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说：“国君用品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他就会像北斗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群星环绕着他。”唐朝的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而留名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军队，下令把征兵的年龄由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改为十六岁以上，甚至还要强征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少年入伍。

唐太宗的这道命令必须要有魏征的签字，可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找到他询问理由，魏征回答说：“失信于民。”唐太宗听完之后非常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的国家财物，但是下面的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可以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就等于失信于民吗？”最后，正是由于魏征的努力，才让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的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是唐太宗却是身材魁梧，而当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是能够激昂慷慨，根本不看唐太宗的脸色，经常让唐太宗盛怒，而殿上其他的臣子也常常为魏征捏了把汗。除了魏征之外，其他臣子是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唐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不行。

有一次，唐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本来是不在计划之内的，房玄龄知道后去问了监工的窦德泰，而窦德泰则去报告了皇帝，唐太宗训斥房玄龄道：“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

这个时候魏征刚好在旁边，说道：“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唐太宗让魏征把话说明白，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可以不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他自当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是不合理的，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反而责备他，这就是我不明白的事情，而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更是让我糊涂的。”

魏征总是当着大臣们的面与唐太宗争论，有的时候让唐太宗下不来台。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之后就问：“皇上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经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到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唐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这正是因为陛下是明君呀。”唐太宗听了之后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唐太宗也认为自己的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唯独魏征不同意，唐太宗问：“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因为功不高，德不厚，国家不安吗？”

魏征回答说：“陛下虽然功高，但是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可是恩泽却还没有普及；天下虽然平定，但是国家还没有富裕，所以我不同意封禅。”

说完这些话后，魏征又用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让唐太宗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封禅必然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即使以后每年都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那么老百姓就无法生存了，等到那个时候再有人煽动叛乱，那说什么都晚了。”唐太宗听了之后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孔子认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身心，养成高尚的品德，让自己能够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不仅仅是有益于国家的，有益于民众的，更是有益于个人的，而这种感召力也能够传承世代，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

当我们客观而公正地学习孔子的儒学精神就会发觋，孔子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简单来说，就是“讥世卿”为己任的，对为政者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标准要求。

如果我们抛却成见来看孔子的德政观点：为政者要求自己以德，民众约束为政者以法，这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吗？

可见，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而法律是外在的约束，道德则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的思想态度。

法是一个大框子，德是全身心的，打个比方讲，如果做领导的门难进、脸难看，对群众的呼声更是充耳不闻，根本不关心民生的疾苦，这样子的领导到底犯了什么法呢？法律在这种官僚主义的面前可以说是派不上用场的，而只有用比法律更加细化的品德来约束这样的领导者，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