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成带领考古队员在重新开启的坑中测量出土陶俑（张天柱摄影并提供）

秦陵考古队在经过了8个月的风起云涌、大喜大悲之后，随着将军俑头案的爆发而宣布夭折。又经过了一阵喧哗与**，陕西省文物局从文物安全保卫方面考虑，同时也为了便于工作，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将秦陵考古队的部分人员如王学理、屈鸿钧、程学华等人的组织人事关系留在省考古所，其他的人员从1988年10月起重新组成秦陵考古队，由袁仲一出任秦俑博物馆馆长兼考古队队长，吴永琪、张仲立、张占民担任副队长（后为刘占成），考古队直接隶属于秦俑博物馆领导。

这支新组建的考古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89年春对已回填的三号兵马俑坑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清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掘清理工作大功告成，除清理出66件陶俑和一辆战车外，还获得了许多重要资料，其中包括1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和几千份图纸、照片和拓片等。这些考古资料对全面认识整个秦俑坑、完整地向人们展示秦俑坑的全貌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9月27日，三号俑坑在隆重的仪式中宣告正式对外开放。

自1990年春开始，秦陵考古队又组织人员对一号坑东端前五方底部所留的考古遗存进行了细部清理。为了进一步给观众提供更多的展览内容，让游人更直接地感受秦俑坑整体气势的宏伟，考古队对原留的部分地层土台和探方间的预留隔梁进行了清理。就在这漫长的细部清理中，考古人员共处理各种遗迹400余处，提取入库文物约7760件。至1993年8月，一号坑发掘清理的考古工作暂告一个段落，工作重心转入二号坑。

由于此前所叙述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兵马俑坑的发掘一直在发掘—停止、停止—发掘—再停止这个怪圈中打转。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俑博物馆所展示给观众的只有三号坑和一号坑的部分兵马俑的雄姿，二号坑迟迟没有向观众开放，号称八千之众的兵马俑群，仍有大部分在短暂的面世之后又被迫重新埋入三尺黄土之下。那气势磅礴、恢宏雄壮的军阵；那奥妙无穷、深不可测的军事战略战术；那精美绝伦、盖世无双的整体雕塑艺术群，都无法让慕名而来的观众亲眼见到，也无法让研究者做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探究。种种原因和现象，给这里的考古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所带来的遗憾与前来观光的游客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是相同的。面对这诸多的遗憾，陕西方面为二号坑的再度发掘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经过中央和地方的一番漫长的关系调整、理顺后，1994年3月1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秦俑二号坑才得以发掘。

秦始皇陵园内外城遗迹分布平面示意图

为保证发掘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为组长，徐萍芳、石兴邦、任式楠、胡继高等著名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为组员的专家组，具体对秦俑二号坑的发掘给予指导。

由于秦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被列为国家重大发掘项目，所以从一开始就备受国内外传媒关注，并给予了广泛报道。这次发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年3月至1996年年底，主要对二号坑建筑棚木层以上进行发掘和清理。通过一系列工作，基本搞清了二号坑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平面形制，同时揭示了坑内约1500多根棚木及建筑遗迹，较确切地推断出二号坑共有车、步、骑、驽4个兵种陶俑939件，挽车战车和乘骑战马472匹，战车89乘，整个俑坑应属于一个屯聚待命的阵营体系。在第一阶段俑坑上层的考古工作中，除清理数座现代墓葬、扰坑、近代水井和秦末盗洞外，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早期盗扰坑（编号为H8），根据其开口层位及有关迹象推断，其不但是一个早年的盗扰坑，而且是一个点火口。这一发现，为二号坑早期的人为破坏和焚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考古依据。为了满足观众希望早日了解二号坑真相的渴望，同一号坑一样，二号坑的发掘采取了边发掘边开放的模式，于1994年10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

由于二号坑的发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考古队又在原有队领导的基础上，先后增补刘占成、张颖岚、张天柱3人为考古队副队长，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也不同程度地得以加强。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把二号坑的发掘看作时代所赋予的特殊责任，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寒季节，队员们都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一个个细部的清理和发掘。每一位参与此项工作的考古人员，都为自己能够在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考古事业中贡献一分力量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当二号坑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秦俑馆的主体工作进入了研究、保护出土文物阶段。2009年6月1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重返一号坑，进行第三次发掘清理。本次发掘的地点位于一号坑北侧中段，具体区域包括3个隔墙和2个过洞。经过3年的努力，共出土了陶俑、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各类文物共计310余件（组），其中揭露陶马3组12匹，陶俑120余件；清理战车2乘、战鼓2处、兵器柲10处、弓弩箭箙12处，另有建筑材料朽迹如木、席、夯窝等痕迹多处。鉴于以往的发掘经验，一号坑遭多次破坏且焚烧严重，出土文物的颜色应大部分脱落，即使有也不会保存太好。但经耐心细致的发掘，还是在陶器和漆木器上发现了不少彩绘，且比预想的要好，其中柲、弩、鼓等各种器物上的彩绘均有保留。出土的陶俑彩绘虽然保存面积较小，但数量却很多，秦俑服饰上的颜色也非常多，有的极为鲜艳。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先后发现了黑色眼睛、灰褐色眼睛的兵马俑，甚至发现了一个眼珠为红色、瞳仁为黑色的彩绘兵马俑头，让人惊喜不已。如此明显的服饰和人体不同器官的不同彩绘，使考古人员对兵马俑“千人千面、千人千色”的猜测进一步得到印证。

