合掌称颂云：“诚古佛心也。”于是，三十名太监宫女出家，算是保全了性命。但顺治崩后，还是有二人为之殉葬而死。这二人一为宫女董鄂氏，一为太监傅达理。董鄂氏以身殉帝后，被追封为贞妃，初葬黄花山，后迁葬孝东陵[21]。太监傅达理被葬于陵区外许家峪东，陵墓称贞臣墓。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的棺椁迁往孝陵。这一天黎明，清廷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内大臣及侍卫，分列于景山寿皇殿外，公侯伯以下满汉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到东华门外，以示迁送之礼。年少的康熙亲自奠酒，哀乐声中，悲恸不已。群臣无不热泪纷纷，如丧考妣。梓宫每经过门、桥之地，都要停下进行奠酒之仪，每天宿驻享殿皆供献奠酒，举行哀礼。至六月初六日，顺治梓宫抵达孝陵，与先前逝去的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于地宫。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一日所立的孝陵圣德神功碑之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故而有孝陵为空券之说。而有的传说则是孝陵地宫内只葬有一把扇子、一双鞋子。这个传说是附会顺治出家的故事而来。实际上，孝陵地宫内宝**只放有三个骨灰坛。顺治居中，两个皇后分居左右（孝康在左，孝献在右），与碑文相符。不知是满洲女真族的旧有风俗起了作用，还是顺治笃信佛法而得佛陀的回报，这个“不藏金玉宝器”的空券，在二百年后清东陵的连续浩劫中，竟一次次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而安然无恙，并成为清东陵所有陵寝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注释：

[1]梓宫：皇帝、皇后的棺木。因其常用稀有的梓木（亦有以名贵的楠木替代者）制成，如同死后所居之宫殿，故名。清代帝后的梓宫一般为两层，内棺外椁，材质坚硬耐腐。采满洲式棺样，平头齐尾，两侧板直，棺盖向上斜坡，前端有一木板葫芦，名为“葫芦材”。梓宫成形后，内棺周身涂以朱漆，雕有填金的梵字经咒和底饰纹样，外椁则先用一百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四十九道，工序各有不同名目。第一道叫钻生漆，第二道叫通漆灰，第三、五、七……三十九等单数道叫漆满糊布，第四、六、八……四十道等双数道叫压布漆灰，第四十一道叫中漆灰，第四十二道叫细漆灰，第四十三道叫浆漆灰，第四十四道叫糙漆，第四十五道叫垫光漆，第四十六道叫退光漆，第四十七道叫笼罩漆，第四十八道叫金胶漆，最后一道叫满扫金（较高级的金作方法之一，即将金粉用羊毛排刷轻扫于工作面上，使其均匀地贴住，然后以棉花压实，再扫掉残余的浮金。具有光泽柔和、色彩均匀、无绽痕等特点，但用金量较大）。每漆一道，同时另在一块木板上也漆一道，作为记录。待四十九道漆上完时，就根据该木板断面漆的层数厚度来检验品质。漆饰完毕，还有一系列的加工。其制作之复杂，用费之奢靡，远远超过古制。而皇贵妃以下至嫔的棺木称金棺，漆饰的次数按等级递减；贵人以下的棺木称彩棺，只涂朱漆。

[2]练饷：明末苛税。崇祯十二年（1639年），据杨嗣昌建议，命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各抽练兵额七十三万人，每亩田赋加征一分，共计银七百三十余万两，称为“练饷”。与辽饷（用于辽东抗满）、剿饷（用于剿灭流寇）并称为“三饷”。

[3]晌：同垧，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一人一日所耕土地谓“晌”。清代曾定六亩为晌，但各地面积大小不等，东北多数地区十五亩为一晌，西北则三至五亩为一晌。

