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全面展开。为了避免许多工地已经出现的人多嘴杂，各有主张，一个个自命不凡，视自己为诸葛亮，看别人皆是阿斗之辈的不良现象，奉发掘领导小组之命，谭维四约请诸位副队长研究协商，对人事安排和分管事宜再次做了详细部署：谭维四为现场总指挥；王少泉、黄锡全为副总指挥；方酉生为总记录；王世振负责现场安全检查与总联络。全体成员根据不同的能力和特长，重新编为现场清理、测量绘图、文字记录及资料宣传、文物保管、器物修复等若干个工作小组，明确各自的职责，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自主张，如有违反规定者，当场开除。如此一着，避免了混乱现象的发生。

发掘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压在墓坑东南拐角上方的水塔，否则无法采取整体行动。这座水塔原本早该拆除，只因新建的水塔尚未竣工，拆除不仅影响雷修所及附近单位的生活、生产用水，也关系到考古队本身的工作和生活用水问题。部队官兵早在一个月前就对新水塔的修建连夜加班突击，终于抢在正式发掘之前建成，并与先行到来的考古队人员一道，把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完备。

拆除旧塔并不是一件易事，该塔厚度近半米，全为钢筋水泥铸成，用一般的工具敲砸极其不易，若用炸药强行爆破，损坏了墓坑内的文物，自是一种罪过。在两难的情形中，现场总指挥谭维四决定，先用钢缆拉一下试试效果，此举得到了考古队多数人的同意。据保存下来的现场记录显示：

压在墓坑拐角上的水塔

5月6日，水塔漏水严重，竟把墓坑淹没了。谭维四在现场组织排水。

5月7日，部队同志开始拆除水塔的水管子，并且曾用推土机将水管拉下来。民工继续取水塔周围的土，准备待到只剩水塔基座那么大的范围，用钢缆捆塔身，再以机器将其拉倒。不过，看来得用三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搞完。

5月9日，民工继续取水塔周围的土，老谭与老郭等赴现场，商量明天是否在水塔基座下装小炮爆破，将土震坏，再将塔拉倒。

也就是说，经过两天的折腾，水塔安然无恙，在无更好办法的情况下，谭维四与郭德维、杨定爱等富有经验的考古专家分析认为，塔基底部距墓室的深度约有6米，一般轻微的爆炸产生的后坐力，对墓坑内的文物有影响，但不会太大。况且前一段施工，塔的四周和墓坑之上炮声隆隆，土石纷飞，爆炸之处距椁板最近处只有70厘米。若地下文物有所损失，也早已成为定局。常言道，痒痒不差一个虱子，既然非爆破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试了。考古队专门请雷修所总工程师刘秀明反复计算，确定了使用炸药的最佳用量，然后在塔基的最南部实施定向爆破。现场的原始记录真实而详细地记下了此次爆破的经过：

5月10日，做拆除水塔的准备工作，部队的同志还爬上水塔，用钢缆绳捆住塔身以备拉，民工用探铲在水塔基座下的土中打几个炮眼，准备填存炸药放炮，并且继续挖取尚未挖掉的水塔周围的土。晚饭后部分同志随车运木料到县城木料加工厂卸货，其余的同志参加拆水塔，县委吴主任到现场指导。这座水塔，民工已在基座的土中放了几炮，其东南角已悬空了相当于基座的三分之一。这次拆，主要是用一台拖拉机（推土机）拉，辅以人力拉，结果两次均未成功。头一次钢丝绳断了，第二次开始是麻绳断了，随后是钢丝绳又断了。钢丝绳由拖拉机拉，麻绳分两边，同方向用人力拉。第二次断麻绳只断了一边，另一边未断，但已没用了，不得劲，一拉则坏的。

5月11日，民工在水塔下放了三个炮，塔身稍倾斜，只用几个人拉，水塔轰然倒塌了，碎成若干块，但基座却没碎。推土机将水塔碎块逐一拖去，清理毕，大家想法用推土机将基座再拉翻，可是多次均未成功。下午，用TNT炸药爆破水塔基座，共放三炮，基座遂告破碎。大部用推土机逐块拖走，但仍剩下底盘未拖走。

5月12日，上午，清理旧水塔基座被炸毁的残部。

下午3时起开始下挖。午后，随县刘常信来队报到；调来应山县民工24人，其中兴农公社手工业社13人。清除并下挖旧水塔基座下之残渣与砂土。马坪公社红卫大队11人，挖墓坑东室上部填土，填土中发现小竹或木片与板、炭各一小块，外有红陶片、烧土粒等。在东室南边现在地面，下掘至八九十厘米许，即见大量积水，水尚清，水面似与盗洞之水面在同一水平面。保管组的男女同志拆水泥袋纸。部队同志来联系商量如何在工地安灯，以利夜战。