在出土文物中，令考古人员特别是新闻媒体格外惊喜的，是一个级别颇高的将军俑。因为俑的铠甲甲片较小，说明其级别相当高。（甲片越大、越粗糙，级别越低。）俑身的鱼鳞甲做工精细，铠甲边缘处有彩绘图案，呈现几何形状。腰部以下保存完整且残存颜色较浓的彩绘。“这在历次出土的将军俑中是罕见的，而且颜色的鲜艳程度也突破了我们的想象。”考古队专家申茂盛如是说。

到了2012年6月10日，一号坑的发掘又有新进展，且有喜讯传出，考古人员在一辆战车上发现了秦军使用的盾，属于皮质漆盾，这是3座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第一件盾。经测量，盾牌高70厘米，宽40余厘米，有些残破。其尺寸恰好是秦始皇陵铜车马上发现铜盾的1倍。因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各部件是按原大的二分之一制造，刚好印证了之前考古学家对秦军使用盾牌大小的推测。因这件盾位于9号过洞第二辆车的右侧，考古学家认为是车右侧的武士配置使用。但因使用者级别的关系，与铜车马上的盾纹饰差别很大。当年发掘秦陵一号铜车马时，在车舆右栏板内侧前部发现一铜盾，为实用盾的一半大小，铜盾边栏内绘有天蓝色的流云纹饰，云头波折卷曲相互勾连，流云外的空白区域填满白色的谷壁纹，在边栏围绕的中央界域内绘有4条变相夔龙纹，两两左右相对回顾成为一组。而此次在一号坑清理的漆盾，边栏绘制多层几何纹，线条隐约，有红有绿有白。背面朝上，因此可看到握手部分，只髹漆（油漆）未彩绘。虽然因为等级的区别，此次出土的秦漆盾比不上秦陵一号铜车马上的铜盾精致，但这是秦始皇兵马俑三座俑坑中出土的第一件皮质漆盾，正确的称呼是“孑盾”。因其出土在车上，其功用应是与剑、矛等武器配合使用的。此前，考古学家根据兵马俑坑出土的戈、矛、剑、戟等兵器，认为秦军在战场上的格斗搏杀是没有防御兵器的，只是一味向前、向前，要么死去，要么杀死对方取得胜利，拎着敌人的头颅活着回来领赏晋职加爵。秦俑一号坑漆盾的出土，让人们对这个推断产生了动摇，秦军应该还是有一部分防御器具的。但是，仍不能以这件漆盾的出土改变秦军在战场上总体以进攻为主的制度，所谓攻防之战的“防御”仍微乎其微，偶尔有军吏手持防御器具，或只是象征性的摆设——这是秦的政治、军事制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的。

除了新出土的漆质秦盾外，在两辆战车的前后，考古人员还发掘出较为完整的以竹子为框架、四面包皮像个小箱子的东西，专家推断是弓弩箭箙，称为韬（装弓弩的袋子），属于车上配器。此类器物易腐难存，发掘中稍不仔细就会与腐土一起铲掉，再也难寻痕迹，窥其原貌，因此，这件器物的出土极其珍贵并引起媒体的关注报道。从考古价值上讲，一号坑发现的所有新物件、新材料，都有其独到的重大意义。如已发现的立射俑或跪射俑等手势，多呈四指弯平状伸开，但手里空空如也，因为手握的弓弩已经被烧毁或朽烂成泥了，考古学家只能根据史籍记载中弓弩的形状判断，认为它们可能手执弓弩，但也仅是推断而已。秦俑发掘从袁仲一、程学华、屈鸿钧、王学理这一代考古专家开始，就在苦苦寻找未朽烂的弓弩，并进一步梦想，如果机缘巧合，能发现一个手执木弩的兵马俑，就能证明此前的推断是正确的，这对弩兵及其整个秦军装备的研究将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意想不到的是，当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考古学家的梦想成真，一件带有弓弦的弩悄然出土，以独特的魅力冲入考古人员与媒体的视野，由此引发了本次考古发掘的又一轮轰动。

