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冯汉骥等参加月亮湾发掘的考古学家回到成都，开始接受审查批斗之时，在广汉的月亮湾、三星堆、鸭子河一带却不断有地下文物出土，似在提醒、警示着世人，这里还有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巨大隐秘没有解开。

1965年春，月亮湾一农民在田地里挖沼气池时，离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玉石器的地点约六十米的地方，无意中掘出一坑玉石器，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这批器物大部分被随意捣毁抛掉，只有少量的成形器后来被广汉县文化部门收存。

1974年春，真武村四队村民罗雄保等人，在月亮湾附近的“梭子田”发现了一坑经人工打磨过的玉石器数十件。由于报告及时，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赶赴现场进行了收缴。这些玉石器表面呈黄褐色或豆青色，质地坚硬细腻，经四川大学童恩正、林向等考古专家察看，估计可能是商周时期玉石作坊的坯料坑。后来这位叫罗雄保的村民又在鸭子河边发现了几块约有一平方米、重达千斤的特大型玉石料。这些玉石料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石头的几面因切割下料几乎成了平面，有的地方是整片卸下，有的地方则是部分锯取。据考古学家林向推断，切割工具用的是锯齿状的青铜金属。另有当地村民在这一带还发现了石璧和石饼等一些半成品原料，上面有清楚的管钻痕迹，但不知何种原因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三星堆城址平面图

当地农民捡到的小型玉器

就在罗雄保等人发现玉石器的这年夏天，在三星堆遗址区内，有许多村民在挖沼气池和地窖时，发现地下埋藏有石器及残陶片。真武村村民在耕田挖土时，也发现了不少玉石器。当夏天的涨水季节过后，真武村村民、燕道诚的孙子燕开良等在鸭子河边，又拾得陶盉、陶豆、陶器残件等器物数十件。这些挖出或捡到的器物，大多数流失或损坏，只有少部分在被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闻知后才得以收回保存。在整个“文革”前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正是由于有了敖天照的出现和不懈努力，才使许多珍贵文物避免了毁坏与遗失的厄运。

当地农民发现的月亮湾出土器物

1928年生于广汉县一个农村家庭的敖天照，高中毕业后被有关部门推荐到县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文化辅导班学习，1951年5月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把党的大政方针图解之后，做成幻灯片在全县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各地搞宣传活动。由于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敖天照负责的利用幻灯片来宣传鼓舞革命群众的活动一直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在这期间，他于走街串巷、上山下乡中，目睹了一些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情景，心中不忍，便借宣传活动的机会，对打、砸、抢、烧分子做一些委婉的劝说教育工作，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敖天照也渐渐与文物古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铺垫，1973年他被选派到四川省文化厅主办的文物考古培训班学习，1974年再次被委派到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湖北宜都县红花套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已有了微妙变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机遇，文物界已开始渐渐从“文革”的厄运中摆脱出来。先是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得以复刊，接着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筹划、操作下，成功地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随着国家文物局的重新开张，以及长沙马王堆、银雀山汉墓竹简与敦煌文书等重大考古发现的问世，中国文物界出现了短暂的“考古中兴”的辉煌局面。在这种局面的导引下，敖天照从湖北学习回到广汉后，文化馆领导便让他专门负责全县文物方面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工作。从此，敖天照成了专职文物干部，并开始尽职尽责地履行起了自己的职责。

1974年年底，广汉县南兴公社（旧时的中兴场）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的狂潮热浪中，开始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当地农民大搞“造田改土、扩大耕地”运动。就在这场具有广汉特色的运动中，三星堆区域的三级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台地，被蚂蚁蚕食一样强行挖开刨平。每当有陶片、陶器、玉石器被挖出后，当地农民们按照世俗眼光，看上去值钱的，就开始哄抢争夺，纷纷据为己有；如果认为不值钱的器物，要么捣毁砸烂，要么随意抛入荒野。那源自岷山峡谷，穿越三星堆区域，经年碧波**漾、东流不息，颇为壮阔的马牧河，也在一片“让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被填掉了多半而变成了一条浑浊的水沟。

正在积极履行文物干部职责的敖天照，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三星堆现场察看。面对遗址遭到破坏、地下文物被毁的现状，敖天照找到公社领导，明确提出：“三星堆、月亮湾一带是极其重要的古遗址，要注意保护、保全地下出土的文物，最好不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稀里糊涂地在这一带穷鼓捣、瞎折腾了。”

马牧河古河道，今已淤塞成一条小河沟

想不到当地领导听罢这一番劝说，立即火起，放声痛斥道：“我们这里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已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农民兄弟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大寨为样板，以厉家寨为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却在这里胡言什么劳民伤财，穷鼓捣，瞎折腾，这不是与我们的党中央唱对台戏，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吗？你最好闭上嘴巴赶紧走开，否则我让武装部派民兵把你抓起来。”

