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加娜·辛格

导言

1325年，伊本·白图泰离开家乡丹吉尔（Tangier）前往麦加朝圣。在那个时代，因修行和信仰去朝圣是惯常的做法。伊本·白图泰却属例外，在朝拜之后，他决心不走回头路，而是带着纯粹的好奇心前往今天的伊拉克、伊朗，沿着东非斯瓦希里海岸一直向南，先是抵达基卢瓦，再往上到阿拉伯，然后从陆路进入印度。一路上白图泰访问了德里和古吉拉特邦，又横渡阿拉伯海游历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之后他穿过孟加拉湾和南海到达北京。21年后，他开始了返回摩洛哥的旅程。返程也不仓促，白图泰陆续访问了印度南部、波斯湾、叙利亚和埃及。1349年，白图泰终于踏上他祖国的土地——非斯（Fès）。经历耗时25年的长途旅行后，白图泰旅行的热情仍然高涨，次年便去了西班牙。1351年，他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当时的马里帝国。在那里度过两年时间后，他再次穿越撒哈拉沙漠，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返回摩洛哥，并在那里把亲身经历写在一份阿拉伯语手稿之上，题为《礼物：献给那些关注城市奇观和旅行奇迹的人》（A Gift to Those Who Contemplate the Wonders of Cities and the Marvels of Travelling）。

伊本·白图泰的经历是近代早期非洲与欧亚大陆紧密联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学家对旅行记录大多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只有作者的话作为证据的时候。因为一旦核验细节，矛盾之处就比比皆是。然而，由于旅行者跨越国界，介于不同的环境、物质和文化之间，他们的故事得以阐明生活、事件以及特定时空里更大的问题。伊本·白图泰所展示的人与商品的世界，是一个三大洲经由陆地交错连通的世界。当复杂的地形，如叙利亚或阿拉伯沙漠、兴都库什（Hindukush）和喜马拉雅山脉无法被跨越时，人们便通过航海继续旅程。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东海岸和印度西海岸相连，横渡阿拉伯海使人们从非洲到印度成为可能。印度东海岸经由孟加拉湾与缅甸和马来半岛相连，旅行者可直接从马拉巴尔海岸到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其他人则在中国南海和东海航行。地中海欧洲、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印度东西海岸、东南亚和中国的港口城市是旅程的起点和跨文化的交汇点。海洋总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当有关地球和浩瀚宇宙的知识有限，且技术只能获得较小的便利时，环境，特别是风力系统和天然港口，便决定了路线和时间。

▲ 世界地图，来自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所著《世界概貌》（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70年出版），这是最广为流传的由16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之一。如西塞罗（Cicero）所说：“当一个人了解了整个世界的浩瀚与永恒，人类的任何成就还能称得上伟大吗？”

从15世纪开始，伊本·白图泰笔下的世界日新月异。通过新的航线，航海家们跨越大洋，创建起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联系。当欧洲人为黄金所**，开始跨越大西洋，冒险前往并最终跨越西非和加那利群岛，希望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时，疾病和技术改变了跨文化交流的动力。商业活动充斥着暴力，常常带来破坏性后果。当来自西非的人们被奴役并带到欧洲时，入侵者摧毁了非洲西北海岸外的加那利本土岛民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当欧洲人扩张到新大陆时，海洋成了一种可以预见死亡和末日的媒介。在大西洋彼岸，加勒比海的阿拉瓦克人（Arawak）和泰诺人（Taino）几乎被完全摧毁。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海路到达印度。因为他的船装有大炮，所以当贸易规则出现分歧时，他可以轰炸当地的港口和船只。携带武器的外国人从陆路入侵，对南亚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海盗或海上帝国主义者也没有试图控制选定的路线或港口，但这是暴力第一次理所当然地伴随着海上贸易发生。当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并在后来访问科钦时，他意识到亚洲水域存在着一个无比繁忙的贸易网络。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独桅帆船、印度船只和中国帆船在亚洲各个角落的众多港口纵横交错，从事贸易往来。棉花、丝绸、瓷器、宝石、香料、糖、谷物、鸟类和野兽，商人们利用每年夏天从西南到东北的季风进行各类商品的交易，这使从非洲航行到印度和更远的地方成为可能。按重量计算的话，丁香、肉豆蔻、豆蔻、肉桂和胡椒等香料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产品。来自欧洲的野蛮人是这个令人羡慕的富饶地区可怜的供应者。据16世纪葡萄牙的一件逸事说，达·伽马经海路成功到达印度后回到葡萄牙，维米奥索伯爵（Count of Vimioso）问他带回什么货物，以及印度人想从葡萄牙换取什么货物时，达·伽马对他说，从印度带回来的是胡椒、肉桂、姜、琥珀和麝香，他们要的是金、银、天鹅绒和红色绒布。伯爵对达·伽马说：“原来是他们发现了我们！”至少在18世纪下半叶以前，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西方人更多时候是造访者，而不是征服者。在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是土著的合作者，土著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主人，即使他们屈服于殖民统治。

▲ 亨利·沃伦（Henry Warren）所作停泊的阿拉伯独桅帆船，作品以宏伟的港口入口为背景，前景是船员们在放松的场景：这是一幅典型的欧洲画作，描绘了19世纪“东方”逐渐衰落的宏伟及其浪漫的闲适。

在上一千纪即将结束时，历史学家普遍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在近代早期的崛起，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或“奇迹”，而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遵循这种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们开始将西方的崛起重新解读为亚洲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世界经济的重心——最具生产力和商业活力的社会所在的地区——最终从亚洲转移到了欧洲，从印度洋和亚洲海域转移到了大西洋。但西方的崛起是缓慢且间歇性的，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以不同的速度发生。欧洲商人和货船进入印度洋，使西方人得以利用东方的经济机会，而欧洲列强侵占新大陆的资源则极大地改善了西方人获取财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来看，西方崛起为全球霸权可以说是从16世纪第一次建立大西洋帝国和贸易路线开始的。至少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本章所涵盖的这段时期世界历史上最显著的特征，而西方人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地积累尊重和发挥影响力。但这一过程直到19世纪才完成，当时新技术、商业和金融机构使西方的生产力在一段时间内无与伦比，其力量也无法被超越。

▲ 荷兰人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于16世纪晚期开创性地对亚洲海上经济进行了研究，亚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其船舶吨位远远超过欧洲。从插图中对中国人或爪哇人的西方式渲染来看，这位想象力十足的图版雕刻师显然从未见过真正的帆船，他对这艘船形状的描绘是错误的，图片上的舵柄实际上应该是方向舵。

君主和雇佣兵帝国

在西半球，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人、资本和贸易枢纽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虽然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正在崛起，吸引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南部商人和商品。跨越大西洋往返航线的发现，再加上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一条经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线，使欧洲的重心远离地中海。

欧洲入侵者用花样百出的手段侵占了西半球资源。在土著居民因过于分裂或人数太少、装备不足而无法抵抗的某些地区，使用屠杀、恐怖行动、种族灭绝、大规模驱逐的暴力手段就足够了，充裕的定居者或奴隶可以取代被淘汰的土著劳工。然而，在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向西班牙帝国投降的富裕且技术娴熟的民族中，帝国只有通过谈判和哄骗赢得的本土合作者的帮助才能运作。西班牙人很幸运，他们所处的地区充满了对陌生人的同情，他们欢迎新来者作为盟友、配偶、仲裁人、商业伙伴，以及接触过遥远且神圣的地平线光环的圣人。即使在暴力事件最少的地方，本土人口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因为源自欧洲的疾病（当地人对这些疾病缺乏天生的免疫力）消灭了他们90%的人口（除了现在美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原因不明）。

