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叫戚静静,人如其名,安静内向。
从死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口中我们知道,戚静静的父亲下岗后,就没了稳定的工作,靠给工地干些苦力赚钱,她母亲前不久罹患了癌症。担负着全家几乎全部经济收入的戚静静,为了能给她母亲治病,这段时间像是疯了一样地赚钱。
戚静静是个装潢公司的销售推广人员,干得多,赚得多。她今年虽然只有二十一岁,但初中专毕业后就在行业里摸爬滚打的她,也已经算是个老江湖了,在建材行业有着一些人脉。大家都很喜欢她恬静的性子,所以,业余时间,为了赚更多的钱,她也会当一些中间人。比如介绍某建材厂买某原料公司的原料,她从中获取一些中间人的牵线费用。
“这种公司的销售,成天都是在外面跑业务的,”主办侦查员说,“很少有坐班。所以,昨天一整天,戚静静的同事都不掌握她的行踪,只是纷纷反映,这些天,戚静静一切正常。”
“戚静静还是处女,”大宝说,“调查看,她是不是可能有同性恋或者性变态之类的倾向呢?”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人反映这方面问题,而且,事发当天中午她去相亲了。”
“我们调了死者的手机话单,电话非常多。”胡科长补充道,“是可以印证,死者昨天中午十一点接到了相亲对象的电话,应该是赴约了。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很多电话,查了一下,要么是客户的,要么是公用电话,都没有什么好的线索。三点左右就关机了。”
“这个相亲对象很可疑啊,”大宝说,“是个什么人?”
“一个来龙番做生意的小老板,叫曹哲。”侦查员说,“半个月前来龙番开了个店,现在正在装修。”
“他多高?”林涛一边问,一边拿出等比例的鞋印照片。
通过排除现场民警、死者和发现尸体的村民的鞋印,林涛找到了很多枚一样的鞋印。不出意外,这个鞋印就是凶手留下的。
“一米七,”侦查员说,“瘦瘦的。”
“很有可能啊。”大宝说,“你看,哪个小姑娘会随随便便就被人脱衣服?我估计啊,有可能是相亲相上了,然后和小老板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谈恋爱去了,哪知道小老板是个变态。”
“脱衣服并不一定是自愿的,”胡科长说,“衣服全是碎的。也就是说,凶手是用刀子割碎了衣服,脱掉的。”
“之所以用刀子割,而不是强行脱。”我说,“可能是因为凶手先捆绑了死者。既然四肢被捆绑,衣服就没办法脱了,只有割开。”
“那戚静静为什么就这么容易就范?”大宝问。
我摇摇头,表示不解。
“不太可能。”林涛说,“根据鞋印推算凶手的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左右,即便有误差,也不会误差这么多。”
“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说,“刚来龙番半个月的小老板,怎么会对那么隐蔽的地方那么熟悉?还知道有坟地,有废弃砖厂?我在龙番生活好几年了,都不知道。”
“不管可能不可能,”陈局长发话了,“他可能是最后和戚静静接触的人。人我们已经抓了,正在审讯。”
我皱皱眉头,没说话,心里对这个局长的鲁莽表示厌恶。
“你们先查吧。”林涛显然也有些厌恶,抬腕看看表,说,“这起案件的种种表现,都是一起侵财案件。一个老板,侵财不强奸?我也怀疑,但保留意见。不早了,我们要休息了,明天有消息出来再说。”
深夜回到家里,铃铛睡眼惺忪地起床给我下了碗面条,坐在我身边,一边看我狼吞虎咽,一边听我说故事。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案件呢?”铃铛问。
“我觉得啊,可能就是某种祭祀的仪式。”我说。
“那你看没看墓碑上的字儿啊?”铃铛说,“如果是祭祀,应该选择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吧?”
“对啊!”我拍了下桌子,“我后悔我开始没想到,没去看啊。要不,你现在陪我去看看?”
“我才不去。”铃铛一脸惊恐,“别那么拼命,早点儿休息吧。”
我哈哈一笑,亲了铃铛一口:“逗你呢。墓碑又不会跑,明天去就可以啦。不过你这真是提示了我,贤内助啊!”
“说得那么恐怖……”
第二天一早,我约了林涛、大宝,驾车赶到现场。
现场还有十几个民警正在进行搜索,我径直走到发现尸体的墓碑旁。
抗日英雄李华夏烈士之墓。
原来这是一个烈士的墓碑,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衣冢墓。听说正是这个李华夏的后人坚决反对,甚至用了极端手段,才让开发商放弃了这一片土地。
生于一九一零年九月初八,卒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四。
我猛地打了个激灵,拿出手机查了下万年历:“案发是在昨天凌晨,昨天就是农历六月初四!”
