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去巴黎访问时，在住处忽然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该女士称自己有一半的法国血统，在中国北京居住多年，现在则入了法国籍，定居巴黎。虽然已定居海外，但她关注北京城市建设的一腔热忱不但丝毫未减，还与日俱增。她在电话里说，北京现在对古老的胡同四合院拆毁得很厉害，对此她痛心疾首。她的观点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也不能拆，面对着还在拆的局面，她觉得必须联系更多的人士，同仇敌忾，一致发出强有力的呐喊，以改变眼下的危急趋势。她给我来电话，可见她看得起我。但她大概是个急脾气，电话里没过上几句话，便对我发难：“听说你是主张拆的。你为什么主张拆呢？！”她并没有读过我有关的文字，只是“听人家说”，便把我的观点简单地概括为“主张拆（胡同与四合院）”，这让我真有点啼笑皆非。
北京的城市建设，就市区而言，也可称为旧城改造。除非真的一点都不变动，只要哪怕是略有变动，就必然会牵扯到“拆”字。这是一个大难题。
我在与那位法国女士通电话时，提出了一些基本看法，现在把我的看法再梳理一下，可概括为下列几点：第一，据我所知，现在主张把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完全拆掉，一点也不要保留的观点，似乎还没有；有，也是极个别的，没有什么影响，绝对成不了气候；所以，可暂不以“全拆论”为假想的论敌进行讨论。第二，现在主张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乃至整个旧城区，一点也不要拆，不要动；已经拆了、动了的要不要复旧、如何复旧暂勿论；反正从现在起，坚决不能再拆、再动了！这样的观点，不仅是这位巴黎女士持有，在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当中，应该说还是比较流行的，发出的声音也是比较响亮的；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也应该意识到，未必真理就仅仅在他们一派当中；尤其是在进行讨论时，不能因为别人有另外的观点，就心急火燎，甚至不能耐心倾听、了解别人的具体意见，便简单化地把持有另外意见的人士归纳为“全拆派”。第三，现在既不主张“全拆”，也不主张“全不拆”的人士，颇多；但具体到什么情况下对什么地方不能不拆，以及无论如何对什么地方绝不能拆，各派、各人之间又多有分歧。最近我读到方可所著的《当代北京旧城更新》一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该书内容翔实，有实地调查，有研究探索，有与世界上别的文明古城保护更新方案的比较，有理有据，体现出对北京古城的无比爱惜，也体现出对社会发展中的北京市民的一份关爱，全书笼罩着“最好全都不拆”与“但是有时不得不拆”的复杂情怀，最后从理性上认同了吴良镛大师的“有机更新论”；当然，吴大师不仅有理论，也有像菊儿胡同危房改造工程那样的实践。吴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大概也会引起那位巴黎女士的愤慨，因为“有机更新”毕竟也还是要忍痛拆掉一些胡同四合院，不符合“一点点也不能拆不能动”的“神圣原则”，但我们能仅凭“听说”，就把吴大师的主张和实践“妖魔化”为“他是主张拆的”吗？我的思路，与吴大师及方可的理论、实践是接近的，但也有所不同。
我是一个建筑业的大外行，在城市规划、旧城改造、环境科学、文物保护等方面更是大外行。但我确实也就建筑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我有什么发言权？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我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建筑与环境、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城市规划等事情与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在北京定居逾半个世纪，并且有在胡同四合院（实际上是大杂院）居住逾三十年的生命体验的一个北京市民，我觉得我又是有发言权的。
胡同改造属于展拓道路疏浚交通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四合院改造属于展拓北京市民生存空间的问题，更具迫切性，应该优先讨论。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最早都是一户一院，后来有的成了一院数户，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的膨胀，绝大多数四合院里都接盖出了越来越密集的小屋子，成为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院落可言，甚至通道仅能容一个人推一辆自行车过去的怪模样，严格而言，已经不是四合院而是大大小小的杂居院。对北京现存的四合院进行审美关照，如果是以保存得比较好的少数四合院为例，得出“一点也不要拆不要动”的结论，是很便宜的事。但作为一个并不居住在北京现在那些占绝大多数的已沦为杂居院的原四合院里，只是时不时地跑去“审美”的人士而言，倘若他或她忽然内急，需要如厕，那么，他或她就会发现，北京绝大多数胡同四合院（杂院）的居民，都并没有自家的卫生间，他们大小便，一般都还必须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这些公共厕所一般都还是“亚氏蹲坑”而不是抽水坐桶，并且一般还都不能做到随时冲水，要等到一定的时间才会有一次冲水，那水流也未必能把坑中的秽物彻底冲走，所以气味无论如何总是不雅的。这些厕所的各个蹲坑之间或者连栏板都没有，或者虽有栏板却并无可关闭的门扇，因此如厕者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隐私保证。