入侵者最引人注目的收获是金银，像阿兹特克和安第斯山脉的宝藏就让欧洲人为之着迷。当新来者耗尽了战利品时，他们发现，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用的交换媒介的白银可以被大量开采，特别是在现在的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玻利维亚波托西的“银山”，那里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丰富矿藏。但是，即使在白银和黄金不享有特权的地区，美洲也有其他可开发的资源：大量的木材、毛皮和兽皮储备，新的药材（最引人注目的是烟草和奎宁），以及新的可食用植物，尤其是玉米和土豆。最重要的是，土地可以用来从事新的项目，特别是牧场和种植园的建造——主要用来种植糖料作物，但也越来越多地用来种植烟草和棉花，以及用来支持移民和贩奴。巴西的原住民族图皮人（Tupi people）的人口数量严重下降，而葡萄牙人接管了他们的森林，并进口非洲奴隶建立甘蔗种植园。大西洋欧洲、非洲西海岸和以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为主的美洲港口之间的贸易将产品与市场联系起来。从欧洲向非洲运送武器、纺织品和葡萄酒，从非洲向美洲运送奴隶，从美洲向欧洲运送铸币和原材料。许多人发了大财，尤其是糖商和奴隶商。

如果幸存的土著逃避移民与奴役，或被驱逐到白人定居者不想涉足的边缘地区的话，人口灾难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开辟了新的机会。在西班牙帝国，许多土著酋长和社区都在利用西班牙人带来的新的经济机遇：一些国家扩大了现有的生产——特别是可可或胭脂虫红，以便出口到以前鲜为人知的市场；一些人从事新的活动，饲养欧洲血统的牲畜或生产丝绸；一些人与耶稣会士或方济各会士一起参与建造大型农村企业，向定居者和商人出售过剩的食物和兽皮；还有一些人，如南锥体（Cono Sur，或Cone Sul）的马普切人（Mapuche）和18世纪北部平原的科曼奇人，凭借自己的权利成为帝国主义的企业家，向邻族人民勒索贡品，从西班牙殖民地边境掠夺财物。

▲ 在殖民时代之前的中美洲，控制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神圣属性的集合，人们给这些属性取了个人化的名字，如太阳、大地、男性、女性和非宗教成分的集合，这被称为“特拉尔特库特利”（Tlaltecuhtli）——传教士们认为中美洲的本土宗教如希腊和罗马的“异教”一般将其认定为地球的神或女神。

▲ 在装饰宫殿墙壁和记录16世纪宫廷生活的众多青铜牌匾中，有一块展现了贝宁的君主[或称“奥巴”（Oba）]由侍从簇拥着的情景。插图中的人物可能是在描绘来访的葡萄牙人。

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记录所谓发现时代和殖民帝国历史的民族主义方式，在后殖民时代已完全改变。不同的视角和对档案的重读，有时是在字里行间，有时是用文学和视觉记录或口头传统来填补档案的静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写作的本质、目的和不足。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原住民保留了多少主动性，以及他们对塑造殖民历史作出了多少贡献。后殖民时代的历史学家分析了欧洲人通过条约与土著居民谈判使其让渡主权的努力——不论这些条约是多么不公平或具有欺骗性。例如在南亚，英国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在1795年至1805年间提出了“附属联盟原则”。到18世纪末，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势力有所削弱，许多弱小的土邦争夺领土和人力。结果，许多统治者接受了英国的保护提议，这给了他们抵御攻击时的安全感。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将其对印度的责任下放给该组织）通过一系列由各土邦签署的条约，极大地扩展了它在印度内陆的领土。“联盟”条款禁止印度统治者维持军队。作为对“保护”的回报，土邦支付公司“附属部队”的维护费用。当印度统治者不付款时，他们的部分领土会被作为惩罚没收。1801年，在武力的胁迫下，阿瓦德（Awadh）和海得拉巴（Hyderabad）的统治者将一半的领土割让给了该公司。其他土邦也被迫因类似的原因割让领土。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的帝国都是通过与土著民族进行类似的法律接触而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这些土著民族都是商业和政治机会主义的产物。与征服或占领相比，这是一种更合法、更经济的侵占土著主权和获取土地的手段。

▲ 17世纪墨西哥专为巧克力设计的银饰椰壳杯：这是由远程贸易造成的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一个典型例子——该手工制品横渡太平洋进口而来，迎合了当地人的喜好和用途。

虽然土著合作者可以分享帝国的战利品，但当时盛行的生产模式是残酷的剥削，这造成了由种族界定的下层阶级：土著和黑人。特别是在殖民经济可以不需要当地劳动力的地区。在那些被征服的地方，欧洲人试图通过野蛮和过度的榨取劳动力和贡品来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在其他地方，征用是重新配置经济的起点。早期的西班牙美洲依赖重新分配当地劳工，或在西班牙的“委托监护人”（encomendero）中对移民精英的贡品进行再分配，以换取军事保护和天主教信仰的教导。尽管王室以耗尽和打击劳动力为由迅速放弃了这一制度，但随着土地流转到西班牙人和混血所有者手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沦为实际上的奴工。

由于缺乏现成的模式，海外欧洲帝国的政治体制只能是临时凑成的。起初，帝国的缔造者们严重依赖中世纪地中海海上帝国的传统，这些传统依靠总督和中央指定的法庭来平衡港口城市的贵族权力和准封建王族不受约束的管辖权。或者，从16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在英格兰和荷兰，政府的职能可能会下放给贸易公司。对大多数欧洲帝国来说，它们几乎没有向内陆扩张，而是将沿海要塞、飞地和岛屿连在一起，试图控制特定的贸易，到18世纪因领土扩张需要适当调整统治方式之前，这种方法就足够了。然而，西班牙帝国却不同：它是一个控制生产和贸易的庞大企业，从1521年获得阿兹特克格罗斯劳姆（Grossraum）起，就吞并了广袤而几乎无法控制的辽阔领土。经过一段可以被称作“紧急政府”的时期后，在与本土权力中心合作的框架下，一种新型的国家模式逐渐出现：一个官僚国家，多数官职由国王授予，许多官职由文官担任；一个成文法国家，立法而非司法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为满足这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的要求，国王颁布了数以千计的新法律。

海上帝国是那个时代的新特征。它犹如一个笨重的巨人，庞大到难以恰当地表达，其虚弱的指尖伸向边缘。由于信息系统不够完备，遥远的地方很难得到有效治理。它们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摇摇欲坠或崩溃。1763年，由于缺乏外来移民，法国人放弃了在北美建立陆地帝国的企图。1802年，奴隶起义军将他们驱逐出海地——这是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支柱地区。那时，欧洲的战争压力开始削弱西班牙和荷兰帝国，它们也随战争的继续而崩溃。与此同时，由于无法同时维持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英国失去了大部分北美殖民地。

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化欧洲帝国”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时代是由毁灭性的工业技术铸就的，但这个故事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讲述。

