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赋有《君子慎独论》和《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阅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的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胜少败多，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下下者软熟和同之气，善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请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旰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34.做到：知过、求过、改过

曾国藩的修身践行主要在于知过、改过，以致能恕忍为宝诀，确为处世为人之真知卓见。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曾国藩求过的第二个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孙子兵法》特别告诫那些不善于反思的人，一定是以败局而告终，它强调知过是知己的一种根本方法。

曾国藩的是非功过，虽已成为过去，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在品德上激励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做人之道在于敬恕，曾国藩认为：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望人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意为：

至于做人的道理，圣贤们讲了千言万语，大概都不外乎“敬恕”两个字。“仲弓问仁”这篇文章，说敬恕最为亲切。除了这个以外，如站立他就参照前面的人，如乘车他就靠在车辕的横木上。君子无论多少，无论大小，无论快慢，他都能泰然处事而不骄傲。端正自己的衣冠，使人望而生畏，他却威而不猛。这些都是讲“敬”字最好的方法。孔子说，要立先立自己，要豁达先要自己心胸开阔；孟子说，行动上办不到的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仁义存于心中，把礼仪放在心中，虽然一生都担忧，但没有一日能难住自己。这是讲“恕”字最好的方法。你心地光明，对于“恕”字或许容易做到，“敬”字则要尽力去做到。这是立德的基础，不能不谨慎。

曾国藩的修身践行主要在于知过、改过，以致能恕忍为宝诀，确为处世为人之真知卓见。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个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之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医治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他找到过失后能时时严于自律。

曾国藩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多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身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