[4]神道碑亭：俗称小碑楼、小碑亭，清代始设，关内九座帝陵均建神道碑亭，后陵唯昭西陵、普祥峪定东陵、菩陀峪定东陵有之。其建筑形式与圣德神功碑楼相似，但规模较小。亭内有石雕赑屃趺驮神道碑一通，额题“大清”二字，碑阳以满、蒙、汉三种文字（满文居中，蒙文在左，汉文在右，满文字体最大）镌刻“××（帝陵刻皇帝的庙号与谥号全称，后陵只刻谥号全称）之陵”等字。神道碑亭位在陵寝主体建筑之前，具有指示陵主身份的功用。自道光皇帝慕陵裁撤圣德神功碑亭后，便将神道碑一物二用，碑阳镌刻陵主的庙号、谥号全称，碑阴镌刻嗣皇帝追思先帝的碑文。

[5]东西朝房：左右对称而建，单檐硬山顶（前后两坡，屋顶两端与山墙齐平），覆黄色琉璃瓦，设前廊，每座房后都有两个砖砌大烟筒，房内置锅灶，为祭祀时置办供品的地方。因其位置和建筑形式与皇城内的朝房（群臣恭候皇帝临朝升殿的地方，位于午门外）相似，故名。东面是茶膳房，负责熬煮奶茶（游牧民族的传统饮料）、烹调膳品；西面是饽饽房，负责料理各种面食、点心。妃园寝大门外亦建有茶膳房、饽饽房，改用布瓦（黏土烧成的青灰色防水瓦片，因在制坯过程中模具上附衬布料而得名）盖顶，亦不设前廊，且因妃嫔无众臣朝拜，故称为“东西厢房”。

[6]东西班房：又称东西值房。左右对称而建，布瓦卷棚顶（前后坡相接处不起脊，做成弧形瓦垄铺卷过屋面），是八旗官兵守陵值班时歇息栖身、躲风雨、避寒暑的地方。

[7]隆恩门：祭殿区的大门，两边接红色宫墙，墙顶覆黄色琉璃瓦。秦汉、唐宋时期的皇陵围墙呈方形，每面各开一门，封土居于中央。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将陵院改为长方形，前方后圆，三进院落，封土居于最后一院，只留南面一个大门，称祾恩门。清代时改名隆恩门，俗称宫门。门分三道，西为王公大臣行走之“臣门”，东为皇帝通行的“君门”，中为帝后梓宫通行的神门，用以区分尊卑圣凡，但皇帝祭奠亡后（如嘉庆皇帝祭孝淑皇后、道光皇帝祭孝穆皇后），或皇太后祭奠亡子（如孝庄祭顺治皇帝孝陵，慈禧祭同治皇帝惠陵），则由神门出入，表示人伦之序。

[8]东西燎炉：又称东西焚帛炉。单檐歇山顶，通体用黄色琉璃构件砌筑，造型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左右对称而建，用以焚化祭陵时供奉的祝版、制帛、纸张（包括各式色纸、素纸）、金银锞子（用金银纸折成的小元宝锭）等。

[9]东西配殿：又称东西庑。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左右对称而建。清代帝后陵寝的东配殿为存放祝版和制帛之处，祭日当天取出后供奉在隆恩殿内，祭毕焚化。每当大修隆恩殿时，帝后的神牌暂置东配殿内安放，竣工后再移回隆恩殿。皇帝谒陵期间，亦可临时至东配殿小憩。西配殿为喇嘛诵经之处，每当帝后祭辰之日，陵区附近的皇家寺庙（东陵为隆福寺，西陵为永福寺）会派十三名喇嘛在此焚香助念，超度亡灵，其余时间则长期闭门不开。

[10]隆恩殿：唐宋时期称献殿，明代称祾恩殿，即祭殿、享殿，俗称大殿，每年举行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忌辰等五大祭。它是陵寝最重要的一座地面建筑。一般为重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殿前有月台，以礓?（或作姜?，以砖石砌成的斜坡道，其看面呈锯齿状，是台阶的特殊形式）上下。清代帝后陵寝中的隆恩殿，除了昌西陵、慕陵、慕东陵为单檐歇山顶，昭西陵为重檐庑殿顶之外，余者均为重檐歇山顶。其月台前陈列铜鼎式炉、铜鹿、铜鹤（鹿与六谐音，鹤与合谐音，寓有“六合同春”之意），殿檐下悬挂一方以满、汉文书写的红框青底金字“隆恩殿”匾额。隆恩殿内设暖阁（以门扇、隔板、天花板等在殿堂内建造的小屋）三间，分别供奉着死者神牌、佛楼（或作仙楼，自乾隆皇帝裕陵开始设置，皇后陵寝仅泰东陵、菩陀峪定东陵有之）。暖阁内亦存放金玉器皿、陵图及死者画像，四壁为锦绣壁衣。暖阁前设帝后之龙凤宝座，座前是供案，案前放置牲匣，匣前有五供（中间一只香炉，左右各一对烛台、花瓶）。每当祭陵日，将神牌由暖阁中取出，置于宝座上，备齐一应供品，然后上香、进帛、献爵、行礼，场面庄严肃穆。