与此同时，在旧世界，帝国（或我们现在称之为帝国的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大国（至少与它们之前或之后的国家有关）通过征服建立起来，并且至少部分地由强权维持。它将多个社区和文化包含在一个单一的效忠对象或元身份框架中，并通常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有普遍的主张。在一些地方，国家制度与帝国同时出现，甚至取代它们。在欧洲，新的国家主权学说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东西越来越不可能复活。最接近罗马帝国的幻象是神圣罗马帝国，它统一了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各地效忠于一个选举出来的全局仲裁者；但其帝国并不稳固，实际上，它分阶段或急遽地解体为各个邦国。在东南亚，统治者渴望与中国皇帝相媲美，以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为中心的国家间的力量平衡阻止了霸权。但帝国仍保持规范，例如，奥斯曼帝国是在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帝国十字路口出现的。它的政治形态在一个多姿多彩的环境中运行。与东地中海、中亚、埃及和印度的贸易和政治关系成为财富之源，统治者从中创造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陆海帝国，其多个节点迎合了长、短距离贸易。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一个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东方”势力。他们击败并取代了拜占庭，成了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保护者。尽管奥斯曼帝国的概念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蒙古和突厥前辈，但他们也有罗马的思想，这几乎和欧洲帝国主义一样。当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人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在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阿拉伯扩张。到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已征服了三分之一的欧洲和地中海一半的海岸。他们还考虑通过开挖后来成为苏伊士运河的区域，以增加对印度洋的影响力。当西班牙帝国采取战略行动巩固在西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权力时，奥斯曼人把东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土耳其湖”，并在阿拉伯海争夺权力。兄弟间的自相残杀取代了固定的继承规则，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从不同嫔妃中产生相互竞争的继承人。在那个时期的伊斯兰法律中，一个男人可根据他的财力拥有四位妻子和任意数量的妾。他的婚生孩子是合法的，与妾所生孩子也可以获得合法地位并继承王位。如果说继承方式是弱点的来源，那么治理的不一致反而是力量的源泉：奥斯曼帝国几乎为每一个地区或省都设计一种特殊的制度，它将一些地区托付给苏丹的家庭成员或奴隶主义者，又将一些地区托付给土著酋长，还有一些地区则托付给土匪或海盗，这使整个体系具有灵活性。而苏丹作为最终正义之源的普遍法则、一系列复杂的贡税，以及他们维持的庞大常备军，让整个体系得以统一。然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帝国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奥斯曼人从来没有解决过继承问题，也没有采用印刷术让他们的命令广为人知。他们为海上各处的海峡所束缚，无法分享欧洲海洋帝国积累的财富。16世纪统治奥斯曼帝国的供给和定居体系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极端寒冷和干旱导致了破坏性的杰拉里起义（Jelali Revolts， 1519—1659年）的爆发。持续的小冰河时代气候事件、游牧民族入侵和农村的混乱影响了人口、农业、畜牧业和经济；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篡夺者在边境侵蚀帝国。慢慢地，在18世纪，帝国开始萎缩，丧失了它在西方恐怖想象中大怪物的地位。

虽然奥斯曼苏丹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2年至1736年）统治下的什叶派国家出现在今天的伊朗。这个王朝的开创者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Ⅰ）是阿尔达比勒（Ardabil）苏非派的首领，并赢得了当地土库曼人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异端部落的充分支持，使他能够从乌兹别克土库曼邦联手中夺取大不里士（Tabrīz）。1501年7月，伊斯玛仪登基为沙阿[7]（Shah），并宣布什叶派为国教。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征服了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吞并了伊拉克的巴格达和摩苏尔（Mosul）两省。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与萨法维帝国不断地争战，而葡萄牙商人则夺取了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并在大陆海岸建立了脆弱的堡垒。然而，在沙阿阿拔斯一世（Abbas Ⅰ）的统治下，萨法维家族在军事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建立了有效的行政制度，促进了与欧洲列强和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和政治关系。伊斯法罕（Isfahan）凭借几座标志性建筑成为萨法维艺术和建筑的中心，可与周边帝国宏伟的首都相媲美。就像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一样，只要有利可图，基督教商人就是受欢迎的，尽管这三个帝国都依赖宗教来获得合法地位，但他们容忍非穆斯林社区。

然而，宗教多元化难以维持，这一点从萨法维王朝以东的南亚莫卧儿帝国就可清楚看出。帝国起源于突厥-蒙古，由察合台突厥人（Chagatai Turk）查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于1526年建立。巴布尔出身于中亚费尔干纳山谷（Fergana Valley），后来成为喀布尔（Kabul）的统治者。他应德里当地贵族之邀，从阿富汗统治者易卜拉欣·洛迪（Ibrahim Lodi）手中营救了他们。在随后1526年的帕尼帕特战役（Battle of Panipat）中，巴布尔收拢了来自瓦解的德里苏丹国的手持武器的逃兵，并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杀死了易卜拉欣·洛迪。巴布尔是（或成功地声称是）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和渴望统治世界的突厥人帖木儿（Tamerlane）的后代。莫卧儿帝国吞并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从16世纪早期延续到18世纪中期。

莫卧儿帝国中最伟大的皇帝是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Akbar），巩固莫卧儿帝国声誉的功劳应归于他。阿克巴不仅占领了印度北部、西部和中部，还吞并了今天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的部分地区。他组织行政机构，改革军队，通过挟持人质和威胁报复的手段，再辅以明智的绥靖与和解政策，与被征服的印度教首领保持了和平。莫卧儿帝国有两个主要的出海口：古吉拉特邦和孟加拉邦。虽然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海上贸易已进行了几个世纪，但由于腹地的和平局势，与阿拉伯人、非洲人、缅甸人、马来世界和东南亚的联系却在加强。阿克巴在认识海上贸易和港口城市优势方面并不迟缓。1571年，在将宫廷从德里转移到新建的首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īkri）后，他开始专注于开辟通向大海的道路。一条是西南部的古吉拉特邦，另一条是东南部的孟加拉邦。通过贸易和税收，他获得了来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以及东南亚商人的财富。莫卧儿帝国的编年史记载了宇宙中最宏伟的帝国，它可以无限扩张。阿克巴的儿子贾汗吉尔（Jahangir）和孙子沙·贾汗（Shah Jahan）推进了帝国的建设，并扩充了领土，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宏伟的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财富和统治。努尔·贾汗（Nur Jahan）是莫卧儿皇帝贾汗吉尔的妻子之一，她不仅是一个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她还利用自己的品格、财产和宫廷地位来聚集权力。当贾汗吉尔因酗酒和鸦片成瘾而变得虚弱时，她利用家庭关系与网络、宗教建筑和象征力量将权力收归手中。努尔·贾汗还利用宗教资源获得世俗权力。18世纪初，奥朗泽布（Aurangzeb）吞并了印度南部，这使帝国达到最大的地理范围。