晚上，7点半至9点半，谭、王、陶召集全队人员大会，布置任务，分组讨论工作。

就在这次会议上，谭维四传达命令：“刚接到通知，15日下午，武汉空军直升机来拍摄墓坑全景照片。要求我们务必在中午以前把墓坑之内的青膏泥和木炭全部取出，否则飞机白来一趟，大家可要知道，这直升机可不是小孩子玩具，是真家伙，一离地就要喝几吨精品汽油，马虎不得。”又说：“据初步估计，青膏泥和木炭的数量要远远大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时间紧，劳动量大，从明天开始加夜班，昼夜奋战，力争在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

宣布完毕，会场一片嗡嗡议论之声，根据钻探的情况初步估算，仅墓坑内的木炭就有十几万斤，青膏泥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从现在开始，满打满算只有两个半昼夜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把几十万斤软体物清理出坑外，着实令人感到吃惊。既然空军直升机到来的时间不可更改，那就只有打起精神，咬紧牙关放手一搏了。

许多年后，当谭维四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对发掘的紧迫和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命令专门做过解释：“发掘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受时间的限制。在外行看来，这座墓就在那里待着，又不会半夜跑掉，慢慢挖就是了，何必那么紧张，这不是故弄玄虚，或者自找苦吃吗？错！凡行内人士都知道，每一项考古发掘都是有一个时间限度的，像出兵打仗一样，必须按作战计划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部署或拿下所要打击的目标。如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掣肘或阻击，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就意味着全盘计划被打乱，将产生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危险。只要翻翻史书，你就会发现许多战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1972年，考古人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汉墓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竹简书，这个书和传世的各种版本不太一样，但更接近孙子的真传，其中《作战篇》记载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这就是说，军队外出作战，耗费很大，影响到国家方方面面。‘久暴师’，就是部队长期在野外，这样很容易使力量耗尽，后勤不继，经济枯竭。凡用兵打仗，只听说有宁拙而求速胜，没见有因求巧而久拖不决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速战速决。擂鼓墩古墓发掘队伍虽没有《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十万之师’，但一百多号人，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依然要耗费数量可观的粮草和金钱，当时空军下拨的经费就那么几万元，多待一天就多消耗一份开支，所以这个事情必须按《孙子兵法》上说的速战速决，不能拖延马虎。”

作为对谭维四这一说法的呼应和补充，曾担任擂鼓墩大墓发掘队行政管理组组长，并负责后勤工作的周永清回忆：“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喊得最紧的时候，县文教局其他领导都下乡去了，我在家里主持一个‘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班。发掘古墓后，上级让我搞后勤，我很快从各公社文化干部中和县文化馆等部门抽调了30多人，一部分人参与发掘工作，王世振是个小头目，由他带领。一部分人协助准备物资器械；一部分人搞后勤。生活上的这一套全是我找的人，采购员、炊事员，还有三个倒茶搞接待的女孩子等等。部队只提供房子和桌椅板凳等硬件，吃饭的事他们管不了，正式发掘的时候人员到了100多，我们就自己开伙做饭。当时吃粮按计划供应，凭粮票才能买到，仅凭有钱还不行，凡参加发掘的人员都自带定量粮食，吃饭个人掏钱。考虑到这项任务特殊，工作辛苦，经我们上报省革委会特批，凡参加发掘的人员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提高到45斤，差额由县粮食局补贴。另外每人每天补助6角钱，这个标准在当时看来已经够可以的了，100多人，一天的补助就要付出近百块。当时像食油、肉食品、副食品等同样凭票供应，很紧张，除县革委会按规定给予安排，并适当优先供应和照顾外，我同负责采购工作的樊修恩同志也想了不少办法，尽力把生活搞得好一些，如肉类太少，当时很难买到，我们就想办法多买一些猪杂碎、猪下货等补贴。发掘后期，天气越来越热，山冈上草木繁杂，蚊虫蛇蝎特别多，搞得大家坐卧不宁。当时买个蚊帐都很困难，有钱也买不到，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这些后勤人员，尽量把蚊帐让给一线的同志们用，气温较高时，我们就睡在外边……”

