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氵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

意为：

我一生中有三件事觉得耻辱：各种学问都有所涉及，只有天文算学，一点儿也不懂，就连恒星和五纬也不认识，这是一件耻辱；每每做事，治业，常常有始无终，这是第二件耻辱；小时候练习写字，不能临摹一家的字体，结果多次改变而一无所成，写的字缓慢又不适用。近年来在军营里，因为字写得很慢，耽误了很多事情，这是第三件耻辱。你如果是我家子孙，就该洗掉这三件耻辱。推步算学，即使很难弄明白，但恒星五纬，还是比较容易认识的，家中讲天文的书，有《十七史》中各书的天文志以及《五礼通考》中所辑录的《观象授时》一种。每天晚上认明恒星二、三颗，不到几个月，就能全部认识。凡是做事，不管大小难易，都应该有始有终。练习写字时要先求圆匀，再要求敏捷。如果能一天练习一万楷书，少也要写七、八千字，越多越熟练，那么手腕就毫不费力。将来为学，可手抄群书；从事政治，可以不积压公文。数不尽的好处，都是从写字的好和快生出来的。以上三方面就足以弥补我的缺憾了。

弟弟军中的将领们有没有骄气？你近日内默默反省，傲气减少了几分没有？天下古今的庸人，都以一个“惰”字导致失败；天下古今的才人，都以一个“傲”字导致失败。我把这个规律推广到军事中，任何事都这样，愿与弟弟们互相勉励。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多次感叹自己不能做事有恒的毛病，实则是对自己高标准的要求。

§§§10.在大事上需要施展争强手法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风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具有实干的精神。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遇重大的打击而不灰心，能够再接再励，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

《孙子兵法》军争篇谈到争强示弱的道理，它强调要争有利之争，不争无利之争。

什么事才要去争？按照曾国藩的解释是：人生不可一味避让，特别在大事上需要施展争强手法。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明强之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风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具有实干的精神。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遇重大的打击而不灰心，能够再接再励，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

大约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

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

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年轻有为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

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耗后，哀毁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荃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

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给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

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

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拨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不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曾国藩的意思是：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

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剀切说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