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自己有很好的住宅，尤其是有很好的卫生间的人士，或者，更已定居欧美发达国家，回北京后也有很好的抽水马桶使用，那么，我去北京古旧的胡同四合院审美怀旧，那么，是不难对胡同里那些蹲坑的简陋厕所忽略不计的，我将把目光集注在那些已经磨损却还存在的门墩，或虽已油漆剥落却还风韵犹存的垂花门，诸如此类的东西上，而且，我甚至都并不希望这些东西换成新雕新漆的，我只愿它们在我每次旧地重游时，都还那么古色古香、楚楚动人……我那“一点也不能拆不能动”的观念，在我每次离开那些胡同四合院，回到我所下榻的有现代化卫生设施的住所，比如某星级饭店，在大堂吧里喝着卡布奇诺咖啡时，必定会更加坚定，会觉得那些主张拆的人士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羡慕那些住在“前三门”那些大板楼（目前几乎已被建筑界一致认为是在不该建楼的地方所建造的最糟糕的楼房）里的人们，因为那些居民起码有自家的抽水马桶！
谁不知道北京胡同有特殊的情调？如果你把一个收拾好了的四合院，一个有着“天棚石榴金鱼缸”，特别是有卫生设备的四合院交给一个北京市民去住，有谁会拒绝？但是，现在除了首长、外宾，以及极少数的富人，有谁能享受到这样的居住条件呢？我去北京某些近几年收拾出来的作为商品房的四合院参观过，它们的售价，在400万至2000万人民币之间！好几年过去，这种四合院绝大多数都还闲置着，它们等着某些省市用公款将它们买来充当驻京办事处，或由外国大公司租购使用。但现在的形势是强调廉政，外国大公司则似乎越大越不讲究摆虚门面而是越要讲究降低成本，这些浓妆艳抹的四合院恐怕还要继续“待字闺中”了。
2000年春夏在巴黎流连了两个多月，巴黎老城确实保存得非常完整，像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广场里的金字塔等新建筑在老城里一是数量很少，二是一般也都不影响城市原有的天际轮廓线。改变原有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建筑百多年来只一两个，一是铁塔，一是蒙巴那斯大厦，前者被指认为巴黎标志并已具有文物价值，后者恶评如潮，公众舆论一致认为“下不为例”；整个巴黎老城区，那些从路易十三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仑称帝期间陆续建成的街道房屋，外表一如既往，里面则都改造为了有现代化设施的使用空间。巴黎那保持旧建筑外表，而把里面现代化的经验，北京可否吸取？能不能使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外表依旧，而使里面都能有现代化厨房和卫生间？一位也是从中国去法国并在巴黎定居下来的朋友对我说：“把照明电线、电话线、看电视的电缆线，还有自来水管、煤气管通进旧建筑，不算很难；把排脏水的管道普遍地接通到每一家比较困难，却也还可以想办法实现，可是，把抽水马桶安到每一家，也就是把排尿粪的污物管通到每一家，这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你整个城市地面底下必须早有一个大型的排污系统，才能方便地实现这一点，而巴黎地底下原来就有这样一个系统。雨果写《悲惨世界》，最后的重要情节就在地下排污系统里展开，从拍成的电影上你可以看见，那地下系统四通八达，里面当中是污水秽物排泄道，两边是可以走人的通道，大部分地方比人高得多，人在里面可以直立行走甚至奔跑不成问题……北京城市地底下有这样的排污系统吗？如果没有，那么，给少数的胡同四合院里修个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实在接不上大街底下的排污管道，单给修个化粪池，定期派取粪车去泵抽，还是可以做到的，但给每家每户安抽水马桶，那工程可就复杂而艰巨了！”
这位朋友的分析，我不知道究竟是否算是内行话？我知道，北京一些胡同杂院的居民，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顽强地对既有的空间进行了改造，包括安装抽水马桶，但是往往只能把抽水马桶的下部与排污水的细窄管道相接，这是违法的，也经常会发生堵塞倒溢，还派生出邻里间的纠纷，有的到头来又不能不拆掉，重新忍受去院外公厕方便的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对胡同四合院命运的关心，如果我们不仅能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审美关照的角度、怀旧抒情的角度，而且更能从重视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角度，也就是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亦即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思考，来讨论，那么，我们无妨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出发：如何使现在仍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居住，却仍要到院外的简陋公厕里大小便的，数量极其巨大的市民群体，能首先改进他们的拉撒条件，享受到自用抽水马桶的好处？主张拆的也好，主张一点也不能拆的也好，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士，是否都能首先关心那些活着的，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的，在当下生存于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的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的提升？离开了这个前提去讨论问题，我以为都无异于瞎子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