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甲坑的不解之谜尚未得到全面破译，新的发现就接踵而至了。
1998年11月28日晚饭后，秦始皇陵考古队驻工地副队长段清波和钻探专家丁保乾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秦陵的考古工作，展望着未来的前景。当段清波问下一步秦陵钻探工作将打算如何展开，从哪里下手会有大的收获时，丁保乾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今年4月中旬，下陈村队长刘建良来这里反映情况，说是约1年前该村村民在村东取土时，在距地面深3米多的一条土壕内发现有红烧土，他们感到有些异常，就向秦陵工作站站长张占民做了汇报。当时张占民的工作很忙，又缺少经费，只让我去看了看，没有展开探查。”
“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段清波问道。
“就在我们发掘的铠甲坑以南三五十米的一处现代取土壕周围。”丁保乾答。
“这么近，这个地方和铠甲坑有没有关联？会不会像兵马俑坑那样，几个坑组成一个整体？”段清波听罢，心中猛地一震，下意识地将这个地方同兵马俑坑做了联系。
丁保乾轻微地摇摇头：“有没有关系不好说，但在那样的地方发现情况，如果是陪葬坑，规格应该不一般。”
“是这样，你明天一早就去找下陈村队长，然后带几个人开始钻探。”段清波觉得事关重大，不能迟缓，当场做出了如上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9点，丁保乾骑摩托车来到下陈村队长刘建良家，说明了情况，然后率领几个探工来到发现红烧土的土壕处，对地形做了简单的考察。此处位于骊山北侧的冲积扇地形之上，地貌基本走势为南高北低，多年的山洪冲积，使这里地下普遍分布有较厚的冲积沙石层。因近现代平整土地等原因，大片地表较为平坦，只有一条冲积沟为不规则的半圆形，自西向东呈缓坡状向远处盘绕延伸，冲积沟的高差为2米左右，红烧土就是当地村民在沟底掘土时发现的。沿着这个目标，丁保乾带领探工在沟底认为合适的位置，一字形排列分布了4个探孔开始钻探。经过几个月断断续续的工作，基本确认此处是一座陪葬坑遗址。
从钻探的情况来看，这是一座平面略呈凸字形、总面积约800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陪葬坑，坑体东西长40米，西端宽16米，东端宽12.3米，东、西两端分别有一条长短不同的斜坡门道。为了对这座陪葬坑的性质、内涵以及建筑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在钻探工作的基础上，段清波等考古人员于1999年5月8日至6月15日，在陪葬坑中部布设了一条4米宽、17米长的南北向探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基本弄清了其性质、内涵及建筑结构等问题，对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的类型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陪葬坑内分布有三条东西向的过洞，考古人员将它们由南至北依次编为一、二、三号。根据秦始皇陵考古队的试掘情况可知：一号过洞宽3.3米，试掘区域东西长2.6米。过洞底部为夯土地基，距地表约5米。在夯土地基上平铺有铺地木，由于铺地木曾遭到火焚而成炭迹。考古人员发现，过洞内从夯土隔墙顶部至底部均为红烧土，而且越接近底部红烧土的土质越硬，火候越高。在过洞的西南角，红烧土已向上漫延至距现地表1米处的坑口。这个现象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重视，研究表明，陪葬坑在遭到火焚时，火势已达到了坑口，即秦代的地表。如此大而迅猛的火势，说明当时在过洞内应具有相当充足的燃料和氧气。这个条件反过来又可说明，一号过洞在埋藏后较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焚毁并坍塌。在过洞的底部，考古人员仅发现有大量已破碎为小块的陶器残片，因残破严重，已无法分辨出原来的器型了。
二号过洞位于陪葬坑的中部，宽4米，试掘部分为东西长2.6米，南北两侧分别为夯土隔墙，墙壁竖直、坚硬，由于遭到明显的火焚，致使上部棚木完全塌陷，棚木距坑底最低处仅1.35米。考古人员在棚木上的填土中发现有绳纹板瓦残块等遗物，随后在过洞西南角的棚木上部，出土了一件重达212公斤的青铜鼎。由于坑体被焚，铜鼎鼎口朝上呈南高北低的倾斜状，被塌陷的黄土所掩埋。发掘时，考古人员在距现地表2.9米深处，先是发现了铜鼎的一只附耳，再是发现了鼎口，鼎口内的填土与陪葬坑填土的土质、土色完全吻合。当考古人员把填土挖掉，最后将鼎整体提取出来时，发现在鼎的底部有南北向分布的棚木遗迹。