这件弩出土于一号坑靠近坑壁北沿的过洞中，位于一件陶俑身上，应是陶俑随身配备的兵器。当考古人员小心拨开覆在弩机上的黄土后，发现最易损毁的弓弦清晰可见，整体保存较完整。此前，秦兵马俑坑发现的弩弓遗迹多达数百处，可惜没有一处存有实物可供观赏、研究。此次发现的弩弓为木质，保存最为完好，弓弦、弓背、弩机等均轮廓鲜明、保存较好。其中，弓背弯曲长度145厘米，弓弦长度130厘米左右，弓弦的直径0.8厘米，表面光滑圆润，非编织物。据推测，弓弦的材质可能是动物的筋。末端安有青铜弩机括，机括通高16.5厘米，望山高5.5厘米。这件实物弩的发现，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史上尚属首次，尤其弓弩上“檠”的发现更为重要。此前，“檠”这一器具见之于史书。如《说文·木部》：“檠，榜也。……弛弓防损伤，以竹若木辅于里绳约之。”朱熹《集传》：“以竹为闭，而以绳约之于弛弓之里，檠弓体使正也。”《淮南子·修务》：“弓待檠而后能调。”这些记载不能说不准确，但还是令后人难以捉摸并产生了争论甚至怀疑。

前已所述，秦军弓弩之强大乃战国时代的翘楚，且基本上都是“蹶张弩”，也就是脚踏弓干，臂拉腰拽，以全身之力上弦。虽然弩在发射速度上远不如弓灵活快捷，但发射出的箭镞飞行速度几倍于弓，威力大、杀伤距离远，秦军的攻无不克的战绩，与弓弩部队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秦兵马俑坑赋予执掌弓弩的军吏与部队以特殊地位，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对于秦时的弓弩，由于主体为木质，易烂朽速，很难传之久远，因而汉之后的硕学大儒、兵家、阴阳家等，很少有人见过实物，宋元之后就更是渺茫无知了。考古学家申茂盛说，由于人们发掘秦俑坑时没有见过弩的实物，只见到草蛇灰线的模糊遗迹，对其结构的认识众说纷纭，尤其是“檠”的作用更不甚明了。有学者认为“檠”是弩的辅助杆，但这样会把弓弩固定死，无法打仗。也有人说是“韬”的撑木，但是韬比弓弩大很多，檠的作用不应该与韬有关。这个“檠”到底是何模样，起何作用，学术界一直争认不休。这件较为完好的带“檠”弓弩的发现，使历史谜团迎刃而解了。

考古人员发现，每根檠木上都有3个等距离小孔，直径为0.6厘米。据此推断，小孔应是用来穿绳子做捆绑之用的。如此这般，檠的作用和谜团也就随之破译。据考古人员申茂盛说，秦军进行战斗状态时，这个弓弩是张开的，继之手脚并用，张弓引箭，向敌阵射击。战争结束，弓弩自然要收起来，如果保护不好，则容易变形，下一次战争应用时，无论是威力还是准确度等都会受到影响。而檠的存在，则起到保护弓弩的作用。不使用弓弩时，通过这3个小孔用绳将檠与弓绑缚在一起，再用一个短的撑木支撑，形成三角形，将弓固定，使弓在松弛的状态下不变形走样。一旦战争来临，则把檠取下，进入射击状态。这个相依相存的工具与方法，类似于现代人对皮鞋的保护，不用时在鞋子里放入一个鞋楦，保持鞋子不变形。除防止变形，在战前和战后运输时，也用檠固定，既方便运输，也能把途中损坏的程度降到最低。

这件弓弩的出土，又引发了人们关于秦时弓弩射程到底有多少的问题讨论。按秦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的说法，秦时的强弩最远能射七八百米，弱弩有效射程一般在百米左右，但兵马俑一号坑发现的到底是强弩还是弱弩，现在还不清楚。史书上记载秦国有连排弩，但是秦俑坑目前还没有发现。袁仲一认为，分辨是否为强弩，主要看弓背的硬度，硬度越大射程越远。秦国弓弩的性能也许没有传说的那样强悍，射程与威力当与山东六国的弓弩不相上下，秦国的胜利主要还是在于作战勇猛与一往无前的精神。至于这个精神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若按袁仲一所说，秦国强弩射程800米，就是苏制AK47步枪400米左右的有效射程的2倍。消息传出后，许多网友与兵器爱好者不以为然，认为是专家胡说，同时认为史载秦国的弓弩射程在200米左右，绝不可能超过400米。当然，这个算法是指平地而言，如果是由山上往下发射自是不同，假如这座山足够高的话，哪怕用手投掷一根木棍也会飞行一二千米，别说投掷一只鸡毛令箭了，很可能会飞行几十里云云。

针对上述评论与讽刺，秦俑考古专家介绍说，秦国或整个战国时代的弓弩射程，不是坐在家中想出来的，也不能尽信史书的记载，现在有了发掘的实物就好办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根据已发现的弓弩，复原出接近真实的实物，根据机械运动学以及机械设计原理，推算出弓弩的射程，然后再进行实际测试，如此这般，就能对当时弓弩的射程等做一个正确的评估，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就算彻底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