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生命史是颠倒的，先老年，后中年，再青春。一句话，中国人越活越年轻。这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一九〇〇年，**四溢的梁启超就曾站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这样“一言以蔽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我们先把梁启超的一腔热血放在一边。我注意到，在一些人文著作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一到了晚明突然变得天真起来了，灿烂起来了，澄澈而又灵动，飘逸而又自主，让我们看了都难受，我怎么就没有生在晚明呢？当然，论述者并没有忘记补充，晚明文人的这种变化原因有二：一、专制；二、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膨胀。其实，封建史数千年，专制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关键是文人们自己醒了，像亚当偷吃了禁果那样，“铛”的一下，眼睛亮了。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嘉靖、隆庆之后的“我大明”不是中国文人的“孩提”就是中国文人的“青春”。晚明的文人成了中国史上的新人类，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他们在晚明这条小路上来了一次大撒把。天真多好，灿烂多好，孩提幸福，青春万岁。只要别做李卓吾，杀头可不是碗大的疤，只要别做徐青藤，捣碎自己的睾丸有点疼。做一做纨绔子弟张宗子就不错，有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相伴，夫复何求？张大复也行，一潭水、一庭花、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实在无聊了，就弄点病生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明代好哇，它“觉醒”了，**了，它是中国文人的青春期。这一点逻辑上倒是说得过去，如果说，一九〇〇年的“我中国”是“少年国”，那么，按照颠倒的逻辑，三百年前的“我大明”不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梦遗又是什么？晚明的文人天真烂漫，童趣益然，通体透亮，一片冰心在玉壶。

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梁启超的**业已构成后人修史的逻辑依据，事实上，我们的论述和梁启超的话题并没有多大关联。必须承认的是，后人们从晚明的背影里看到了天真，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比方说，晚明的文人就有一张中国史上特别生动的脸。关于中国文人的脸，年龄不满四十的韩愈有过一番自我描摹：“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这句话是经典性的，差不多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部表情的大写真。但是晚明的人们不。又是“本色”（徐青藤），又是“童心”（李卓吾），又是“性灵”（袁中郎），又是“主情”（汤义仍）。

但是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用“木马计”攻克了特洛伊城的古希腊人是天真的，是童趣盎然的，一个稚拙得居然把儿戏当作“计谋”的民族，再怎么欣赏自己的“刁滑”，它也只能是稚拙的。同样，一个在儒、道、墨、法、释的大酱缸里浸沤了数千年的民族，到了它的末世突然羞答答地做起了稚拙状，这就和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剃起了童花头差不多了。与其说晚明的文人是天真的，毋宁说是表演天真，或曰，对天真的一次恶性戏仿。对任何人，我们不能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所以，面对历史，我们必须鼓起这样的勇气：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先小人，后君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最基础的层面上入手，完整而活泼地把握“人”的命脉。我不相信晚明文人的天真。我不相信他们的本色、童心、灵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重复一万遍我也不信。他们比任何人都老于世故，他们的天真、本色、童心、灵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情态只是最成熟男人的酒后，佯狂、装疯作傻、依疯作邪。直言之，是晚明的文人病了。只不过病得太久，病的人太多，他们就拿这种病当了常态。在病中，他们抓住了两项极为“个人”、极为“身体”的集体项目：一、酒；二、性。当酩酊与**来临的时候，他们迸发出了汪洋恣肆的生命动态，迸发出了灿烂绚丽的瞬时感觉，我想，不少人惊呼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在晚明的文人身上业已“觉醒”，或许就原始于此。

幸好我们有比照。在欧洲，文艺复兴差不多可以看成“人”的一次大觉醒、大解放了。“个体生命意识”在那个“产生和需要巨人”的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大提升。晚明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文艺复兴，我们不去做这种无聊的辨析。然而，要使我们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起来，以下三点是最为基本的，即：一、人本精神；二、“人”对未来的强烈希望；三、“人”对个体生命的坚定自信。晚明的文人生活在末世感与卑微感的双重阴影下面，借助酒与性进行了一次集体自残与集体自戕，硬把一个（或一群）自我放逐、自残与自戕的人说成“觉醒”，听上去简直是挖苦。文艺复兴为我们人类留下了这样一个诗意盎然的定义：“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定义者是伟大的莎士比亚。晚明文人眼里的“人”又是怎样一种黯淡呢？费振钟在他的《末世幽默》中曾有一段深刻的评说：“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人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岱在他写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笔记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种借着自然的广大无垠而把人在其中戏为‘两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态的流露。”人只有“两三粒”，还“而已”，晚明文人的关于“人”的伤叹，由此可见一斑。还是让我来引用费振钟的另一段话吧：“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于是只能退回到内心方寸之地讨生活。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识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范围内，认识自我生活的自由意义，这样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走向内在化、趣味化，他们也可能会旷达，但是这种旷达，不是从更加无所畏惧的精神自由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绝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对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离，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谓的个人身心到了‘极无烟火处’。”此言极是。也许，晚明文人的真正觉醒，只是看到了一点：“人”已不再是自身的目的，只是自己的工具，甚至玩具，如是而已。