清理后的铜鼎通体呈横椭圆形，子口内敛，方形附耳外撇，深鼓腹，圆腹下收，平底底下有3个蹄状矮足，腹部饰有两列蟠螭纹条带。通高61厘米，外口径71厘米，耳宽18厘米、高22.5厘米，足高24.6厘米。周身纹饰构图饱满，线条纤细流畅。上下腹两组花纹之间以半弧形凸弦纹为界纹，表面饰有三角回纹和云纹。鼎足根部饰有兽面纹，兽面纹双目圆瞪，直鼻卷唇，两侧有卷云状羽翼。这是秦陵考古近30年来所发现的体积、重量最大的一件铜鼎，整个造型大气磅礴，恢宏壮丽，当为国之宗庙重器。
铜鼎初露
露出鼎口
青铜大鼎的出现，为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这件青铜鼎为何放在此处？其用途是什么？
秦陵K9901坑出土实物大铜鼎线描图（实物见彩插）
段清波等考古学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与秦始皇陵园此前发掘、钻探的其他陪葬坑相比，这个陪葬坑应算是较小的一个。但就在这样一个小型坑中，发现如此大的重鼎，且又出土于棚木之上，这在秦王朝礼制严格的情况下，当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试掘中的各种迹象分析，初步判断可能具有下列几种原因：
一、祭祀之器。春秋初年秦立国之后，继承了以礼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各种制度，秦人在丧葬礼仪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承袭了周代的丧葬制度。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春秋前期的秦国贵族墓葬中礼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簋、壶、盘等，其中鼎、簋等器物的配置数目与墓主的身份等级相一致，这与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周制是基本相同的，秦的礼制应直接来源和承袭于周礼。通过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在秦始皇陵园内城北部，秦始皇陵封土北侧，分布有大面积的地面建筑，即陵园的寝殿和便殿基址，而这寝殿和便殿内应放有象征秦始皇帝最高权力的青铜大鼎。由此推测，秦末战乱期间，各路大军兵发关中，秦始皇陵园已是烽火狼烟，面对这种危局和颓势，守陵人员为避免铜鼎遗失而于仓皇之中，特意从寝殿搬运并埋藏于这个距秦始皇陵封土较近的陪葬坑中。后来随着大火的焚烧、棚木的坍塌，这个铜鼎就被埋入黄土之下，越两千多年无人知晓。
出土陶俑刻字“咸阳亲”
陶俑左肩的“咸阳亲”刻字
二、丧葬礼仪。陪葬坑在埋藏时可能举行了某种特殊的祭祀或埋葬仪式，青铜鼎作为祭祀或埋葬仪式的用具，在仪式举行完毕后随之被埋藏于陪葬坑中。
另据考古人员申茂盛等人的分析，这个青铜鼎，是春秋中晚期至秦汉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和秦地的典型铜鼎，但与现代所发现的秦代铜鼎相比，体积和重量都有较大的差别。因此认为，这个铜鼎不是秦人本族所制作，而是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从三晋地区的迁来之物。
在陪葬坑的第二过洞内，除青铜鼎之外还出土了4件铜质马蹄套及1件石质马缰饰。由于发掘面积有限，清理工作也只限于一个阶段，关于这些器物以及过洞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正在进一步研究。要真正解开湮没了两千余年的谜团，尚需时日。
试掘中，让考古人员感到格外惊喜和兴奋的是陪葬坑的第三个过洞。就在这个过洞中，在试掘的一小块范围内，发现了11个形状不同的陶俑。这些陶俑出土时已残破为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陶俑残块，并散落在铺地木之上，部分陶俑残块还出现了明显的移位现象，且这些现象显然是人为扰动的结果。如在第三过洞西南角的铺地木之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后来被编为一号的陶俑。出土时，陶俑脚西头东俯身倒卧，俑体残破为50余块，只有俑腿、脚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俑体腰部残块上有腰带及带花，陶俑的裙摆处尚有残留的黑色生漆底层和白色彩绘层，在彩绘层上绘有云纹、菱格纹等组合图案。令考古人员感到奇怪的是，发掘中只出土了有俑头的螺旋椎状发髻及后脑等残片，未发现完整或半完整的俑头。因俑头已残失，修复后通高只有152厘米（含脚踏板），其造型特点是，上身**挺拔，腹部微微隆起，下身着喇叭状裙，双腿直立，通体纤细瘦削，肌肉匀称，双臂交叠于前腹部，左手手掌平伸，拇指上挑成90度，右手扼住左腕，似在做一个动作。在陶俑的左上臂外侧，有一些椭圆形穿孔横穿至俑的躯干内，孔的下部竖行刻有“咸阳亲”的陶文，其刻写方式和秦兵马俑上发现的陶文极其相似。兵马俑身上所刻陶文，多数专家认为是当时雕塑陶俑的工匠来源地和姓名。既然兵马俑的陶文如此，那么这个陪葬坑中陶俑的陶文亦应相同，看来这个“咸阳亲”同样应为工匠的来源地和姓名（姓或名）。
