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出吃奶的功夫和阴阳两面招数，跃跃欲试的威廉·弗利，在美国上上下下扑腾了一阵子之后，仍未能如愿踏入中国。

想不到1972年8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芝加哥股票经纪人兼商人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发布的消息：“悬赏5000美元奖给提供线索使我能找到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的任何人……”

消息传出，贾纳斯立即收到了几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无数个电话。接下来，一场又一场欺骗与反欺骗的闹剧与丑剧在世界范围内上演。一位自称深知内情的女士主动与贾纳斯联系并提供照片，说自己的亡夫原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队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中国带回一箱“战利品”，箱中装的便是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贾纳斯闻听大喜，要与女士见面以弄清真情。这位女士提出一个有点古怪的条件，即在著名的纽约帝国大厦观景台会面。根据相约时间，贾纳斯如约来到帝国大厦，等了很久，只见一位黑衣女士突然出现在面前，二人按约定信号打过招呼后，黑衣女士向贾纳斯提供了一组照片，照片上显示一个据说是装载“北京人”的木箱，另有散乱的人体骨骼图片。贾纳斯端详半天，并不敢断定照片上显示的就是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当贾氏进一步要求约定秘密地点亲眼观看箱中珍品时，黑衣女士神秘兮兮地予以拒绝，随后转身消失于人群中不见踪影。后来，贾纳斯试图再与黑衣女士联系，但自此断了音信，没有了下文。这个插曲成为“北京人”失踪之后又一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

黑衣女士提供的盛放“北京人”头盖骨的木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以下两张照片同）

一晃几年过去，当年自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的威廉·弗利，仍没有忘记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他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在通过正常渠道和在媒体刊登哗众取宠的广告式文章皆不能奏效的情形下，弗利开始设法从岔道绕行，企图通过掩映在政治丛林中不为外界所知的曲线闪进中国国门。而一个偶然的酒会，使弗利的设想得以披露并引起中国科学家的注意。

一位德籍游客在纽约帝国大厦观景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出美国金融界商人贾纳斯（右）和一位“神秘黑衣女士”秘密会面的情景

1980年3月4日的一个晚上，贾兰坡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毕初珍、盖培等科学家应邀到瑞士驻华大使馆参加一个酒会。酒会是瑞士驻华大使席望南为欢迎瑞士著名考古学家、伯尔尼大学邦迪教授率领的一个旅行团而举行的。邦迪教授于1977年9月首次访华时，曾到过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和贾兰坡相识并在以后的通信中成为好友。而席望南大使是一位考古学爱好者，他对中国的考古，特别是对贾兰坡等科学家在周口店发掘“北京人”的情况，既熟悉又很有兴趣，因而在这个酒会上，席望南大使特地和贾兰坡坐在一起。

贾纳斯将黑衣女士提供的照片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家夏皮罗鉴定，夏认为图中右后方的一块头盖骨“很像‘北京人’”，而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豪威尔则确认是魏敦瑞所定的周口店第11号头骨。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酒过三巡，席望南和贾兰坡便有了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两人并肩谈了很长时间，内容自然是考古学方面的事情——从西亚考古一直谈到中国最近的发现；从周口店的最初发掘渐渐谈到“北京人”遗骨的丢失经过。最后，席望南主动向贾兰坡谈起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秦皇岛分队长、军医威廉·弗利的情况。

对于弗利其人，贾兰坡以前有所耳闻，但未与交往，只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的军医，再后来又担任了一个分队长的职务。1941年11月间，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到了弗利头上，但他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当贾兰坡把自己了解的情况略说一遍后，席望南大使说：“弗利今年已经68岁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现在定居纽约，还干行医的老本行，是一位很著名的心脏专家。据我所知，他掌握着有关‘北京人’下落的关键线索。而且，弗利是一位可信赖的人，希望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个线索。”

贾兰坡听对方如此一说，十分高兴。多年来，不少人为了寻找到“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试图从弗利嘴里套出“口供”，但弗利似是在玩待价而沽、放线钓鱼的布袋戏，对外界讲述和发表的言论，总给人一种遮遮掩掩，既不实在又不稳当的感觉，尤其对一些关键细节，或装作不知，或守口如瓶，使得“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显扑朔迷离。而如今，眼前的席望南大使和弗利却有如此交情，这对寻找“北京人”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于是，贾兰坡对席望南说：“大使先生，希望您和弗利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很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最新情况。以后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