这些成就掩盖了关键的薄弱环节。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莫卧儿人从未制定过防止叛乱和内战重演的继承规则。他们依靠不断更新的扩张来弥补之前征服的代价——这终将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战略。随着本土拉贾[8]（Rajah，或Raja）成为从属统治者，精英阶层的惊人增长危及统治者所依赖的宫廷贵族。最重要的是，帝国分裂的宗教和种族群体之间的争论是无法遏制的。阿克巴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包容性的宗教，但他的大多数继任者为了获得精英的支持而回归伊斯兰教，其代价是疏远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基督徒和其他人。气候变化加剧了帝国的困境。大约从17世纪开始，北半球的小冰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问题，也开始改变印度次大陆的降水模式。大大削弱的莫卧儿帝国和其他地区性国家竭力应对18世纪初的干旱，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一点来接管印度。由于气候变化和殖民管理不善的影响，次大陆遭遇了毁灭性饥荒。奥朗泽布死后，帝国陷入泥潭。到19世纪中叶，当英国国王取代莫卧儿皇帝的角色时，这个曾经为世界提供布料的地区已失去了所有的海外市场，开始去工业化——部分原因是英国的剥削方式旨在使其自身的制造业获利。

历史学家通常将莫卧儿人称为“印度”统治者，而葡萄牙人仍然是外国人。事实上，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抵达，在被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拒绝后，他炮轰并摧毁了卡利卡特的港口，与科钦的拉贾交上了朋友。因此，葡萄牙人比巴布尔早25年到达印度。达·伽马和巴布尔都是外来者，前者来自海上，后者来自陆路。两者的人力和财力都有限，但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设法控制的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印度-恒河流域，提供了收入和军队，帮助巩固了莫卧儿帝国。在沿海地区，要想赢利就必须进行艰苦的贸易。葡萄牙人与阿拉伯人和土著商人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得不与其他抵达印度的欧洲人打交道。

定居在沿海地区的葡萄牙人最终不得不与莫卧儿帝国达成和解。从他们定居的早期开始，葡萄牙人就试图在沿海的古吉拉特邦、孟加拉和德干高原（Deccan）确定势力范围。在那里，领土和边界是一个不断谈判的问题。虽然葡萄牙人处于帝国的边缘，但他们很清楚北方莫卧儿帝国的言论与南方动**的边疆现实之间的反差。他们通过有趣的自我合法性机制，与葡属印度（Estado da ?ndia）北部的白人邻居（那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荷兰、法国、英国和丹麦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新来者和外国人）争辩，并向莫卧儿帝国请求特许，以便在东印度建立工厂并与其进行贸易。

亚洲也居住着由蒙古人或乌兹别克人统治的游牧王国，它们保持着中世纪游牧帝国的传统。由于周边定居国家的强大武力，这些游牧王国的未来前景越发渺茫。17世纪，印度洋出现了一种新的本土帝国——海洋帝国，它与欧洲人当时正在塑造的帝国并无二致。在那里，阿曼赛义德王朝（Sayyid dynasty）的后裔从葡萄牙人手中接管了其前哨站，并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松散的港口城市同盟网络。同一时期，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终于开始具有早期日本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帝国特征，它吞并琉球群岛，并通过征服扩展到日本列岛北端。1552年对喀山（Kazan）的征服，以及16世纪5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对西伯利亚漫长而血腥的初步征服，让俄国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它是亚洲一系列大陆帝国中的一个，除了相对较小的俄罗斯人聚居地外，这个帝国本质上是一个用棍棒向当地的捕猎者勒索皮毛、收集贡品的企业。与此同时，非洲的帝国虽然总体上不如欧亚大陆的帝国稳定，但对其臣民和受害者的压迫却和欧亚大陆的帝国一样沉重。桑海帝国（Imperial Songhay）从14世纪90年代开始统治尼日尔河谷，直到后来被当时最惊人的帝国冒险者之一——摩洛哥的穆莱·哈桑（Mulay Hassan）征服，他派军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就像西班牙派军队穿越大西洋一样。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最古老的帝国，在穆斯林的挑战和葡萄牙笨拙的（最终是颠覆性的）“帮助”企图中幸存下来。在葡萄牙人的影响下，扎伊尔河谷（Zaire Valley）的本土国家扩张到帝国规模，并以惊人的速度不断萎缩。在林波波河（Limpopo）和赞比西河之间，莫诺莫塔帕（Mwene Mutapa）帝国——擅长收集盐、黄金、奴隶、麝香猫和大象——抵制了所有来自外部的征服企图，但逐渐屈服于中央的衰弱和边疆的侵蚀。在西非地区，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帝国主义，但也表现为军事化和掠夺性，致力于为白人奴隶商人提供战俘。在对本土奴隶的需求相对较小的美洲，本土帝国对欧洲的另一种影响做出了回应：引进马匹。科曼奇人和马普切人可以在他们的平原上探险。19世纪的北美大草原上，美洲最后一个本土大帝国与白人帝国主义相抗衡，那时的苏族（Sioux）骑马离开了他们传统的林地和高地，对其附属国实施恐怖统治。

▲ 马托-托普（Mato-Tope），又被称为“四只熊”。1832—1834年，艺术家卡尔·博德默（Karl Bodmer）陪同马克西米利安·楚·维德王子（Prince Maximilian zu Wied）首次开展北美人种学考察。19世纪30年代，马托-托普是曼丹人（Mandan）抵抗苏族帝国主义的英雄，后来天花和苏族势力迫使幸存者离开了他们位于密苏里河上游的家园。

尽管这些成就有的令人印象深刻，但就规模而言，近代早期的任何帝国都无法与中国匹敌：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最高、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帝国来说，也是最具典范意义的。明朝在中国继承了元朝，是中国所有王朝中最稳定但专制的王朝之一，他们放弃扩张而代之以儒家的平和。但在17世纪上半叶，由于对气候变化影响应对失当，让帝国饱受饥荒和瘟疫之苦，从而失去了大量臣民的信任。清朝——明朝不守规矩的地方部落，其统治者先依附于明朝，此后又对其进行欺骗——在17世纪40年代夺取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明朝和清朝共同塑造了近代中国。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明朝完善了文官制度。几乎所有明朝士人都要通过在北京举行的进士科考试，然后才能进入官僚机构。御史台是朝廷的独立审查机构，旨在调查官员的不当行为和腐败问题。每个省都有三个机构处理事务，每个机构都向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汇报工作。丞相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在特别任命的内阁的协助下进行统治。

从欧洲到明清时期的中国，一条共同的纽带连接着早期的现代帝国。他们都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军事革命”，这场革命是由轻武器的引入所致。由于男性必须接受使用这些枪支的培训，维护体系随之发展起来。这是与中世纪突厥帝国和蒙古帝国的主要不同之处，后者在征服完成后就会解散军队。常备军让君主掌握了更多权力；军队击退了外部敌人，镇压了内部叛乱。维持这些机构需要不断提供资金，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并使行政机构官僚化。通过纸张的使用，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亦有助于这些政治组织的联系。

法院、官僚机构和立法机构

十年后的1651年[9]，一位匿名“权威”出版了一本攻讦英国前任国王查理一世的书：《独一无二的查理：基于多种原始情报、多位公职人员以及国内外国家顾问的信件与笔记》（None-Such Charles His Character: Extracted, Out of Divers Originall Transactions, Dispatches and The Notes of Severall Publick Ministers, and Councellors of State As Wel At Home As Abroad），试图向其读者揭示前任君主治下的腐败政治。这部作品虽然匿名，但作者应是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他谴责自己以前王室宠儿的生活，并寻求英国新共和政权的支持。变幻无常的情绪使他几乎没有朋友，但他的技能和知识，又使政治舞台上的同代人无法忽视他。许多人认为他不可信赖，但热尔比耶却有不同看法：“（他）生来就有忠诚和不屈服于世上任何人的秉性，他给出过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秘密明证。”持谨慎态度的并非只有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一人。