考古人员在百戏俑坑中发掘
在陪葬坑一号俑的西北侧，考古人员发现了被编为二号的陶俑，俑体残破为10余块。和一号俑不同的是，二号俑的左臂和左腿已残失，而头部尚在。修复后，俑的面部五官端正，表情肃穆，留有“八”字形短须。其穿戴和一号俑基本相同，但动作却别具特色。颇有意味的是，不仅一、二号陶俑有差异，整个第三过洞后来出土中发掘的陶俑，都是姿态各异，风格、服饰、装束等诸方面都与兵马俑截然不同。据考古人员分析研究，认为这批陶俑可能是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竞技类的杂技项目已逐渐形成，种类也日益增多，出现了所谓的百戏，其项目包括技击、跑狗、爬竿、扛鼎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百戏逐渐成为当时各国统治阶层的主要娱乐项目之一。据说秦始皇的祖爷秦武王本人就是因与他人扛鼎较力绝膑而死。当时的娱乐活动，如寻橦（也叫都卢，即爬竿）、角力（角抵）、俳优（即说唱）、丸剑、戏车等等，兴于春秋战国，盛于秦汉，绵延至后世。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的三国吴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墓中的宫闱宴乐图大漆案上，就绘有皇帝与王侯宴饮并观赏乐舞百戏的场面，图中所表演的百戏节目有弄剑、弄镜、武女、鼓吹、弄丸、寻橦、连倒、转车轮、龟戏、猴戏等约10种之多。艺人们或跳跃、或飞舞、或倒立、或旋转，观看者或嬉戏、或亲热、或端坐、或交谈，场面逼真，惟妙惟肖，精彩绝伦。根据秦陵出土的错金银“乐府钟”，可知秦时已专设国家的音乐机构——乐府，目的主要是为其统治者享乐服务。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不理朝政，整天除了酒色之外，便是观看角抵（古代摔跤活动）之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显然这是泛指当时南方的艺术表演不如北方的好，而兵器制造质量却比北方高。事实上，秦统一后，曾集六国的伎乐俳优等艺人于咸阳，使百戏登上秦宫廷大雅之堂。艺术的相互交流、融合，使得无论是歌者、舞者，拟或是竞技者，都可能在演出中汲取各家之长，使自己的表演更具风采和艺术魅力。从秦陵出土的百戏俑来看，有一个被编为五号的陶俑，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在左臂与身体间有一约10厘米的空隙，推测原来可能是垂直插置有竿状的物体，或许是秦代顶撞大力士的形象再现。而被编为三号的陶俑，扭胯鼓腹，右臂上举，尽管因手臂残失，所举之物已难以推断，但从姿态来看，似是正在挺举一件重物，可能就是秦代扛鼎大力士的形象再现。那个在第二过洞内出土的大铜鼎，会不会就是这位大力士表演的真实道具，考古人员曾做过这方面的联系，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或许，这一切又成为难解之谜了。
百戏俑出土后修复形状
另一种类型的百戏俑
百戏俑出土时情状
尽管这个陪葬坑再度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但百戏俑的首次面世，以鲜活的证据，揭示了秦代陶俑新的类别和秦代丰富多彩的杂技艺术，以及被普通百姓认为神秘的宫廷娱乐文化。这种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再度以独特的形式、生动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百戏俑坑在发现、发掘、清理与保护等工作进行了10年之后，2011年6月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已划归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始皇陵考古工作队，又启动了对百戏俑陪葬坑和秦陵部分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俗称的“百戏俑坑”9901陪葬坑内新发现了20余件姿态各异，但破损严重的“百戏俑”。这一批新发现的陶俑，较之以前出土的“百戏俑”，姿势更多样化，有站立、有弯腰、有半蹲式，恰似在舞台上演出的场面。以前发现的陶俑上身都没有穿衣服，此次至少发现两件俑身上穿着雕塑出来的衣服，且几乎每件陶俑都有彩绘。穿衣俑的衣服上还镶嵌着直径3.5厘米的圆泡，8个一排。发掘者认为，这些陶俑总体上还是属于百戏俑，它们应当是当时体现角抵、幻术等表演娱乐性质的“演员”，4人一排，预计共有10排，每一排表演内容都不同。那些瘦的陶俑，自然不是表演力气活儿的角色，或属于舞术与卖嘴皮子之类。体胖的陶俑显然是表演诸如现代的“拿大顶”等卖力气的角色，但具体如何表演、节目过程如何，则不得而知。在二号过洞的棚木下，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半球形状的青铜器，直径21厘米，高17厘米，底部有四方孔，重7.5公斤。据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演员表演的道具，亦可能是躺着的人用脚在蹬，类似于现在杂技中蹬坛子之类。同时还发现了青铜马蹄和车马饰品，可能也是表演用的道具。
