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的内脏器官没有明显的损伤，但是腐败得很严重，所以无法判断有无瘀血、充血，加之死者的指甲都已脱落，所以根本找不到机械性窒息的征象。

解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下午的阳光照射在头顶，一直没有减弱的阵阵臭气让人头晕目眩。我们开始分工合作，我负责检查死者胃内容物，确定死者死亡时间，而大宝和江法医开始寻找能够支持死者死因的证据。

“脑组织已经液化了，等我拿出脑组织再说。”江法医一边小心翼翼地把浓浆状的脑组织扒拉到颅盖骨上，一边说，“颞骨岩部出血，哈哈，这是一条机械性窒息的依据。”

“我仿佛也找到一些依据了。”大宝说，“从死者还剩下的这半片面皮上，我好像找到了一些暗黑区域，大概是在口鼻腔的附近，死者的口鼻腔应该有被捂压的过程。”

“你！你能不能说面部皮肤，别简称为面皮？”林涛一脸厌恶，“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我的最爱炒面皮！”

“我来取两颗牙齿，看看有没有玫瑰齿。”大宝似乎无视林涛的存在。

“玫瑰齿”是法医对窒息征象中“牙齿出血”现象的一个浪漫型表述。教科书上认为窒息死亡的牙齿，在牙颈部表面会出现玫瑰色，经过酒精浸泡后色泽更为明显。同时，教科书上也说明了，玫瑰齿对于鉴定腐败尸体有无窒息有一定的价值，但并非绝对的指征。

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确实发现很多窒息死亡的尸体会出现玫瑰齿的现象，但也偶见一些非窒息死亡的尸体同样出现玫瑰齿。至于玫瑰齿的形成机理，还没有成熟的文献报道。现阶段又有一些法医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玫瑰齿和窒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指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

但是作为一线实战法医，必须要把能检查到的所有征象都检查到，不管这个征象对于我们的分析判断是个决定性因素还是只是个参考因素。

大宝拿出一把骨钳，摆开架势，准备拔牙。

我站在尸体的另一侧，把尸体的胃肠道慢慢整理了出来，用解剖刀沿着胃壁一侧的纹理切了开来。

胃肠内容物慢慢地呈现在了眼前。

“死亡时间可以确定了。”我说道。

我的话音刚落，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大宝愣在原地不动了。

“怎么了？”我问。

“那个，”大宝咽了口唾沫，说，“夹……夹滑了。牙……牙飞出去了。”

“牙飞了？”我说，“快找啊。”

虽然尸体满口二十四颗牙都可以作为我们评判的依据，但是除非检验所需，我们不会随意取走、弄丢尸体的任何组织。这可能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法医对死者尊重的表现。

很快，我们便在地上找到了这颗飞出去的牙，在阳光的照射下，牙颈部呈现出淡淡的红色。

“有了这么多依据，我觉得我们可以出具死者系被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死因结论了。”江法医满足地说道。

“死亡时间也清楚了。”我说，“胃内的米粒还是成形的，胃呈充盈状，主要胃内容物是米饭、木耳、蛋花和西红柿，主要是米饭。食物刚刚进入十二指肠，所以可以判断死者是在末次进餐后两小时左右死亡的。”

“拜托。”林涛开始干呕，“别再说米饭两个字了好吗？”

“死者鲍光敏，男，十一岁，洋宫县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专案组第一次碰头会，先由主办侦查员介绍前期调查情况，“死者是独生子，其父母在夜市经营龙虾生意，在县城里租住了一个房子。8月9日，也就是五天前，下午一点半，死者趁父母洗龙虾的时候，从租住房屋后门溜走，去向不明。”

“溜走？”我问。

“是啊，”侦查员点头说，“当天是周日，按理说死者应该在家里写作业。死者的父母对死者学习方面管教非常严格，所以我们推测死者是偷偷溜出去玩去了。9日当天下午，死者一直没有回来。死者父母是等到龙虾摊打烊后，10日深夜一点到家，发现死者还没有回家，就开始满县城找，没有找到，直到第二天一早报案。派出所民警也在他家附近找了找，没有找到。”

“他溜出去之前，有没有和什么人电话联系过？”林涛问。

“没有。所有的话单都看了，没有任何可疑现象。”

会场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看我，我知道这是让我介绍法医检验的情况了。我清了清嗓子，说：“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应该是被捂压口鼻腔从而窒息死亡的。死者死于末次进餐后两小时左右。主要胃内容物是米饭、木耳、蛋花和西红柿。”

侦查员点头：“这和我们调查的情况完全相符。死者9日中午十二点吃的午饭，午饭就是米饭、木耳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死者就是9日中午两点左右死亡的。”我说，“另外，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杀人动机是猥亵，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猥亵。因为死者的肛门处发现了明显的损伤迹象。”

说完这句，会场里开始嘈杂起来，大家都在低头窃窃私语。

专案组组长，洋宫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高彪说：“那我们的侦查方向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现在一直围绕着一个嫌疑人开展工作。”

“有嫌疑人了？”这是我最喜欢听见的一句话，我说，“我说了，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动机，不能排除凶手和死者的家人有仇。这个嫌疑人是什么情况？”

“嫌疑人叫李立。”侦查员说，“男，十八岁，主要从事龙虾摊生意，和鲍家抢过生意，被鲍光敏的父亲打过。”

“那么，我觉得就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我说。

“哦？”高局长说，“有什么高见？说来听听。如果合理，我们就抓人了。”