晚明文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觉醒。那么现在，我们也许该真的来谈一谈专制了。应当说，晚明文人的非常态，专制是导致这种非常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原则上不反对。但是，我似乎又不能同意。封建文人果真就那么反感与惧怕专制么？我看倒是未必。别的不说，仅仅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做稳奴隶”的长吁短叹。常识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的文人真正惧怕的可能倒不是专制，而是失去了被专制的机遇与身份。

他们最恐慌的是被专制所遗忘，所埋没。说得文气一点，是“英俊沉下僚”，这才合于封建伦理与封建文化。可以认定，封建时代并无制度关怀，所关注的唯有帝统与宗法。一部《桃花扇》已经极其戏剧化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要是正统的“天子”，他们就必须乐于服从（效忠、规劝、死谏），不正统的则与贼无异，事之则豕狗不如。封建文人从来就没有反抗封建文化的使命，相反，封建文人最大的天命就是维护这种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帝统的正宗性。而我认为，明代文人的整体堕落，正是维护这种正宗性的全面失败。

说起“帝统”，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大明帝国的那些“天子”了。无论从“宗法”还是从“道统”加以考察，明代的帝系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搅屎棍。混乱的“宗法”给明代的文人投下了极其巨大的阴影。先是四年“靖难”，尽管胡适先生说，成祖朱棣的流氓行为“最像他的老子”，但是，成祖的皇位毕竟是从他的侄儿手中抢得的，不是大行皇帝的指派，这无疑就注定了方孝孺的非命。接下来就是英宗朱祁镇与代宗朱祁钰哥俩又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复辟”戏，这一回死去的是于谦他们，再接下来就是旷日持久的嘉靖的“大礼仪”闹剧了。在这些周而复始而又旷日持久的混乱当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从明代献出了包括方孝孺、铁铉、陈笛、史景清、于谦、王相等人在内的上千颗脑袋上，我们看到了明代文人维护“帝系”的纯洁性比维护性命更加顽固的决心。明代“宗法”的大混乱，对明代的文人来说，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但是，这一切并不致命，对明代文人构成致命一击的，不只在混乱的“宗法”，而在“道统”的大崩，朱家父子们把大明帝国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他们在这座妓院里不仅当上了首席嫖客，他们甚至兼起了吧台掌柜、流行歌手、戏子、蛐蛐赌徒、虐待狂、受虐狂、木匠、修理工、**的义务试验员，游龙戏凤、游凤戏蛇。在他们被女人掏空了身躯之后，他们被没有睾丸的男人扶回了大内，用静心“斋醮”来打发他们的不朝期。于是，从此君王去斋醮，三十八年不上朝。这时的大明帝国，真是问茫茫大地，还有几许祥瑞，看浩浩苍天，尚存一穹青词。有一个细节我们是不该忽视的，当皇觉寺的出家和尚朱重八做了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之后，他的子孙们并没有把他们的热情过多地给予佛教，相反，却对道教如醉如痴。明世宗对方术、青词、斋醮的执迷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朱元璋的子孙们对佛家的“普度众生”，虚弱到哪怕连“作秀”的热情与力气都没有了。他们舍弃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佛家精神，急着想要的却是“我不成仙谁成仙”的道家精髓。其实，所谓“道教”，说穿了只不过是他们枕边不可或缺的一粒“伟哥”。这一来问题终于出来了，“道统”的大崩，直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天子”的专制改变了形式（本质当然还是一样的），直接面对晚明文人的，是斋醮票友（如严嵩）的专制，是锦衣卫的专制，是阉人“二姨妈”（如魏忠贤）的专制，一句话，是奴才的专制。人主的专制固然是可怕的，而奴才的专制却更为恐怖。也就是说，令晚明文人们真正汗不敢出的，绝不只主子，更多的是奴才。同时，这种奴才的专制也使晚明的文人们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与意义。晚明文人们真正绝望了。除了狂、痴、癫、疯、病，晚明的文人们看不到任何终极意义，看到的只是终点，也就是末世。概之，晚明文人的病，既不来自于君主专制，更不是什么“觉醒”。而是第一，因“宗法”的混乱所带来的极度恐惧；第二，因“道统”的大崩而形成的彻底绝望。这二者构成了晚明文人身上浓郁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状态，也就是狂放的玩世不恭。

狂放的玩世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他们使整个明代社会失去了最有力的增长点。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堕落的标志是对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有人说，如果满人不入关，晚明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历史带向近代。事实上，在徐渭击碎了他的睾丸之后，整个晚明还有什么可供我们击碎？当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时候，清兵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踏进了大明的紫禁城。这不是一场战争，它充其量只是一次权力交接的仪式。它的意义恰恰是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了精力充沛的专制。

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依然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于光远）。只有真正的“觉醒”，真正意识到“专制”作为“制度”的残酷，人才有“类”的意义，人的所有努力才称得上现代性。在此意义上，我赞美伟大的预言家梁启超，尽管他后来又忙着保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