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炬从北京返回济南后，把王冶秋的指示向省博物馆馆长张学和馆革委会主任郝兆祥做了详细汇报。张、郝二人很快又将竹简运京整理的意见向省革委会文化组领导人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同意送京的答复。鉴于中央和省有关领导的明确态度，郝兆祥先后两次打电话给临沂方面说明情况，同时通知毕宝启、吴九龙二人，令其迅速做好准备，将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和其他器物全部运往济南，然后转送北京。

毕、吴二人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起来，在同临沂方面有关领导和业务人员协商后，根据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具体情况，专门到木器厂定做了15个大小不同的箱子以作包装之用。按照双方商量的结果，文物押送济南的一切费用由省博物馆负担，因上次蒋英炬来临沂时已带了部分款子交给毕宝启以应急，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从毕宝启当时所做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些木箱在总体上分为装竹简的和盛放普通器物的两种类型，其中竹简箱的规格为：80厘米×12厘米×10厘米（盛放一号墓出土竹简）；50厘米×37厘米×30厘米（盛放二号墓出土竹简）。器物箱的规格为：90厘米×60厘米×40厘米（盛放大中型器物）；70厘米×50厘米×40厘米（盛放小型器物）。另外准备了铁钉5斤，包装纸3刀，锯末100斤，草绳50斤，等等，以和木箱配套使用。

临沂白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持刀欲搏的武士。历史中常隐含着未来的信息，剑拔弩张者何止古代的武士？

当各种装载器具准备就绪后，已是4月24日。第二天，毕宝启、吴九龙会同临沂方面的刘心健等人开始清点一、二号墓的出土器物，并对大多数器物进行了清洗、晾晒等简单的保护处理，防止运输途中发生质变。

4月27日，定做好的木箱已运至临沂文物组，运载的汽车也安排妥当。临沂地区行署、县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先后对出土文物做了最后参观和告别。万事俱备，只待起运。此时的山东省博物馆馆长张学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并催促毕、吴要抓紧时间，尽快起程，将出土器物“及时、安全、顺利”地押运回济南。毕、吴二人满口应允，一再表示第二天就装箱起运。但是，令毕、吴意想不到的是，省、地、县三方酝酿、压抑了几天几夜的矛盾，终于在第二天爆发了。

4月28日，吴九龙、毕宝启一大早就来到文物组准备装箱，但文物组的张鸣雪、刘心健等人却突然告知，根据县文化组军代表郑指导员和县政治部张政委的指示，在装箱前必须明确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临沂文物组为出土器物的拥有方，省博物馆为借方，双方代表在交接手续上签字画押；

二、开列出器物移交的详细清单并双方签字；

三、共同装箱、共同押运。

面对突然开列的三个条件，毕、吴二人在大感惊讶的同时，觉得无法接受。按照二人的想法，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压根儿不存在省、地、县归谁所有的问题，大家只有保护好文物的责任，应听从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就这两座墓的发掘而言，省博物馆应是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现在中央急于对出土器物进行保护处理，省博物馆就有责任和义务将东西运京。根据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法律规定，运走的文物根本就无须跟临沂县搞什么所谓的交接手续。于是，对临沂方面的要求，毕、吴二人当场做了严词拒绝。见二人如此不识抬举，临沂文物组张鸣雪等人员在文物组副组长崔寔的指示下，也不再顾及双方的面子以及合作的友谊，索性撕破脸皮，扯下面具，当面锣对鼓地叫起板来。

毕宝启当年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省、地、县三家文物工作者闹分裂的情形（毕宝启提供）

刘心健、张鸣雪代表临沂方面摆出强硬姿态，明确表示这两座墓的发掘，完全是临沂文物组自己的功劳，省博来的二人并不是什么两座汉墓发掘的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而是令人讨厌的可有可无的帮闲者，是鲁迅笔下“未庄”的闲人，或者说是挟省博以自重，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样，不惜手段抢夺各路诸侯地盘和劳动成果的实践者，是现代社会中美帝苏修的忠实代表。对这样的代表，不但不能让其带走一件器物，而且应宣布对方属于不受欢迎的人，应立即驱逐出沂蒙山革命老区，拔掉这两颗外来的钉子，铲除心中的块垒。