“没有多充分的依据。”我说，“我只是觉得年龄上非常相符。”

“你说的是，青少年作案？”

我点点头，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死者应该是在室内或者偏僻的地方被人杀害的。十一岁的男孩应该已经有了最起码的警惕意识，不会轻易被生人拐骗。那么既然他被骗到了没人的地方，这个骗他的人要么是他的熟人，要么就是和他年龄相差不了多少的人，也就是青少年。小孩更容易相信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人，如果是个成年人，可能小孩不会轻易上当。”

“有道理，”高局长点头说道，“青少年心理学貌似提到过这一点。”

我笑了笑，接着说：“第二，我们在尸体上发现了许多奇怪的损伤。有的是在不可能被刀砍开的地方有很多砍痕，应该是想分尸；有的是用不可能的办法去烧尸体，应该是想焚尸。用多种毁尸手段，而且每一种都非常幼稚，用成年人的思维考虑，应该说是匪夷所思。”

“可是我觉得青少年怕是想不到这么多毁尸的办法啊。”高局长说。

“有网络啊，”大宝插嘴道，“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则挺火的微博，说是用石灰处理尸体，然后用锤子砸碎，冲进下水道什么的。全凭想象，幼稚得要死。”

“对于这些毁尸手段，”我说，“不管能不能提示他的年龄，至少提示了他的心理和阅历。这是个阅历非常不丰富的人。”

“既然这样，我们抓来审审看吧。”高局长说。

在警察们抓人、审人的空当，我、大宝和林涛坐着韩亮开的车准备沿县城走一圈。其实不是为了欣赏洋宫县的夜市，也不是去吃大排档龙虾。我们是想掌握一下鲍光敏的家与其被抛尸地点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从现场绘图上，根本无法感觉得到现场的方位和距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数学很差的理科生来说。

鲍光敏的家位于县城西北角的一个密集居民区，这里是大排档最多，晚上最热闹的地方。鲍光敏的父母选择在这里租房子是很明智的。从他的家里到大排档一条街，只需要步行十分钟的路程。但是这个密集居民区的房子多半是违章建筑，盖得密密麻麻，假如有了火灾，消防车都没法进入。所以，这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从鲍光敏的家里出来，我们走了十五分钟才走上马路，上了韩亮的车，开往抛尸地点。这条路线几乎走了县城的对角线。半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了位于县城东南角的抛尸地点。这也是个居民区，但是楼房并不密集，而且这才晚上九点，就已经静悄悄的了。

我打通了侦查员的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韩亮：“亮弟，让侦查员给你指个路，我突然想去嫌疑人李立家附近看看。”

韩亮被我们称为活GPS，因为经常出差、喜欢看地图，而且方向感超群，所以全省各地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很快，他就开着车带我们来到了位于县城中心的李立家。

李立家楼下还停着他的三轮摩托车，摩托车车厢上摆着一些锅灶用具，这是他维持生计的家伙事儿。虽然李立家住在县城中心，但是他每天去县城西北角摆摊，还是需要骑上一段不短路程的车。

李立家的灯亮着，还有一些光束在绕来绕去，显然已经有技术人员进入他家，正对他家进行搜查。

我站在车侧，想了想，突然猛地拍了一下脑袋，说：“完蛋了，抓错人了。”

“为什么？”大宝问，“不是条件很符合吗？”

“个人条件很符合，但是地理条件不符合。”林涛和我想到了一起。

我们驾着车赶回了专案组，不出所料，一屋子人眉头紧锁。

“看起来不是他。”高局长说，“经过突审，他没有任何反常迹象，他家也搜查过了，没有任何疑点，验证他不在场证据的工作正在进行。”

“应该不是他干的。”我说，“我们一直在注重犯罪分子刻画条件，却忽略了关键一点，就是死亡时间问题。据我们推断，死者是在末次进餐后两小时左右死亡的。死者鲍光敏是在9日中午十二点吃的饭，一点半才离开家。那么，距离他死亡，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李立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鲍光敏带回家再杀死的，即便是骑车，也不可能。”

“那会不会是鲍光敏自己乘车、打车到了李立家附近？”高局长问，“毕竟他们年龄相差不大，而且鲍光敏也不知道李立和他父亲的仇恨。”

“不会。”我说，“从鲍光敏家走出来，上大路都要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会不会是李立在鲍光敏家附近杀人？”

“也不会。”我说，“死者死亡是在中午时分，哪儿都是人，只有可能是在室内遇害，才不会被人发现。”

高局长陷入了沉思。

我理解高局长的心情，本来出现的一丝曙光，被我这么一说，又重回了黑暗。这个案子一旦就这样陷入僵局，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现场被破坏，尸体腐败严重，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甄别犯罪嫌疑人都无计可施。

沉默了一阵后，高局长起身打开会议室门，说：“你们辛苦一天了，回去休息吧，我们再研究一下下一步工作措施。”

我们知道此时即便我们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于是起身离开。可能现在的我是需要一些休息，尤其是需要一些时间从早晨的“身体检查”给我带来的惊恐里走出来，稳定一下情绪，才能把整个案子的情况串联起来，从而想出一些破案的捷径。不然靠着案件现在掌握的这么点儿线索，排查工作都无法开展。

“我觉得吧，”大宝在回去的路上对我说，“我们还是要从死者脚踝上的腐败分界线考虑，搞清楚了这个问题，说不准会有一些突破。”

大宝和我想到了一起。其实从坐上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