[11]二柱门：木石结构的冲天式（即柱子高过楼顶）牌坊门，明代称棂星门。左右为两根石柱，形似华表而为棱柱身。两柱间有门框，框上有门楼，顶覆黄色琉璃瓦。据传源于西汉，初为“祈灵星，求五谷丰登”而设。在由祭殿向寝宫的过渡中，起着建筑美学上的连接作用。只见于帝陵，后陵不设。

[12]石五供：用石雕成的象征性祭器。下为须弥座，形同供案，上设石香炉一只，石烛台、石花瓶各一对。香炉的炉顶、花瓶内的花和烛台上的烛火，虽不能实用，但它却象征着皇陵香烟鼎盛，仙花常开，神火不灭，长眠于地宫之内的陵主时刻都在饱纳着后代子孙的供养。

[13]方城：坟冢前的方形城台。古代帝王丧仪讲究“事死如事生”，故陵园内建有“寝宫”，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每天有宫女侍奉。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取消寝宫之制，废止留宿的宫女，撤销日常供奉，将原来的寝宫改建成方城与明楼。方城建于月台之上，与宝城相连。城台东、西、南三面砌城堞，北面砌宇墙。有的方城两侧直接建梯道，可供上下。有的方城正南中央设有一个南北向的拱券门洞和帽钉城门，称为古洞门或瓮门，可由此进入月牙城内，再循转向踏跺（又称磴道，即砖石阶梯）登明楼、上宝城；若无月牙城，则在古洞门内尽头处两侧另开扒道口下券门，拾级而上，经转向踏跺上宝顶，再登转向踏跺可至方城、明楼。清代一般帝后陵寝的方城两侧设有看面墙，其作用是将方城前面的院落与宝城、宝顶分隔开来，并将陵园东西两边的宫墙和宝顶后方的罗圈墙（或作罗锅墙，即平面呈半圆形或弧形的围墙）联结在一起。看面墙设有角门，由此可进入宝城与罗圈墙之间的交道。

[14]明楼：明清两代皇陵中的最高建筑，位于圆形宝城正前方，实则与宝城合为一体，明楼坐落在方城之上，作用近似碑亭。重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四面墙各开一个券门，楼檐下额枋正中悬有红框青底的匾额，刻陵名二字，字涂金彩。楼内竖立一通石碑，碑顶雕有蟠龙，碑额镌刻国名二字，碑阳镌刻“××××（帝陵刻庙号和谥号，如世祖章皇帝；后陵只刻谥号，如孝庄文皇后）之陵”等字，宇涂金彩，故又称圣号碑，作用与墓碑相同。清代帝后陵寝明楼内的丰碑，碑阳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朱砂涂面，俗称朱砂碑。另外，景陵皇贵妃园寝和裕陵妃园寝亦别开特例，为悫惠、惇怡、纯惠皇贵妃建方城与明楼，明楼为单檐歇山顶，明楼内的丰碑形式同前所述，但碑阳仅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皇贵妃（谥号）园寝”等字。

[15]月牙城：方城与宝城之间的月牙形小院，东西两侧有转向踏跺，可登明楼、上宝顶。月牙城迎面的墙中央贴砌琉璃照壁，正对着方城的古洞门。琉璃照壁既具有美化装饰作用，还遮掩了地宫入口隧道的券脸（拱券外端看面的砖石）。从照壁向南的地面上有一段神道，这里是全陵神道的起点，其下方即为进入地宫的斜坡隧道。封闭墓道和修建月牙城是整个陵寝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据传，古代多征集哑巴来构筑月牙城，他们白天休息，晚间施工，上下工途中皆蒙着眼睛，完竣后被遣送至人烟稀少处居住，以免泄露地宫秘密，故俗称哑巴院。