在这种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势下，毕宝启、吴九龙有些发蒙，心想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反复？但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是在墓葬发掘中临沂方面没能主持的报复性反击，是给自己一点颜色瞧瞧的具体体现，是压抑在心中怨气的总爆发。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权落在谁家，是省博物馆，还是临沂文化局？按照毕宝启、吴九龙的想法，当然是省博物馆。但按临沂方面的愿望，应该留在当地。这一走一留，在不同的人心中产生的反应自然是不一样的。从对方的强硬姿态与默契的配合中可以看出，临沂方面是事先做了密谋的，目前的毕、吴二人已经成为他们整个同盟的对立面，并被**裸地抛在了阳光之下，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经过短时间的沉默与思考，毕、吴二人意识到如继续跟文物组这帮人纠缠，即使由黑发变成白发也不会弄出个是非分明的结果，要想尽快解决问题并从中突围而出，就要直接去找躲在背后暗中操纵的郑指导员，只有和他讲明国家文物方面的政策法令，才有可能一见高下，决出雌雄。想到这里，二人怀揣着悲愤之情转身向外走去。

考古人员在清理出土的竹简。左前为毕宝启，左后为崔寔，右前为吴九龙，右后为杨佃旭（岳国芳摄）

来到县政府大院军代表郑指导员的办公室，毕宝启、吴九龙当面质问对方为什么已经说好的事情突然又生变故，这样做是何道理？郑指导员对二人的到来似早有准备，他那沉稳、刚毅的目光在二人脸上横扫了一遍，略做冷笑与不屑状，然后单刀直入地说道：“文物组的同志们所说是有道理的，你们二人尽管代表省博物馆参加了银雀山汉墓的发掘，但你们没有正式发掘手续，是属于帮助工作性质的，真正的发掘者和有功之臣是临沂县文物组，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批器物的保管权是属于临沂县的，是属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沂蒙儿女的，是属于英雄的沂蒙人民的。现在中央要保护，省里要运转，这一切行为就文物而言是属于上调或借调的性质，是暂时的，而绝不是说这些器物就归你们省博物馆所有了。如果省博物馆要占有这批文物，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相容的，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和对立的。沂蒙儿女是既不喜欢，也不乐意，更不会答应的……”

郑指导员话至此处，早在一旁不耐烦的毕宝启横插过来道：“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说帮忙，可他们又说是帮闲，这帮闲还是帮忙我们并不在乎，在这里我们出了多少力，出了什么样的力，你也许不清楚，但文物组的同志们是清楚的。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文物组几位同志的业务水平是不敢恭维的，要单独发掘这么重要的墓葬是有困难的，或者说按照有关规定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墓葬已经发掘了，目前这个发掘已经得到了省和中央的认可，对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谁在中间出的力多，谁出的力少，谁发挥的作用大，你我双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靠讽刺挖苦是不能抹杀我们所做功绩的。现在，中央要出面整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省里让我们出面转运文物，这是地区和县文化组都同意了的。怎么时至今日又突然变卦，搞起了小孩子玩闹，你们到底耍的什么布袋戏？我想，你们这样做，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未等毕宝启说完，郑指导员一挥手打断说：“老毕同志，现在不要争论是谁发掘的了，依我看，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省、县双方都出了力，都有功劳，你们都是人民的功臣，祖国感谢你们，沂蒙人民感谢你们。至于出土的器物，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财产，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宝贵财富。正是为了党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才要登记一下，留个底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个原始证据可核对和查找。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你们的意见，我再请示一下地区文化组的曹副政委，看他有什么指示。”郑指导员说着，很快接通了曹副政委的电话，简要叙述了毕、吴二人的意见。

曹副政委听罢汇报，明确指示道：“银雀山汉墓的成功发掘，是省、地、县三级行政人员、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出过力，大家都要负责任，至于谁出力多，谁出力少，大家不用明说，心中都有数。现在要把这些出土器物拿到中央去整理、保护，大家都要支持，要从大局出发，不要相互扯皮。对于要运走的器物，可以统一搞个表，说明共有多少东西，目前损坏的程度，损坏了多少，以及器物的下落去向，等等。这样搞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对党、对人民，都好有个交代，对大家也都有益处。”