我看见林涛和大宝一起打了个激灵。
林涛笑着说:“目测,这案子要破啊。”
专案组的第一步行动受到了挫折,对曹哲的审讯一无所获。曹哲说,他根本就没有看上戚静静,当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饭,就独自回了家。
“他租住的小区的大门监控证实了这一点。”陈局长有些沮丧。
“就说嘛,”我有些得意,“他没有作案的条件。不过,从他嘴里,你们得出什么线索了没有?”
主办侦查员摇摇头。
我略感可惜,道,“那他们大概几点结束吃饭的?吃饭后有没有人再给戚静静打电话?”
“查了。”侦查员说,“饭店门口不远处路边有一个IC卡电话机,这个号码给戚静静打过一个电话。”
“现在还有人用IC卡电话?”我沉思道。
“可能是为了躲避侦查,所以不用手机的吧。”林涛说。
对了,”我抬起头,说,“女孩被捆绑的那座坟墓,是一个抗日烈士的,而女孩被杀害的那一天就是这个烈士的忌日。我觉得,你们当务之急是要从这个烈士的家人开始查起。目前看,活人献祭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戚静静为什么不反抗?”胡科长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反正先查着吧,其他也没有什么线索。胡科长,不如我们先去讨论一下‘六三专案’的情况?”
“好,好,好,去讨论,去讨论。”陈局长慌忙说。显然这个“六三专案”一个月都未能发现一点线索,上级领导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六三专案’还真是有一些进展。”在法医办公室,胡科长说,“尸骨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
“这么快?”我很惊讶省城刑警的办案效率。
“其实当初发现手指的时候,就一直在找。”胡科长说,“在周边省市也都发了协查通报。巧就巧在,尸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里,尸源认定了。DNA也证实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
胡科长顿了顿,说:“死者是青乡人,青乡市立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后在省立医院进修。他每周周末都会回老家,但是5月16日并没有回去。他妻子给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于是5月18日报了警。”
“时间和我们推测的比较一致。”我说,“孟祥平比方将早死了半个多月。只是因为方将的尸体被抛在闹市区,所以我们先找到了。那对孟祥平的生前活动轨迹调查了吗?”
胡科长点点头,说:“查了。5月14日,周三晚上,孟祥平在医院食堂吃饭,还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线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为他一个人独住一个宿舍,所以14日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给科室主任打电话,才发现他失踪了。”
“这就是调查结果?”
“是啊。无法确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动轨迹。”胡科长惋惜地说。
“社会关系呢?”我追问道。
胡科长摇摇头:“目前还在调查,没有结论。”
案件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们三个人和胡科长都显得很沮丧。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他们为何先后被杀,又被这么残忍地分尸、剖腹?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继续等调查结果吧,”胡科长说,“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关于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
陈局长之前对曹哲的怀疑是错误的,被我们轻易地预言,他有些没面子。但这次我们的推测也被调查否定了,他显得有些耀武扬威。
“我就知道是巧合。”陈局长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活人祭祀?旧社会都不兴这个了。”
“怎么排除的?”我有些不服气。
“李华夏烈士的后人去年起就不在龙番市居住了。”陈局长说,“李华夏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一个孙子今年五十岁,一个孙女四十七岁,两人在南江伺候八十岁的老母亲。根据南江市公安局的协查,这两人一年没有回来了。”
陈局长指了指主办侦查员,让他接着介绍。
侦查员慌忙翻开笔记本,说:“李华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的时候搬去南江了,就李华夏的曾孙子,十八岁的李建国,在外地上大一,偶尔会回龙番,住在他姨娘家。他从小就是姨娘带大的,感情很好。”
“这怎么排除?”我说,“怎么排除李建国的嫌疑?别忘记了,给戚静静打最后一个电话的,是一个IC卡电话机。现在只有大学生还会用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吗?”陈局长问我,“我就问名字,我都不问忌日。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会记得曾祖父的忌日,给他献祭活人吗?再说了,我们分析认为凶手是为了逃避侦查,才用IC卡电话的。”
我挠挠头,被说服了:“是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劫财案件。”
“曹哲和戚静静他们中午吃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静静的胃内容物。
“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还有一些素菜。”侦查员说。
“看来他没说谎,”我说,“和胃内容物一致。这也可以肯定,戚静静从中午饭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之间没有去吃过饭了。”
“这个调查可以查清,胃内容物起不了作用。”陈局长傲慢地说。
“现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识,都不好说。”林涛岔开话题打圆场,“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轻易让人家绑上、割衣服。”
“但至少是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的。”我说,“知道有坟地、有砖厂的人有多少?”
“不少,住那一片的人,都知道。”侦查员说。
“可惜,足迹只能去认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性交?”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