[16]宝城：坟冢外围之圆形或长圆形城墙，以城砖垒砌，是陵园的最后部分。宝城前部与明楼、方城相接，城中用黄土填实。帝后陵寝的宝城上铺砖为缓坡道，称为马道，环绕一周，以供登行。马道之外檐是宝城城墙，做成雉堞，内檐是宝顶宇墙，顶覆黄色琉璃瓦。每隔一段距离，设石螭首（又名苍龙头，龙首形的排水构件，俗称水簸箕）伸出宝城外，以排除宝顶、宇墙、马道上的雨水，外侧墙根再置散水道，让水流入下水沟中，以保持墙体干燥。清代皇陵的宝城以长圆形居多，且直径较小，故宝城外另设罗圈墙一道，与陵寝的宫墙整合为一体。

[17]宝顶：又称独龙阜，皇陵内的坟丘封土。呈圆形或长圆形，向上隆起尖顶，高度超过宝城，其大小因国势兴衰和陵主的身份高低而异。明代帝陵的宝顶以黄土填成，中心以白灰掺黄土夯筑堆高。清代帝后陵寝的宝顶则更讲究，均以白灰、砂土、黄土掺和成“三合土”，一层一层地夯穿，又使用江米汁浇固，加入铁钉，所以十分坚硬，不怕风吹雨打。宝顶上满植苍松翠柏，既符合古代树墓之礼，亦象征风水畅旺，子孙之江山万年长存。

[18]朝山：又称朝砂、远朝、前应、外阳、照山。指位于宅地或墓地基址前方而又遥对主山（穴山）的高山，如人臣面君，敬对而拱拜，故名。朝山是寻龙点穴的佐证，也是基址前瞻视线的收束点，与主山相互呼应、映衬，成为回视的对景，可增加层次感和深度感。山形以端正圆巧、秀媚光彩、平正整齐、回抱有情为吉。

[19]案山：又称近案、前案、迎砂、中阳、宾山。指位于宅地或墓地基址近前而又隔水的矮山，似贵人几案，可俯而凭之，故名。案山与主山相互呼应、映衬，成为回视的借景，增加层次感和深度感，具有屏障、聚气的作用。山形以清秀特异为吉，古人常象其形于文人用品以取名，如笔、笔架、几等。基址前方如无自然天成之案山，可用人工加以堆叠培填，但必须配合主山、朝山之高度，以求均衡。

[20]来龙：又称来脉。中国堪舆家将山势绵延起伏譬喻为“龙”。所谓来龙，即聚结在宅地或基地基址后方做屏障，成为其天然底景的山系。山形宜端正凝重，层叠深远，中间高而两侧稍低，忌孤峰独秀，最好包括主山、父母山、太祖山、少祖山等几重山脉，共同形成两翼横展拱抱的“大帐”，以抵挡风沙，迎纳阳光，收拢视线。而连接的脉络山如来龙的脊背，即所谓“龙脉”。龙脉在适当的位置停蓄，融结成“龙穴”，乃山川气脉之聚结处，是最适于立宅安坟的福地。

[21]孝东陵：清代第一座皇后陵寝。肇建年代不详，竣工后初名“新陵”，玄烨之嫡母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奉安后称“孝惠章皇后陵”，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以其位于孝陵之东，遂正式定名为孝东陵。它是清代关内的十六座帝后陵寝中，唯一在陵主入葬后始定陵名的陵寝。因当时典制尚未完善，故将清世祖福临的七位妃、四位福晋（侍妾）和十七位格格（侍妾）与孝惠章皇后同葬，等于是后陵兼妃园寝。陵内共有两进院落，规制低于帝陵，“前朝”不建圣德神功碑亭、龙凤门、石像生、神道碑亭，“后寝”无二柱门、月牙城，方城内则不建看面墙及角门，形成了清代皇后陵寝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