郑指导员将这道指令记录下来，又将电话递给了毕宝启。曹副政委向毕简单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见，并希望能给予配合。鉴于对方所说的一大堆道理和看上去较为诚恳的态度，毕、吴二人表示同意在清单上签字。但到了下午，县文物组副组长崔寔突然拿出“手续”，强行让毕、吴二人签字，毕、吴认为自己并未参加清点文物，对文物的多少心中无数，且老崔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曹副政委的指示精神，于是拒绝签字，双方再次叫起板来。这次叫板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文物的去留，还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毕、吴二人于气愤中又跑到县政治部找张政委理论，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文物组的领导人片面听取汇报，无理批评我们；二、他们说自己有能力发掘这个墓，我们不该参加；三、他们要和我们共同商量撰写一个发掘简报上报。关于这三点，我们认为：一、是某些人错误汇报，欺骗领导；二、文物组到底有没有能力发掘，大家心中都清楚得很，我们不争功，但实际情况要说明；三、上报的简报我们同意，但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越快越好。

初步整理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左）与小型漆器

对于以上三点意见，张政委表示一定要认真对待，和其他同志研究后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毕、吴二人见话已至此，只好告辞，但合计之后又觉于心不甘，便直接找地区文化组的曹副政委汇报。二人在述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后，又强调了如下意见：一、文物组故意刁难；二、他们欺骗领导，说假话，情况不实；三、为了上下同志间的团结，我们可以忍让；四、领导指示还要办，装箱一事我们不参加了，但要争取时间，不能延误。

毕、吴二人说完之后，迅速来到邮电局挂通了济南的电话，将发生的新情况向省博物馆馆长张学做了汇报。

4月29日上午，曹副政委传达省文化组负责人金松源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将来解决，要共同参加装运，可以办理手续。”

下午，吴、毕二人同县文物组的刘心健、张鸣雪等一起装箱。

晚上，装箱工作仍在进行。约19点30分，郑指导员突然来到文物组，冷冷地说：“老毕同志，你们要有事，就先去忙吧，箱子我们装，你们放心好了。”

毕宝启听罢一愣，抬头问道：“是领导决定和指示的吗？”

郑有些不耐烦地拖着长腔说：“不要问这些了，话说得明确些，就是我们的人负责装箱和运送，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只管走自己的人就是了。”

毕一听此言，顿时火起，很是恼怒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屎壳郎搬家——滚蛋？”

“我没这么说，那是你自己这么想罢了。你们是不是屎壳郎我不管，反正装箱的事你们就不要插手了，免得再节外生枝，制造混乱。”郑指导员答。

毕宝启争辩说：“下午装箱是根据尹局长传达的两点：一、大家一起装箱；二、明天早晨一起起运。现在你们又要中途变卦，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自己运去吧，老子这就走人，不过购买器物费和运送费呢？”

“我们负责。”郑满脸坚定地回答。

毕宝启抬高了嗓门说：“那好，我前两天已把省博物馆出的一笔款子给了刘心健，刘心健是不是把款还给我？”

正在装箱的刘心健转了个身，抬头答道：“现在财务都回家了，拿不出钱，明天一大早我保证给你送去，你们就放心走吧。”

“那我们就回去了，再见！”毕宝启说完拉起吴九龙向外走去。

“不要说什么再见了，我们的关系一回就够了。”郑指导员望着刚转身欲走的毕、吴二人，抢补上一句颇有些挖苦的话。

“你们够了，我们也不想再见。”一直未发话的吴九龙接过郑的话头做出反击。

“不要再跟这个不讲理的纠缠了，我们走。”毕宝启说着，拉着吴九龙急转身向外走去。

“知道走就好，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属于沂蒙人民的珍贵文物。”郑指导员望着毕、吴二人的背影不依不饶地又抢补上了一句。

二人回了下头，瞥了一眼对方，没有吭声，略显狼狈地走了出去。

4月30日，毕、吴二人在地委第三招待所等待刘心健送款，但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也不见刘的影子，毕宝启焦虑之中对吴说：“那帮人他娘的吹大话容易，拿款却像登天一样艰难，岂不怪哉？！”在感到刘心健不会来送款的情况下，毕宝启愤怒地骂道：“看来这个狗东西是不会来了，我们做自己的打算吧。”于是二人商定分头行动，吴九龙由兖州乘火车返回济南汇报情况，毕宝启于临沂乘汽车去探望在莒县工作的妻子。此时的吴、毕二人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焦急地等待刘心健送款之时，运送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的汽车，已驶出层峦叠嶂的沂蒙山区，奔驰在通往济南的平坦大道上了。

