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在《推拿》里头写到了手机。我本人是不用手机的，因为不用手机，我被问了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几乎就是一个宅男，家里头的那台座机足够我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络了——我为什么要把座机的电线掐断，再把它捆在裤腰带上呢？这一交代事情就有些无趣，我没有和现代性对着干的意思，我的行为不涉及坚守、捍卫等彪悍的、形而上的内容。

同时我还要说，我对手机没有仇恨。因为没有仇恨，我就会用一种宁静的，甚至是审美的心情去审视它——这一审视我还真的有了新发现了：手机业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一种新语言。比方说，在年轻人的短信当中，“再见”，也就是“拜拜”，被乐呵呵写成了“88”，而英语好的孩子们则更不含糊，他们的“再见”也就是“See　you”也有了崭新的书写方式，很简单，酷劲十足，就两个字母：“CU”。

马上就有人要反驳我了，这是什么新语言嘛！我要说，是的，是新语言。例子是现成的，我在做足疗的时候读到过，准确地说，是听到过大量的手机语言。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女的发来了短信：

——干吗呢？

——躺着呢，捏脚呢。真想和你躺在一起，敢不敢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只怕是我一去你就软了吧？呵呵。

——你来了我当然要软。

我想这样的语言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腔调已经拥有了时代性和全民性。它暧昧，有点像打趣，有点像调情，它的特征是攻守兼备，它的魅力在于进退自如。它是聊天的上限，它也是故事或事件的下限，大大方方地亲昵，加上一点小小的脏。在当今的中国，再木讷、再愚钝的男女都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日常的、正式的口语；一种是风光无限的、人欲横流的（我在《推拿》里头把它叫作“哗啦啦”）手机书面语。如果一个人用日常的、正式的口语去写短信的话（办事除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低智、无趣、落伍、冬烘，一句话，他太“二”。

手机就这样悄然无痕地改变了我们的人际。我要说的是，手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文明。多年之前，刘震云写过《手机》——张国立先生瞪着惊恐的眼睛把手机叫成了“手雷”。我钦佩刘震云的天才与敏锐。但是，我是有遗憾的。手机不是手雷。手机是生化武器。手机是转基因。手机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放弃了真挚，我们选择了半真与半假，我们的语言是油腔的、滑调的——恋爱、倾诉、表达感情都有新语言，更不用说“搞男人”或“搞女人”了。其实“搞男人”和“搞女人”里头反而有真挚和美。我们的语言换了人间。手机让我们变得粗鄙。通过手机语言，我们在“粗鄙地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我们的内心很难滋生并回味“很讲究的情绪”（哈代语）。我把这种新的语言、新的文明叫作“**”——通过“手机”去“意**”。

手机有错么？没有。这个是一定的。手机在帮助我们，它一点错都没有。我必须要说的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一切都是特殊的，手机出现在了我们的特殊时期，也就是“转型期”，我们的政治秩序在变，我们的经济秩序在变，关键是，我们的心在变。心变了，往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里变。这一来语言就跟着变。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在语言上必然是这样的：既**，又暧昧。**是目的，暧昧则是武器，这武器是多么斑斓，军人们把这样的斑斓叫作迷你——迷你，迷他，也迷我。

《推拿》到底写了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我真的说不好。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清晰的，我想写一点尊严。看过来看过去，我只能在盲人的身上寄托它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健全人”还有多少尊严，我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在“粗鄙地享受”，我多么渴望我的内心能多一些“很讲究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