欧亚大陆宫廷生活的另一个例子是安东尼·雪利（Anthony Shirley），此人基于实用主义扮演角色和选择政治伙伴，而非民族和爱国主义思想。安东尼·雪利受教于牛津大学，曾在荷兰和法国执行各种任务，并沿着非洲西海岸和中美洲探险。1598年，他率领一群英国志愿者前往意大利，参与一场争夺费拉拉（Ferrara）归属权的事端。为促进英国和波斯之间的贸易，他从那里出发前往波斯。他还试图激怒波斯人发动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雪利受到沙阿阿拔斯一世的欢迎，被授予“米尔扎”[10]（Mirza）的称号，他为基督教商人争取了贸易权利，并帮助阿拔斯一世训练军队。他作为阿拔斯一世的代表回到了欧洲，并访问了莫斯科、布拉格、罗马和其他城市。就这样，作为英国人的他，成为奥斯曼人在欧洲宫廷的代表。英国人认为他是叛徒。雪利在1603年被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监禁，这成了英国下议院在一份名为《道歉与赔偿形式》（The Form of Apology and Satisfaction）的文件中主张的特权之一，即议员不受逮捕的自由。1605年，当雪利还在布拉格时，神圣罗马帝国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 Ⅱ）授予他伯爵头衔，委派他去摩洛哥执行一项使命。随后他作为特使前往里斯本和马德里，西班牙国王热情地欢迎他，并任命他为探险队海军上将。他至少为四位国家元首工作过，他认为忠诚是工作的一部分。像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和安东尼·雪利这样的政治代理人对任何付钱的雇主都很忠诚，他们不受出生地、文化身份、宗教或语言的限制，不断改变效命对象，这是他们作为政治代理人或经纪人这一职业的直接结果。跨文化外交在15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和亚洲国家中均有所增加。例如，荷兰人若昂·库内乌斯（Joan Cunaeus）拜访了萨法维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Abbas Ⅱ）的宫廷，他的同胞德克·范阿德里赫姆（Dircq van Adrichem）率领使团前往莫卧儿王朝皇帝奥朗泽布的宫廷；英国外交家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访问了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汗吉尔的宫廷。借助那些能够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精英，非洲—欧亚国家间的大使互访和礼物往来日益频繁。

与那时的许多统治者一样，印度君主经常举行宫廷会议，会见大臣和大使。从巴布尔的继承人胡马雍（Humayun）开始，为了与其臣民建立联系，莫卧儿皇帝使用了“阳台”——一种古老的印度教习俗。而他们在公开场合的露面被称为“阳台觐见”（Jharokha Darshan），这也是一种消除疾病、虚弱、政变和死亡等谣言的方式。“阳台觐见”常发生于首都的堡垒和宫殿里，但如果君主在扩张帝国或视察地区，两间被称为多阿什亚纳曼齐勒（do-ashiayana manzil）的便携式木屋就被用于向臣民和军队展示君主形象。莫卧儿画派的几幅画作描绘了皇帝现身时的情景。在1911年的德里觐见宫，按照传统，乔治五世（George Ⅴ）和玛丽王后（Queen Mary）出现在红堡的阳台上，从而将自己铭刻在印度次大陆一长串统治者的公众记忆中。

▲ 画家约翰·佐法尼（Johan Zoffany）可能目睹了著名的1784年约翰·莫当特上校（Colonel John Mordaunt）的斗鸡比赛，这是英国繁育的斗鸡与奥德[11]（Oudh）统治者的本土斗鸡王间的一场较量。这幅画可以被视作征服印度的隐喻，但共同参与体育运动是英国和印度本土精英建立友谊和实现政治合作的一种手段。

▲ 马尔瓦尔（Marwar）和焦特布尔（Jodhpur）的王公巴克特·辛格（Bakht Singh）在其宫殿窗口，1737年。辛格和许多其他诸侯一样桀骜不驯，他们的反叛和拒绝进贡使莫卧儿帝国在实际上崩溃。他于1739年被波斯侵略者羞辱，并沦落到依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生存的地步。

近代早期还出现了立法机构，这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负责制定法律。虽然早期的法律是由君主在一成不变的传统体系中制定的，但从14世纪开始，随着变化的加速和法律的增多，立法性质逐渐有了变化。在14世纪和15世纪与西方其他地区平行的发展中，英国君主通过皇家特许状引入法律，但议员也可以通过辩论和请愿（后来称为法案）启动立法。然而，与代议制议会在制定和废止法律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相比，更根本的是主权（sovereignty）概念的转变，其在中世纪可以定义为享有伸张正义的绝对权利，但在16世纪，至少在欧洲日益被理解为立法的绝对权利。

关于谁应该行使这一权利的冲突变得司空见惯，因为理论家们就君主的权力是直接依赖于上帝还是通过人民及其代表进行调解而争论不休。在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成为一个革命机构，也是反抗国王的中心，并产生了从代表人民到通过法律、监督政府预算、批准条约以及在需要时弹劾行政和司法成员的各种权力。1776年，当北美的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爱国者政府一致同意将这一权力授予国会；后来，美利坚合众国在总统制下建立，除了极少数例外，立法是议会独有的特权。从广义上讲，这个由开国元勋们从前几百年的法国和英国政治理论家那里发展起来的模式，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模式。

伴随宪政的萌芽，一种新的权利学说开始改变西方的政治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世纪“人类共同体”教义的发展，由共同的道德义务约束。但是，跨文化接触在欧洲人眼前展示了人类广阔而多样的全貌，其实际效果如炼金术一般，它将确立道德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模糊标准转变为黄金标准。出生于1484年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首位揭露欧洲对拉丁美洲原住民压迫的人。皈依经历使他成为多明我会士，并最终成为主教。他说服西班牙王室加倍努力，在法律上赋予土著美洲人与西班牙人平等的权利。他的论点合乎道德但并不实际，尽管他确实吸引了君主们保护“附庸”生命的兴趣——因为他们往往在经济活动中“有用”，但这种观点是基于明显的人类群体间并无固有优劣差异的断言。虽然他的努力只在实际上带来一些微小的变化，但1550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举行的一场辩论中，卡萨斯代表了土著人民的事业。他质疑西班牙征服美洲的道德地位。他反对“土著天生就低欧洲人一等，因此必须被奴役和教化”的观点。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他在1552年发表了《西印度毁灭述略》（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谴责西班牙人剥削或虐待土著居民。这本书以西班牙语出版了几个版本，还有三个拉丁语版本、三个意大利语版本、四个英语版本、六个法语版本、八个德语版本和十八个荷兰语版本。

虽然常被认为违背了人权，但“不可剥夺的人权”概念逐渐渗透到开明的话语中。在美洲和南太平洋发现的“高贵的野蛮人”使欧洲的思想家们赋予“普通人”以崇高的地位，甚至赋予他权力（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中，普通人滥用权力，并在19世纪引发了支持独裁政治的反应）。与此同时，一种有争议的起源学说“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优先并凌驾于社会集体的权利之上，它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契约”的有机概念发生冲突。根据这一概念，个人被剥夺了对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利。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体现了个人权利的话语，成为全世界革命宣言的典范。