听罢此言，敖天照心中既悲愤又焦急。回到县城后，敖天照将三星堆遗址遭到破坏的情况向馆长做了汇报。馆长一脸茫然与无奈，说道：“我现在是人微言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敖天照一看馆长那低头耷脑悲观泄气的样子，深感为难，想就此放弃又觉得于心不甘。第二天，在馆长默许下，他来到成都省博物馆，想找领导们反映一下情况。但领导们都支支吾吾，将敖天照打发出门了事。仍不甘心的敖天照又来到了四川大学，找到了当年参加月亮湾遗址调查发掘的马继贤、林向等人说明情况，希望对方能向省里有关部门给予反映，阻止那些实施粗暴破坏的行径。但马继贤、林向等合计了半天，也不知该向哪些单位反映，因为主管文化的单位都已瘫痪。敖天照在成都碰了一鼻子灰，无计可施，只好怏怏地返回了广汉。许多年后，马继贤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幸好整个三星堆区域属于大型的三级台地，地面相对比较平整，不需要大挖大筑，地层改动相对小些，否则这片遗址早就已经万劫不复了。”

站在月亮湾边沿上的敖天照无奈地向作者叙述往事（作者摄）

当被敖天照喻为劳民伤财的“造田改土”运动稍微消停一段时间之后，在广汉县突然又掀起了一股号称“烧砖盖房、变土为宝、创利创收，快步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狂潮。在这股有些莫名其妙的风潮推拥下，整个广汉从上到下，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供销社，从城镇到农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以最快的速度四处建造砖瓦厂，开始了烧砖盖房的大行动。

此时，在广汉县部分主要掌权者的眼里，只要将房子盖起来，不管是东歪西斜的民房，还是风雨飘摇的办公用房，统统看作社会主义坚不可摧的大厦，是对抗美帝、苏修和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坚固堡垒。其行动本身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表率。只要砖瓦厂那高高的烟囱竖立起来，并且能“咕嘟咕嘟”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外冒着比广岛原子弹升起的蘑菇云差不了多少的浓烟与火星，就标志着这块地盘上的人们已进入具有高度现代化并享有民主与自由权利的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社会。田地里的稻谷每亩在一夜之间就可产出十余万斤。那些整日靠土里刨食的劳苦大众，也将随着一颗又一颗卫星的升空，由悲惨的乞丐似的生活进入小康。在这种疯狂与幻想双重结合杂糅的思想信念指导下，南兴公社的领导者们决定在三星堆旁建造两个中型、四个小型的砖瓦厂，以便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日新月异、高歌猛奏的社会主义革命化、现代化步伐。

三星堆遗址内兴建的砖瓦厂

砖瓦厂很快建成并投入生产。那高大粗壮的烟囱耸入云端，烟囱中冒出的蘑菇云在天空中打着旋、转着圈。一窑又一窑散发着灼人热量的成品砖出炉了，一间又一间蹩脚的垃圾房屋在城市与乡间各个角落突兀而起。从茫茫的雾色中看上去，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面貌已粗具规模。在这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行动中，南兴镇建起的几口大窑，所用的泥土均来自三星堆及其周围的台地。在民工们从田地里挖泥取土的过程中，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玉石器被掘了出来。同过去几次荒唐的行动几乎相同，这些器物有的被当场捣烂踢碎，有的被扔入壕坑与垃圾共存，只有少量顾不得捣碎和扔掉的陶片与各种零散器物，被暂时堆放到出土台地的旁侧，等待日后转运。

广汉县骤然兴起的这股烧砖盖房的狂潮，自然被敖天照闻知。由于他对这次行动在文化遗址方面的破坏有所警惕，便骑上自行车四处察看。当他来到三星堆现场时，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堆又一堆破破烂烂的器物随意丢弃在田野土沟间，器物的陶器制品形状多样，工艺精致，时代久远。有为数很多的高柄豆残件与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出土的高柄豆极为相似，时代应在五千年之前。由于这些破盆烂罐根本不能用来烧砖，在运土过程中必须予以摒弃，遂得以少部分保存下来，否则早进入窑内那火红的炉膛化为乌有了。敖天照目睹此景，心蓦地沉了下来，暗想如此丰厚的文化堆积和文化内涵，竟任由无知的人们胡搞乱捣，这成何体统！于是便辗转找到砖瓦厂的厂长与书记理论，明确表示目前民工们挖的这个三星堆是重要的文化遗址，要求砖厂方面不要轻举妄动，应立即停止这愚蠢荒唐的行为，等待上级文物部门勘察发掘之后再做决定。

同上一次的劝谏如出一辙，厂长与书记一听顿时火起，当场予以回绝，并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个三星堆是不是文化遗址关我们什么事？既然公社革委会领导把砖厂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挖土烧砖就对了，其他的事一概不管。要有什么意见直接去找公社革委会领导。”

敖天照一听，知道是秀才遇上了兵——有理也说不清。于是愤然来到公社大院，直接找革委会胡主任理论。

胡主任听罢敖天照陈述的理由，有些气愤但还是耐住性子回答道：“不能认为地里出了几块陶片，就说是不得了的文化遗址。这遗址不遗址的我不懂，但也不能听你的。依我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说罢让手下人把敖天照打发了出去。