除顾及物资消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墓坑本身要受制于天时。墓坑一旦开启，若突然遇到暴雨，而考古人员未能把该得到的资料抢到手，珍贵的资料可能被雨水冲走而永远无法补救。时任清理组组长的郭德维后来颇有感触地说，类似的事情他在考古生涯中曾遇到过不止一次。1962年，郭德维在江陵太晖观发掘一座楚墓，据他说就差那么半个小时，即可照完相、绘完图、取出全部器物。想不到一阵暴雨袭来，导致墓坑崩塌，差点把考古人员活埋。雨过之后，众人又花了十几天时间才把坑内的淤泥与器物清理出来，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有些文物还是受到了损失，回天乏术，只能扼腕长叹。20世纪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发现了虢国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在发掘中因突遭大雨，墓坑崩塌，一人压毙，实实在在地闹出了人命。此次发掘，谭维四与郭德维等考古人员在做方案时，曾想在墓坑之上搭建防雨架与防雨棚，但在全景照片拍摄之前尚不能实施，这诸多的原因逼迫考古人员刻不容缓，必须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将墓坑内的白膏泥与木炭清出。

晚会散去，考古人员、后勤人员，连同各公社生产队前来支援的民工全部进入现场操作起来。雷修所技术人员早已在工地安装了电灯，墓坑四周如同白昼。众人弯腰弓背，连挖加铲，经过一个昼夜的奋战，总算把几十厘米厚的白膏泥弄出了坑外。接下来就是木炭的提取。

按照原先的设想，木炭总比上面那黏糊糊、湿漉漉的白泥巴好取得多，但一经挖掘才发现恰恰相反。大家发现，木炭之下先覆盖一层竹网，竹网之下为丝帛，丝帛之下才是篾席，篾席铺于椁盖板之上。椁板之上铺篾席、丝帛和竹网的情形，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对墓葬制度的研究无疑是一份难得的实物资料。清理人员必须弄清三者的关系，要一层层小心谨慎地提取，稍不留意，就容易把三者混在一起，夹杂在木炭内一同取出，对文物和资料的保存造成损失。面对厚约30厘米的木炭层，时间又显得极其紧张——这似乎是一个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悖论，发掘人员恰恰就在这样一个悖论中工作，用郭德维的话说，就是：“越是紧张，越忌慌乱，现场由谭维四统一指挥，将专业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都有民工与后勤人员配合。专业考古人员叫动的地方，其他人才可动手；如何动，也要听从专业人员的指挥，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考古发掘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文物损失，谭维四现场宣布，谁要胡来就开除谁。如此这般，尽管大家都很紧张，但却有条不紊。根据现场发掘的经验，考古人员采取顺藤摸瓜的方法，先找到木炭中叠压竹网、竹席的边和角仔细缓慢地提取，在绘图照相之后，里边的揭取就相对快捷和粗糙一些。”

当考古人员弄清竹席、竹网与丝帛的底细，取好应得的标本后，时间已到了15日早晨，脚下几万公斤的木炭必须赶在中午12时之前清理出墓坑。于是，谭维四再次召集全体人员做了鼓动，以“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曙光在前头”为号召，要求众人勒紧腰带，振作精神，争取最后的胜利。会后，身心俱疲的发掘人员咬牙瞪眼，强打精神继续劳作。众人挥锹扬铲将木炭挖出装进筐中，又一筐筐、一篓篓扛出坑外。前来观察的雷修所首长郑国贤、王家贵一看场面如此紧张，时间如此紧迫，劳动强度如此之大，立即命令部分官兵前来支援，现场人心大振，清理工作明显加快，终于在12点10分清理完毕。本次共计出土木炭1100余筐，经杨定爱、曾宪敏等考古人员分几次过秤，每筐约70斤，总共3万多公斤。（南按：这是现场所得含水木炭的重量。后来在揭去椁盖板后，得知椁墙四周与坑壁之间亦填满木炭，估计整个墓坑共用木炭，按含水量计算，当在6万公斤左右。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共1万多斤。）这个数字竟是在保障考古资料的情况下于半天之内完成，其紧张和艰巨的程度可以想见。

考古队员正在取出墓坑填土中的木炭

木炭取走后，经过清扫，木椁盖板全部显露出来，总面积比墓坑略小，在不同的室内一字排开，场面极为壮观。当众人走出坑外，酸痛的腰身还没有直起来，只见谭维四从雷修所办公室气喘吁吁地跑来，抬手对众人喊道：“同志们快去吃饭，刚才接到电话，飞机要提前到来试飞，我们要做好准备。”

众人听罢，顾不得腰酸腿痛胳膊肿，呼呼隆隆地向山下拥去。此时，武汉空军派出的直行飞机已飞离机场，正穿越蓝天白云向擂鼓墩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