自1787年以来，英国政治家和慈善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一直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经过数十年的斗争，英国于1833年宣布奴隶制为非法。阿比盖尔·凯利·福斯特（Abigail Kelley Foster），常被称为阿比·凯利（Abby Kelley），是美国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演说家，在人们记忆里也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激进改革演说家。阿比·凯利一出生便是贵格会教徒，在贵格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马萨诸塞州林恩（Lynn）的一所贵格会学校任教。后来她成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追随者，并在1835年至1837年担任林恩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的秘书。1838年，她加入加里森的队伍，建立了新英格兰非抵抗组织，并于1837年和1838年分别在纽约和费城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女性反奴隶制大会。1865年1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该修正案于1865年12月6日获得批准，并规定“在美国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得存在奴隶制或非自愿奴役，除非作为对当事人已被正式定罪的罪行的惩罚”。虽然巴西在1850年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走私新奴隶到巴西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888年颁布《奴隶解放法》。

帝国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关注对“环境”的管理——对外来物种的可持续开发，对可开发资源的保护，包括森林、土壤和狩猎产品。对全球流通的自然事物进行详细而准确的描述，如潮汐和日食，季节和风向，植物和动物。新的资讯和看法从亚洲、非洲和美洲涌入欧洲。重商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使我们能够对无数的植物、物体等进行彻底的研究，以期找到盈利的可能性。在18世纪的知识界，生态学生根发芽，虽然与自然界有联系，但又与自然界不同。18世纪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帝国”的观点，他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生态人物，是人类通过理性和理解征服自然的缩影。大自然并不是上帝的难题，而是通过理解自然原理来加以支配的东西。

敌对的态度在帝国的边疆争论不休。美洲原住民对自然的看法大不相同。一位美洲土著学者将其总结为一句话：“土地……不是生存的手段，不是我们事务的背景……它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是动态的、有意义的、真实的。它是我们自己。”同样，澳大利亚土著的环境哲学与他们是观察者、知情者和使用者有关，而非管理者和干预者。这一方法是他们天赋的本质体现，使他们成功生存了4万多年。他们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非唯物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通过图腾崇拜、梦想和法律来表达，与欧洲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伊斯兰教的神圣文本《古兰经》包含了自然和伦理的亲和力：马歇尔·G. 霍奇森（Marshall G. Hodgson）将伊斯兰教的承诺概括为“对自然世界道德秩序的个人责任的要求”。伊斯兰教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依据基于《古兰经》中哈里发（khalīfa，意为“代理者”）和阿玛纳特（amānat，意为“存储”）的概念。伊斯兰教认为自然是真主对人类的馈赠，是我们拥有暂时控制权但没有主权的领地。

无论是这些观念，还是道教和神道教传统中关于自然神圣性的类似论断，欧洲和日本的环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确保关键资源的可持续性，但他们提出的实际论点都无法阻止耗尽沼泽、砍伐森林、猎杀濒危物种的经济必要性——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人类更密集地控制和利用土地及自然环境。人类发现了以前未知和未使用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平。技术的发明和创新，特别是在海运和后来的工业生产，提高了经济产出。但是，人类也为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如煤炭和可耕地，随着人口的增长——从1500年的4亿人增加到1600年的5亿人，可能在1800年增加到约9亿人——几乎翻了一番。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界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非洲-欧亚大陆和新大陆，国家和私营企业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生产力。近代早期国家保护和促进那些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人。国家的支持——通过资本投资和承认拓荒者是民族英雄和企业家，导致了生物入侵并破坏世界各地的区域生态系统。由于人类的干预，植被和动物复杂多样的组合受到了影响，许多物种灭绝了。拓荒者，尤其是美洲和非洲的拓荒者，发现大量的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它们易于屠宰、食用或剥皮。自然资源丰富且无限的观念，在边疆社会培育出一种暴利心态。当定居者耗尽食物、能源和物质资源时，他们可以简单地转移到新的“未被开发”的资源上，而这些资源只需通过占有即可获得。例如，在17世纪，荷兰的主要能源从木材转向泥炭。荷兰人发明了新的方法来提取、加工、搬运和燃烧泥炭。运河的使用意味着低价格和高可用性。但是，到了18世纪晚期，荷兰国内泥炭供应开始达到极限。事实证明，烧煤是摆脱能源困局的出路。英国是世界上首个以化石燃料代替生物质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到1800年，煤已成为不列颠群岛主要的家用和工业燃料。煤、蒸汽和铁的结合导致了工业革命；日益增加的化石燃料的使用已破坏了环境，带来了在不永久损害地球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也许，对我们新兴的全球社会及其联系的终极考验是我们如何管理自己和生物圈。

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

帝国主义并不是白人独有的恶习，滥用宗教也不是为其辩护。然而，只有基督教国家产生了一个分裂的传教士阶层，其中一些狂热分子带头支持帝国，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它，试图寻找到一个和平王国。其后果之一就是殉难的盛行。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离开欧洲，来到遥远的地方，渴望自我牺牲，他们很清楚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和祖国了。1581年，在西班牙治下的墨西哥，奥斯定会士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陪同另外两名传教士进入格兰德河流域，使普韦布洛人皈依基督教。这三名男子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未获任何军事支持，也未与西班牙当局接触。由于担心传教士遭到伤害，安东尼奥·德埃斯特万·埃斯佩霍（Antonio de Esteván Espejo）船长率领救援队伍从圣巴托洛梅（San Bartolom）出发，沿着孔乔斯河（Conchos River）顺流而下，然后沿着格兰德河逆流而上。埃斯佩霍后来与祖尼（Zuni）、阿科马（Acoma，两地均位于今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建立了联系，并拜访了霍皮人（Hopi）在今亚利桑那州的定居点。1583年，他报告说印第安人杀死了三名传教士。他还带回了新墨西哥州北部和亚利桑那州的金银矿藏报告，这为16世纪90年代后期的西南探险提供了基础。黄金、荣耀和上帝仍然是人们移居世界各地的重要诱因，离开欧洲被视为一种英勇和进取的行为。

对殉难的热情和追求精神征服从而智取帝国的欲望是天主教压倒一切的野心。在天主教的环境之外，当疾病没能灭绝土著人口时，宗教辞令便被用作替代品。一个极端但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年），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教会领袖主张灭绝印第安人。他生于波士顿，后来加入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的行列，担任波士顿北方教会的牧师。父子俩致力于撰写历史和宗教方面的文章。科顿·马瑟在1702年出版了一本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史，名为《基督在美洲的光辉事业》（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在书中他认为使印第安人基督化和文明化的尝试是徒劳之举。科顿·马瑟把印第安人描绘成被撒旦带到北美的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的显现，而这些支派的习俗是邪恶的体现，科顿·马瑟主张以宗教理由彻底灭绝他们。他的言论震惊了同时代的温和派，但就实际情况而论，那个时代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普遍态度仍是种族灭绝。