黄慰文向作者讲述与贾兰坡一起应邀赴瑞士大使馆席望南招待晚宴的往事后，又为作者书写席望南的英文名字（作者摄）

对方点点头，说：“贾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为寻找‘北京人’的事尽最大的努力。”

酒会结束半个月后，即3月20日，席望南给贾兰坡写来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在纽约时弗利曾经和他谈过“北京人”化石失落的情况，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弗利在天津行医，要乘船返回美国（必然是1941年），他的朋友和邻居德日进因为害怕日本人的到来，曾把装有著名化石的箱子藏在他家。然而，弗利博士未及把这些箱子同他自己的东西运到船上，就丢下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急忙逃跑，房子随即被日军占据。据弗利说，日本人是最后见到装有化石的贵重箱子的人。他猜想，当房子后来被日本人完全腾空时，这些箱子可能运到了日本。他还进一步推测箱子已经到了日本——倘若不是沉没海底的话，并且他也希望它们仍然被保存在军队的一些仓库里，最后尚能找到。

我想您听到这个叙述会感兴趣。作为一个具有良好关系的朋友，我没有理由怀疑弗利博士的话的真实性……

收到该信时，贾兰坡和黄慰文正打算写一本关于周口店发掘内容的书，对“北京人”下落的任何线索更增加了一分兴趣。于是，贾兰坡立即给席望南大使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信中的那段文字能否引用，以便为后人留下追寻的线索。1980年5月5日，席望南给贾兰坡回信道：

威廉·弗利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画面截图

我很感激您善意的来信。自然，对您要引用我后一信中所说的一段话，我没有不同意见。不过，我和弗利博士的交谈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已通知他和您通信，并已建议他来华和您接触。我正好得到他的回信，我高兴地获悉他已接受了我的邀请，大约于明年秋天来华。

弗利在给我的回信中还这样写道：恳切地请您告诉贾兰坡教授，我对长时期失去的“北京人”标本仍然抱有重新找着的希望。请他和我直接通信。

为得到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真实线索，贾兰坡很快按席望南开出的通信地址，给弗利写去了一封信。

1980年6月10日，贾兰坡收到了弗利从纽约的回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贾兰坡先生：

我收到了您那封令人激动的来信。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瑞士大使席望南的介绍，最后处置“北京人”标本的科学家和一位曾经被委托运送“北京人”标本的官员相识了。多年来，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天。我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北京人”化石标本安全回归北京协和医学院。

您为了保证“北京人”标本安全所给予的细心和谨慎的妥善包装（南按：包装者实属胡承志和吉延卿，并非贾兰坡），使我确信它们没有被遗弃，而是被安全地和细心地保存着以待适当的时候重见天日。

由于您一定明白的原因，我对给我从前的同事写信或联系感到踌躇。您温暖而友好的来信使我安了心。两周前，来自北京的以沈其震为首的医学教育考察组（南按：应为医学情报图书考察组）到我们医学院（南按：即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参观，该组两名成员范琪和李思翘于次日到舍下访问。他们的友情令我感动。我请他们回到北京后替我向您致意。同他们会见使我体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气氛已恢复到我离开时的样子了。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谈我们在接触那些“北京人”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现随信寄上……

您会另外收到我们司库的信，讨论帮助您重新寻找“北京人”标本的某些可能性。

弗利

1980年5月29日

与自称最后保管过“北京人”的幸存者弗利取得直接联系，贾兰坡很高兴地看完信，又把弗利随信寄来的文章看了一遍。此文发表在《冬季71/72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校友季刊》上。弗利在文中说，他在中国时，从1938年到1945年，在香港和北京的医学院里进行研究工作，后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师，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分队长。因自己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因而和中国人以及欧洲的同行们有广泛的接触。他还说，日美战争结束后，古老的“北京人”的骨骼并不多，大约只装在一打玻璃瓶子里。

贾兰坡看完弗利的文章，觉得其人一些说法不太可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北京人”是很容易破碎的化石，不可能装在玻璃瓶内，何况还要远渡重洋转运到美国？而且，弗利所谈的“北京人”化石是装在一只箱子里，这和胡承志亲自用木头箱子包装的情况完全不符。再者，“北京人”的全部化石也绝不是一只衣箱就能容纳得下的。听席望南大使的口气，弗利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应该不会编造，也没有必要编造。那么，其人所讲的情况为什么又会是这样呢？