敖天照孤独地立在大街上，望着面前这座气派非凡的公社革委会大院，既感无可奈何，又有些悲伤，心想自己这个文物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辛与屈辱，要比此前所想象的多得多。心中发着感慨，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便决定不再继续跟这帮官僚大爷啰唆。他径直到街上的供销合作社，买了几条麻袋来到三星堆烧砖工地，把散乱的陶片、陶器、石器等器物有重点地拣起装入麻袋，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驮到县城文化馆，进行分类登记和保存。此后的一段日子，敖天照越来越感到三星堆之事非同小可，必须想办法加以抢救和保护。于是便冒雨赴成都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汇报，并请求赶紧采取措施，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沈听罢汇报，思索了一会儿答道：“这发掘的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需要钱又需要人。更不能你说发掘就发掘，我们得派人去现场看看，视情况再定。你先回去等着好好地给予配合吧。”

敖天照走后，沈仲常和相关领导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情况颇值得重视，遂决定派考古人员前往进行调查。不久之后，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队长胡昌钰与摄影师江聪赶赴广汉。他们于当地租了两辆自行车，在敖天照的带领和积极配合下，骑车赴三星堆地区展开调查。通过两天的实地勘察和翻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群众，采集民间传说，基本弄清了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周围的地理环境与相互关系。

就地理位置而言，所谓的三星堆，其实就是在广汉平原的南兴镇一带突兀而起的三个大土堆，与著名的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三星伴月”的人文景观。当年燕氏父子在月亮湾发现那个著名的玉器坑之后，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等在月亮湾调查、发掘之时，曾顺便到三星堆进行过简单的考察，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均无大的作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王家祐与张甸潮前来调查时，才扩大视野，对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但这时的地理环境与葛维汉到来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家祐、张甸潮在《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成了台形的农田。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简称“三星堆”。这座土岗纵长大约四百米，偏近南北方向。土岗上有一道约一米宽的小路穿过其间，把土岗截成南北两段。北段又因人工关系被挖成“凹”形，使全堆变成了三个高点，加之土堆微偏成弯月状，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的由来。堆上为汉代砖墓丛葬处，但早经破坏。由土岗东面向河心处构成三级台地（现均为农田），依着土岗的第三级台地，顺势向外弧出一道环形地。在土岗北端的田间，土层中混杂了多量的陶片碎粒，这是历年农耕犁锄翻动的结果，已经使我们不易认出这个遗址的面貌了。

继王家祐之后，就是1962年6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冯汉骥组织主持的那次“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在有关三星堆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中，调查人员曾在发表的《简报》中说道：

我们所调查的遗址，主要部分即位于此二河之间的台地上，上至东胜寺，下至回龙寺以南，这一长约三千米左右的地带，都在遗址范围以内。除此之外，在鸭子河左岸、马牧河右岸之三星堆及其以下的附近地区，也还有一部分文化层发现。

此次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调查现场看到，与王家祐、张甸潮以及川大考古教研室等当年记载有较大变化的是，在“造田改土”运动中马牧河早已干涸无水，成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土壕，有的地方沟底与河畔已变成了横七竖八的稻田与垃圾场。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不到那昂首挺胸的岷山没有低头，河水却悄然让路了。不仅那碧绿的河水已让了路，三星堆周围的树木也已被砍伐殆尽。那一片高大得即使六条壮汉都难以合抱的“风水树”，已踪影全无。至于吴刚捧着桂花酒与一群嫦娥在树下痛饮并谈情说爱的场景也就自然是树倒猢狲散，**然无存了。据说自1958年“大跃进”时砍掉一部分大树，并投入到炼钢铁的火炉之后，其余的大多数树木都被村中以开办集体食堂为名陆续砍倒投入到锅灶之中了。当1970年最后一棵五人合抱的“白果大将军”倒下，则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古树林和由此形成的亮丽风景最后的终结。而自这位在三星堆地区挺立了几百年的“大将军”倒下之后的第二天始，三星堆村与燕道诚一家居住的真武村仅在一个月内就神秘死掉了十二口人。此后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陆续神秘死亡。村民们开始感到百事不顺，原本在广汉甚至整个四川都算富裕的乡民很快衰败下来，家家弄得没吃没穿，一个个变成了灰头土脸、弯腰弓背、疾病缠身的穷光蛋。面对这种悲惨的境况，有从极度的愚昧与混沌中幡然悔悟的当地人开始流传道：“这是风水被破了的缘故。风水破了，树下的吴刚和嫦娥谈情说爱的那档子事自然就黄了，福气也就跟着跑没了，百姓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三星堆遗址区内倒掉的树木

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三星堆烧砖现场做了方方面面的勘察，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层和破碎的古器物，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由敖天照负责留守收集文物，二人返回成都，向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沈仲常对此极为重视，表示要尽快派出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就在这支考古队组建完毕，即将奔赴三星堆的头天晚上，与广汉县毗邻的彭县竹瓦街一个施工现场，突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窖，并在地窖里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因这批青铜器全部浸泡在泥水中，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因而省文管会办公室闻讯后，不得不暂时改变路线，将考古队派到了最急需的彭县竹瓦街。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就延续了整整五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