融入一个社区的重要标准是表达出按照规则行事的意愿。为了同化，有必要将主流文化的标记融入混合身份中。结果，帝国既破坏了现存的传统，又创造了混合的社会与文化、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融合的宗教、临时凑合的政治和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在移民社会和欧洲，公共领域扩大了。在俱乐部、咖啡馆、沙龙、平面媒体、政党内部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教育阶层中，讨论和分析国家事务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人们的认知往往与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关。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由基督教和文明国家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这些国家遵守“公理原则”（自然理性法则），以此限制和规范战争。尽管出于利益的考量它们经常推翻战争的道德和法律原则，但有一件事是欧洲内部所有战争的共同之处：参战国总是试图以公开、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证明它们发动的是正义之战。也许是出于集体良知的巧合，西班牙在全球各地的战争也是如此。大量印刷的折页和小册子便利了信息传播。战争合法化促进了欧洲认同的形成。例如，在1700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公开声称俄国对瑞典的进攻是合法的，这是他寻求在欧洲道德、法律和政治共同体中得到承认的手段之一。

公共领域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由于贸易和移民在大洋和大陆上频繁往来，昔日分散各处的民族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由于欧洲人控制着远程航运，可以说，那个时代的资料库都集中在西方。据估计，在近代早期的所有移民中，85%是欧洲人；然而，这一数字忽略了被迫迁徙的移民，包括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的中国（主要是福建）工人和旅居者、进入满洲和中亚的中国农民、从缅甸散布到婆罗洲的日本流亡者和经济移民、因白人征服而被驱逐和逃亡的印第安人，以及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由于战争或统治者的迫害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最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殖民劳工的需要，规模空前的奴隶制改变了近代早期世界的人口分布。一位前往非洲西海岸并冒险越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的葡萄牙探险家估计，在1434年至1448年，他的同胞从非洲转移了大约927万人到葡萄牙作为奴隶出售——这是运动的第一阶段。到19世纪末贸易结束时，约2000万人离开了非洲，许多人丧生于大西洋航道恶劣的条件下。西非人奥劳达·埃基亚诺（Olaudah Equiano）于1789年出版的自传以详细描述了这些跨大西洋航行中遭受的苦难而闻名。但是，就像被压迫的原住民在被征服的创痛中维持着他们的传统文明一样，奴隶们并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他们在种植园发展了自己设计的新生活方式，包括在主人的阴影下建立新的自治机构、新的宗教（这些宗教常常将基督教的片段与对非洲神灵的回忆结合在一起）、由乐器即兴演奏的新音乐，以及新的语言（通常改编自欧洲奴隶主的语言，以在不同来源的奴隶间提供一种交流手段）。逃亡者建立了黑人逃奴王国，有时与土著社区结盟，世代保卫着为白人治下的帝国或邻近帝国所包围的独立飞地。

近代早期欧洲对印度港口的影响，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和土著居民间建立的个人社会关系中。他们的生活史表明，“东方”和“西方”确实和解了。他们像平等的商人一样交往，也通过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家庭关系交往。在印度的港口，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不断增加和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通婚导致了新群体的产生，比如印葡人、印荷人以及英印人。葡萄牙人与印度妇女自由通婚，不管她们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由于少有欧洲妇女历经漫长、严酷和危险的海上航行前往亚洲，异族通婚成为必然。葡萄牙语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通用语。

海外定居的结果至少对欧洲或非洲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土著邻居来说更具变革性。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亚洲的沿海地区。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存在与内地的政治经济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强调，企业可以最有效地提取盈余，而不必担心管理领土的费用。对亚洲各港口城市以及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详细研究表明，近代早期欧洲人在亚洲港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并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生存过程。在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人依赖于当地的善意生存，当他们失去当地的善意时——就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东非大部分地区、波斯湾、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付出的代价一样——他们无法继续下去。然而，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的飞地通过征服向内陆扩张，以加强安全保障或寻求新的收入。直到19世纪，有利于白人的军事力量平衡才被打破，那时的工业化增强了白人的火力，加快了白人的运输速度，并为白人提供了适合热带地区的补给和药物。与此同时，以生存为目的，最佳的长期战略便是“本土化”。作为商人来到东方的荷兰人，蜕变成收租的地主。在美洲，殖民者和他们的后代所特有的“克里奥尔人”身份就是本土化的结果之一。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18世纪的画家自豪地展示了混合文明的种族和文化异质性，一个精英阶层出现了，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着共同的身份——画像上装饰着本土的羽毛——而西班牙是外来的。即使是在英国殖民地，一个新的“美国人”身份形成了，并刺激了1776年的独立运动，这场独立运动将大陆上的大部分殖民地与母国分离。

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向东扩展到南亚和东南亚，它被与其诞生地截然不同的文化接受。从阿拉伯到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一个多元化的全球共同体应运而生。除了宗教信仰，文学也把共同体凝聚在一起。在16世纪到20世纪，《千问之书》（Book of One Thousand Questions）从阿拉伯语翻译并改编成爪哇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它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和7世纪阿拉伯的犹太领袖阿卜杜拉·伊本-乌·萨拉姆（Abdullah Ibn-u Salam）之间的问答式自述，描绘了后者从怀疑到确信，并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过程。这本书跨越了语言、距离和文化的鸿沟，将穆斯林联系在一起。这一伊斯兰文本的翻译、阅读和流通的历史表明了它的各种文学形式，以及文学翻译和宗教皈依的过程是如何在历史上相互联系的。文字成为连接的媒介——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近年来，传播或散布政治、知识和文化思想的代理人或掮客的近代早期特征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恩庇侍从关系的背景下。

到了18世纪末，有相当数量的亚洲男子首次或再次向西旅行。一副翻译成英语的乌尔都语对句展示了当时的思想：“让谢赫[12]（Sheikh）去克尔白吧；我宁愿去伦敦，因为他打算参观神的宫殿，而我要观赏上帝的荣耀。”优素福汗·坎巴波什（Yusuf Khan Kambalposh）的游记是最早的乌尔都语旅行记录之一，其字面意思是“那个裹着毯子的人”，象征着乞讨。19世纪30年代，他游历了欧洲和北非，不是为了寻找财富，而是纯粹为了探索一个远离自己印度北部家乡的世界。在将勒克瑙（Lucknow）与伦敦进行比较时，他写道，勒克瑙仍然很好，因为这里有一些创新和工艺；但这与他在英国看到的创新能力、贸易和工艺都相去甚远。在描述工业革命时，他说：“英国人有制造大炮、枪、剑、纸、布等的机器，可以在瞬间生产成千上万相同的物品。”在印度，没有人知道这些发明。1837年11月，坎巴波什前往贝克街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他看到了莎士比亚、拜伦勋爵（Lord Byron）、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新加冕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以及俄罗斯沙皇和海盗的雕像。今时今日的旅行者很难再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发现很难重获坎巴波什所讲述的敬畏、惊讶和怀疑。其他前往西方的旅行者包括生活在1752年至1806年间的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Mirza Abu Taleb Khan）、近乎同时代的迪安·穆罕默德（Dean Mahomed）、1765年航海前往欧洲的卢特富拉（Lutfullah）和1766年至1769年间前往欧洲的孟希·伊塔萨姆丁（Munshi I'Tasamuddin）。通过对这类旅行记录的大量阅读，一种西方主义的感觉出现了——一种异国情调的西方形象，洋溢着与向东旅行的欧洲人相媲美的情感。