毕、吴二人被撇开之后，临沂方面开始单独行动起来。跟随汽车押运文物的分别是曾参与汉墓发掘的杨佃旭、县文化馆干部刘大田、县宣传队负责道具的小黄等三人。按照尹松若局长的指示，押运人员除携带由临沂地区、县两级文化部门出具的介绍信之外，更重要的是携带文物清单。当文物移交后，省、县双方要在清单上签字画押，以作为省革委会文化组、省博物馆向临沂县借调文物的凭证。行前，尹局长特意叮嘱杨佃旭道：“到了济南后，除了移交文物，对方要问其他方面的事情，你们只能回答三个字——不知道。当然，不是让你回答一个不知道，而是要你们一问三不知，也就是说每人一次，连续回答三个不知道。如果对方问为什么不知道，你们就说你们三个人都不是文物组的，除押运文物外，其他一概不知。”面对这个神秘得如同谶语的嘱咐，懵懵懂懂的杨佃旭只好点头称是。

尹局长望着杨佃旭那一脸木然的表情，知道对方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战略，便不放心地再次对杨佃旭说：“刚才我的话，一定要严肃对待，决不能有半点马虎。

“听明白了。”杨佃旭挺起了胸脯，斩钉截铁地回答。

30年后，杨佃旭指着银雀山汉墓大厅墙壁上的竹简摹本感慨万千（作者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山东省博物馆，现已成为文保单位

第二天一大早，杨、黄等人怀揣着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驱车向济南奔去。到达省革委会文化组办公楼前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经通报，由文化组负责人金松源亲自出面接待，并对这批器物的处理情况做了两点重要指示：

一、这批文物，特别是记载先秦文献的竹简非常重要，正因为重要，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虽说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东西是在临沂出土的，归属保管权应属于临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这份财产正由临沂人民保管着，省里和中央只是暂时整理和保护，绝没有永久性占有的意思。现在竹简需马上送中央整理、保护、研究，其他的器物你们愿意弄回去就弄回去，不愿意弄，就和竹简一同交省博物馆暂时保存、保护。

二、准备派人到北京参加竹简的整理工作，省、县各一人。你们回去后转告尹局长，看派谁去合适，最好派一位懂业务的同志去，一边工作，一边向专家们学习，将好的方法、经验带回来，再应用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这个同志将作为一颗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同志，以后竹简回了临沂，不但对竹简的保护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对一直比较落后的临沂地区的文物工作也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

金松源说完后，又专门修书一封让杨佃旭回去交给尹局长，书中内容同以上两条基本相同。由于有了老金的口头保证和这封信，老实巴交的杨佃旭心中不由自主地翻起一股热浪，他从怀中掏出的那份早已被热汗渍得皱巴巴的文物清单，开始在手中莫名其妙地不停地抖动。随着金松源谈话的结束，杨佃旭脑海中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主题是：要不要让老金在这个借调性质的交接清单上签字？按行前尹局长的吩咐，一定要让对方签字画押，唯其如此，文物的主权才能得以正式确定，临沂方面才能高枕无忧。否则，面对这变幻莫测的时势，其后果难料啊。但此时，当杨佃旭看到老金又是保证、又是修书的真诚态度，感到不好意思再让对方签字了。杨佃旭一咬牙，决定不当小人做君子，不再让其签字盖章。于是，他那哆嗦的双手，重又将那张皱巴巴的借调清单连同老金的手书叠在一起，塞于汗渍渍的上衣口袋里，面带笑容，谦恭温顺地弯腰点头道别。未等对方的屁股离开那把已被摩擦得油光发亮的椅子，杨佃旭便将那双粗糙的大手在半空中猛地一挥，断喝一声“走！”，遂率领手下两个弟兄，走出办公室，咚咚地冲下楼去，爬上汽车，一溜烟向省博物馆驶去。这个时候的杨佃旭没有意识到，历史赋予临沂方面的一次重要机会，就这样随着车轮卷起的满天尘土飞扬而去了。