在收到弗利来信的同一天，贾兰坡又收到了弗利一位名叫贾内拉的同事于5月29日从纽约发出的信，信中附有一份席望南大使给弗利的请帖复印件。贾内拉在这封信里主要谈了如下几点意思：

一、您最近给弗利博士的来信，为他帮助寻找丢失的“北京人”标本提供了可能。

二、弗利已请求于9月来中国。

三、我们已和纽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办事处进行接触，弗利博士的入境护照已签讫，号码是668530号，有效期至1982年。

四、这次访问的用费没有列入我们的预算。若是你们机构或你们政府能帮助解决所需的旅差费，将是值得感激的。席望南大使已提出在北京由他招待，但是到天津、丰台和上海江湾的旅行，对于寻找工作也许是必要的。

弗利方面在短时间内便做出了如此快速的安排，本是一件令贾兰坡感到欣慰的事情，但很不凑巧的是，贾兰坡收到信的时候已经是6月10日了，而他已经定在7月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11月还要到日本明治大学讲学。而在此之前有许多工作都必须要做。若是弗利9月来华，显然多有不便。因此，贾兰坡给贾内拉写了一封回信，将上述情况做了说明，希望更改弗利的来华日期。

这一改，便改出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980年10月底，弗利的另一位好友——美国运通银行总行高级副总裁邱正爵访问北京，其间特别邀请贾兰坡等人见面，说他带来弗利的口信需要转达。贾兰坡与邱正爵见面后，对方介绍说，弗利接到贾兰坡的复信之后，曾和他一起研究复信的口气和内容，他们当时认为中国方面对于弗利的访华一定遇到了不便明言的麻烦，这个麻烦主要指政治方面的问题。邱强调说，其实，弗利自己支付他和夫人的旅费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他是纽约的一个名医，收入相当可观。他主要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在华期间，邱正爵对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表现出了非常的热心，不但力促弗利访华，而且还特意跑到了天津，并在一群朋友的帮助下，居然找到了弗利当年在天津居住的那间房子。邱氏仔细观察了那间房子内部的情形，敲了敲房子的墙壁，内有“空空”的声响传出。本来，他很想提议把墙打开看看，可由于房子已经住上了人家，只好作罢。

邱氏从天津回到北京，对贾兰坡说，他在天津发现的那间房子，与弗利向他描述的情况一样，至今并无多大的变化。

再度赴美国后，邱正爵又专门去纽约找到弗利，把他在天津看到的当年弗利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保存情况做了详细交谈。弗利听后，十分兴奋。但是，当邱氏追问弗利“北京人”化石是不是藏在那幢房子里时，对方则不置可否。因而，弗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又成为一个悬而未解的谜团。

之后不久，贾兰坡又收到弗利一封来信，对方除表示赴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愿望，还特意向贾兰坡正式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到中国后，希望能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

弗利来华为什么提出要中国总理向他发出邀请？是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是显示寻找“北京人”的事很重要？还是出于对中国政治背景的某种考虑？这一切又成为一个谜团而无解。十几年后，贾兰坡回忆说，接到弗利的这封信，他心中大为不快，既然是一种学术之间的交流，干吗非要惊动总理？一国总理是那么容易找得到、使唤得动的？于是，他给弗利回信说：“至于中国总理嘛，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您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

从此，弗利和贾兰坡不再有任何联系。

从此，弗利失去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机会，贾兰坡则失去了寻找“北京人”的一个关键线索。

寻找“北京人”化石的历史进展至此，只能无可奈何地朝着另一条道上走去。

后来，张森水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其间为“北京人”一事专程赶到纽约拜访弗利，当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弗利的住所并跨进其家门时，这个神秘人物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年之后的1999年10月16日上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伊安·泰特赛尔，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关于“北京人”箱子一事，他曾亲自询问过弗利究竟是怎么回事。弗利说，他确实负责过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但箱子交到他手里后，他并没有打开过。至于更详细的内容，弗利没有说，或许是不愿说。[1]

看来，没有任何人知道弗利的底细和他真正知道些什么，于是，弗利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北京人”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注释

[1]伊安·泰特赛尔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三楼会议室，向作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