这种重新配置和扩大世界的描述，滋生出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公共领域。但对女性而言，殖民是开放的。在西方，女性的地位发生了转变。15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Padua），解剖学家加布里瓦·法罗皮奥（Gabriele Fallopio）对女性尸体做了解剖研究，从生理方面发现其身体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运作。女性并不像早先的医学理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自然界繁衍后代的试验品。在欧洲出现的女性统治者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如刚强的法国摄政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Medici， 1519—1589年），利用政治艺术操纵男人；而另一些人，如轻浮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1542—1587年[13]），在其生活中重演了《圣经》中夏娃的警示故事：屈服于情人或宠儿。对与玛丽几乎同时代的苏格兰新教牧师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来说，掌权的女性是“畸形的”。大多数女性统治者都因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1558—1603年在位）所说的“王者之心”而赢得赞誉，换句话说，男性称赞女性像男性一样统治。欧洲以外也有类似的情况。17世纪40年代，位于扎伊尔河谷的恩东戈（Ndongo）王国的女王恩津加（Nzinga）宣布她将“成为男人”。同样，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通过巧妙地处理性别观念来统治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

▲ 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 1818—1899年）的《勒克瑙集市》（The Market Place at Lucknow），他在19世纪50年代到印度旅行，利用英国市场的优势，领略了印度多样化和令人向往的异国风情。

▲ 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印度许多传统工业的消亡。在欧洲之外，似乎只有美国和后来的日本能够与之竞争。约翰·彭尼曼（John Penniman）在一幅油画中自豪地描绘了1841年纽约新奇的钢铁工厂，这幅当代手绘平板作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 近代早期世界最令人敬畏的女强人之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她性格专横，风格强硬；但只要她愿意，她也可以看起来古怪、妖艳或尚武。此画由叶卡捷琳娜在1757年招募的丹麦宫廷画家维吉里乌斯·埃里克森（Vigilius Eriksen）创作。

在欧洲的普通家庭中，不同基督教形式之间的斗争赋予了妇女在传统领域新的重要性——作为家庭日常事务的监护人。母亲是家庭中的传福音者，将简单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的实践代代相传。她们的选择在一些地方确保了天主教的生存，在另一些地方确保了新教的快速发展。神职人员为了自己的权力，执行严格的婚姻纪律。其副作用是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捕食者”的侵害，并在她们的丈夫去世时保护其财产。在17世纪晚期的马萨诸塞州，清教传教士科顿·马瑟认为妇女在道德上是优越的，因为她们经常面临分娩时死亡的风险。

然而，女权主义者今天所称的女性“选择”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在工业化之前，没有足够规模的新的经济机会。寡居仍然是那些想要自由和影响力的女性的最佳选择。这种情况最显著的特征是，许多丈夫活得够长，这可能诱使妻子谋杀他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丈夫犯下的家庭谋杀案比妻子更多。而女性，尽管她们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经常是受害者——被丈夫殴打，遭忏悔者责骂，受社会规则压制，为法庭所欺。

个人主义起了作用。如果男人天生平等，那么女人呢？孟德斯鸠认为没有理由排斥她们。我们现在称之为女权主义的观念（即女性集体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在历史上受到压迫，应得到解放）出现在1792年的两部作品中，即玛丽-奥兰普·德古热（Marie-Olympe de Gouges）的《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of the Female Citizen）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两位作家都不得不努力谋生，过着非同寻常的情爱生活，可最终都悲惨离世：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7年38岁时死于分娩，德古热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因捍卫法国国王和王后而被送上断头台。“女性可以登上断头台，”她说，“她们也能够登上政治舞台。”两位作家都驳斥了此前以赞扬女性的家庭美德和母性美德为标准的女性准则。相反，她们承认了女性的恶习，并将之归咎于男性的压迫。

儿童虽然不具备平等的条件，但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欧洲，那些生来残疾的人住在专门的机构里，那里的重点是“修复”残疾人的身体，使他们“对自己和社会有用”。在18世纪70年代，伦敦育婴堂启动学徒计划，以了解和衡量残疾儿童的潜力。它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即任何儿童，无论身体有多弱，都需要有机会从童年的依赖发展到成年后的独立。

驯养“野性”儿童（自食其力的孤儿或由狼抚养的弃儿）的努力成为18世纪的一种风潮。与此同时，在南非、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欧洲人强行带走土著居民的孩子，以“保护他们免遭野蛮侵害”，并向他们提供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基础教育。人们认为土著儿童具有韧性和可塑性，因此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教化”。土著儿童在教会幼儿学校的经历表明，教育对殖民主义至关重要。“教化”是惩戒“其他”儿童和维护殖民社会权力体系的一种手段。殖民教育制度化是“教化”土著儿童和改变他们的“异教徒”“土著”生活的关键。它有三重目的：一是让人们接受殖民者的基本语言教育，以便在较低层次的殖民官僚机构中工作，使基督教全球化；二是培养本土传教士，他们或许有更好的条件使大众皈依基督教；三是一些性别项目，重点是传教士妻子、女教师、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妻子和其他人的参与，旨在从孩童时代就形成统一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认同。

但重塑孩子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们对当地人的疏远。被称为“女酋长”的伟大女战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于19世纪初出生在中美洲平原的格罗·旺特（Gros Ventre）部族。10岁时，克劳（Crow）部族俘虏了她，并按照部族习俗收养了她；她的养父鼓励她使用弓箭、开枪、骑马和步行狩猎。她成长为一名高大强壮的射手和熟练的水牛杀手。她作为战士和掠夺者的才华为她带来了财富、名声、声望和权力。她受到部落长老的尊敬，是代表克劳人的酋长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1851年，《拉勒米堡条约》（Treaty of Fort Laramie）促成了克劳和格罗·旺特之间的和平。也许是想见见她已经四十年没有联系的亲戚，女酋长开始拜访她的族人，并想巩固他们与其养父母部族间脆弱的和平。遗憾的是，她在途中被一群听说过其勇猛事迹，认为她是危险敌人的格罗·旺特族勇士杀死。

结论

我们所关注的君主、雇佣兵、商人和移民，他们是近代早期世界联系和变革的动因。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航海和航运技术将新的领域和人类带入了一个共享世界。从奴隶、土著居民和其他在近代早期全球化的洗牌中失去了历史和身份的人身上吸取的经验教训，应有助于阐明对今天的人们而言仍然必需的生存技巧。只有把近代早期世界看成是兼容并包的，把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不同社会看作独特而变幻的文化，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明史·外国列传》作“赛勿丁”。

[2]英文原文误作“格林纳达”（Grenada），据实修改。

[3]又译《轻世金书》。——译者注

[4]费利佩二世（Philip Ⅱ）于1561年将王宫迁至马德里。尽管他没有正式宣布迁都，但马德里已成为西班牙事实上的首都。1601—1606年，西班牙的首都曾设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但最终于1606年再次迁回马德里。

[5]天主教会译作“圣庞大良”。

[6]苏拉威西岛的英语惯用名。

[7]波斯语中对国王的尊称。

[8]又译“罗阇”，南亚和东南亚王室的头衔。

[9]热尔比耶于1641年被召回英国，故谓“十年后的1651年”。

[10]皇室和贵族的头衔，后来也用于称呼学者。

[11]即阿瓦德，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土邦。——译者注

[12]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有“长老”“学者”等含义，也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13]英文原文误作“1512—1567年”，据实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