令人惊叹的是，俑坑中出土了一件碎头的“巨人陶俑”，仅是脖颈之下就有2.2米高，要是加上俑头它足有2.5米高，比2.26米的篮球健将姚明还要高出许多。其脚掌也比其他陶俑大，按尺寸换算，大概得穿54码的鞋。于是有人提出：“难道秦朝的人比现代人还要高？”但据考古文物学家刘云辉解释：“秦俑的脚下有垫砖，头上有冠（或发髻），实际上身高没有这么高。”刘的观点得到了第一代秦俑考古专家袁仲一的认可，袁说：“从过去对秦俑几个坑的发掘和研究看，兵马俑最低1.75米高，最高2米，‘百戏俑坑’出现的这个所谓‘巨人俑’，并不代表秦朝人的高度。根据杀殉坑与其他陪葬坑残留的人体骨骼推断，秦人身高一般在1.7米左右，和现代人差不多。这个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西楚霸王项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属于当时公认的彪形大汉，《汉书》记载是八尺二寸。秦汉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换算一下，项羽身高接近1.9米，这个高度，应是当时高大身材的代表了。”根据多年的研究，袁仲一认为秦俑高度超过时人高度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秦代属于冷兵器时代，战争是近距离肉搏战，1.75米到2米的秦俑高度，或许反映了秦时的“征兵高度”；二是雕塑艺术的需要，要想取得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视觉感，雕塑品必须做得比真人高大一些，尤其是在坑中，如果同真人一样，看起来就显得小。而大一些，看起来就显得威武雄壮，秦人的气势与风韵就出来了，符合视觉艺术和制造秦俑的精神。当然，秦俑不是用模子刻造出来的，而是一个个整体烧制而成，只有个别俑头与身子分离烧制。制陶过程的晒干、烧制等流程中，要经历几次收缩，掌握不好比例就会变形。或许有的匠人在制造俑时故意弄一个“巨人”出来，也是可能的，但只能看作个别的特例，决不能当成“秦人比现代人高”的证据。
令发掘者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是，“百戏俑坑”中一直没有发现乐器和演奏陶俑。有专家据此推测，秦朝的演奏音乐作为严肃高雅的一种“礼”，不能与说唱、杂技之类的低级艺术混在一起。有人怀疑秦朝属于西北少数民族发展而成，是否有高雅乐器表演。这个怀疑似乎过于保守，至少，秦兼并天下后，应有“韶乐”。史载，韶乐，又称舜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并示忠心继承。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齐国，《韶》传入齐，并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增强了表现力，展现了新的风貌。故而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隋书·何妥传》载：“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汉书·礼乐志》《史记·孝文帝本纪》同载：秦二世用《大韶》《五行》祀极庙，汉祭高祖太宗用《文始》，《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可知秦汉均曾把《韶》定为庙乐，使《韶》在国乐中的位置达到了极致。因而，只能说“百戏俑坑”未现乐器和演奏的陶俑，只是暂时没有发现，或另有其他陪葬坑予以安排放置，或没有以陶俑的形式于陪葬坑中再现这一高雅艺术，不能就此否定秦时已有的诸如“韶乐”之类的宫廷表演乐队。
另，就考古队的探测和发掘表明，“百戏俑坑”的陶俑都集中在三号过洞。据考古队长张卫星推测，一、二号过洞发现的都是一些器物，可能代表着道具箱，三号坑为表演者，已发现有腰身细小的百戏俑，可能是女性，但由于该俑趴在地面，在发掘之前还无法做准确的结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这座百戏俑坑的全面发掘，许多历史之谜将得以破译，久已消失的远古文化将再度放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