待杨佃旭一行来到省博物馆，刚和相关的人员接上头，对方便问道：“我们去的两个人回来了吗？”

杨佃旭想起老局长的叮嘱，轻轻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两人也分别跟着摇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

对方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又接上一句：“这两人上了哪儿？”

“不知道。”杨佃旭回答，其他两人随声附和。

“哎，你说这两个人是咋回事？一点音信也没有。”对方显然是属于二百五之类的人物，彪乎乎地有些不识时务，仍不依不饶地进行着无聊的盘问。

“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三个字，叫作不——知——道，即使你今天铡了我的头，也还是这三个字。”杨佃旭在看似玩笑中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对方还想继续追问，但看到三人不再愿意搭理自己，只好知趣地打住了。

按照省文化组负责人老金的指示，运至济南的器物除竹简暂时留在省博物馆外，其他的可以拉回临沂整理、保存，但杨佃旭认为这样来回折腾没有必要，也得不偿失，干脆全部在省博卸下，回去时既省心又省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率领手下两个弟兄，忙前跑后、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将车中文物一箱箱或扛或抬全部弄了下来，又帮着对方以学雷锋的姿态扛进仓库，大有被人卖了还热心地帮人点钱的架势。在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感觉甚为不妙的决策指导下，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的文物，全部轻而易举地落入山东省博物馆囊中。由于杨佃旭没有搞明白到底哪头炕热，不知轻重地做出了拱手相让的抉择，临沂方面不战而败。此前无论是军代表方面，还是文物组的崔寔、张鸣雪、刘心健，抑或文化局局长尹松若等所做的一切努力、算计、争吵、阴谋与阳谋，都随着杨佃旭手中木箱的落地而付之东流了。

毕宝启在当年山东省博物馆竹简存放库房前述说往事（作者摄）

第二天早晨，当杨佃旭率领手下弟兄乘车离开济南时，随着旭日的照耀和暖风的吹拂，汗渍不断消失，他那发烫的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时，杨佃旭猛地意识到，昨天自己至少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失误：一是不该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而没有让老金在借调手续上签字；二是不该将竹简以外的文物无条件地留在省博物馆。想到这里，杨佃旭懊悔不迭，暗骂自己竟如此糊涂，有心掉转车头返回济南要回文物，反败为胜，但又觉得有些鸭子吞筷子——不便回脖，因而始终犹豫不决。就在这反反复复的内心搏斗中，汽车驶出了平坦大道，开始进入沂蒙山腹地。随着一阵阵盘峰越谷、穿云钻雾的急剧颠簸，心中的念头也渐渐被一腔无奈隔绝开来并抛之脑后了。

回到临沂后，杨佃旭把省革委会文化组金松源的手谕交给尹松若局长，并婉转地汇报了济南一行的全过程。尽管在“两个不该”的问题上，杨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但在转述老金要求临沂派人到北京参与整理竹简的意见时，却不遗余力地进言，希望采纳老金的建议，直接派人加盟。在杨佃旭看来，这是继自己弄出的极为糊涂和不理智的“两个不该”之后，关乎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命运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招，是历史赋予憨厚老实的沂蒙人民的最后一次契机。如果顺水推舟，派人北上，就有机会对竹简的去取存留堂而皇之地进行监控，并有可能牢牢控制住竹简的所有权，让这批珍宝的窥伺者无机可乘。唯如此，临沂方面才能反败为胜，挽回颓局，保住半壁江山。至少不至于落个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悲惨下场。但是，此时临沂县文化系统的最高长官尹松若同志，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峻，也没有意识到上帝老人对一直多灾多难的沂蒙人民的一点小小惠顾将被自己的疏忽与不作为而白白地葬送。他仰靠在椅背上，两只眼睛似睁非睁地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们这里人少活多，哪有合适的人可派，东西既然都被他们弄走了，我们就不要再掺和了，他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去吧，管他娘的呢！”仅仅几句话，就把心怀爱恋之心的上帝老人送回了西天。临沂方面在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同时，也丧失了这批珍贵文物的监护权，这给沂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悲凉与伤痛。尽管三十年后沂蒙儿女不好意思地将这伤痛委婉地透露给了时任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此时大权在握的总理纵然有心相助，但面对历史形成的痼疾，亦无回天之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