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加速的文化大分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彼此不同，这是伴随着农业的传播和集约化而发生的变化中最显著的全球影响。在本章所述的漫长时期内，农耕民族之间的差异越发增大，这段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在世界各地相距甚远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经历来追踪差异，这些经历包括定居的强化、人口的日益集中、社会类别与政府职能的多元化、新兴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向帝国转变）以及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经济活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分别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和中国）这四个地区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的规模庞大，代表了全球的发展。第二阶段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为了解释这些有时致命但常常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再次拓宽视野，在世界之旅开始的地方——地中海地区，以及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新大陆——获得类似的共同经验。
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和大型国家的扩张与增长
◎美洲
西半球已知最早的大型定居点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位于秘鲁海岸的冲积平原上，即今天利马（Lima）以北区域，特别是苏佩河谷（Supe Valley）。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阿斯佩罗（Aspero）筑有支撑着六个平台的土丘，上面修建了复杂的大型住宅和仓库。这里政治秩序井然：归功于盛放碎石的统一容器，监工得以测算工人的劳动量。在石磨下面的坟墓里，安葬着一个婴儿，他被涂上赭色，包裹在纺织品里，身边散落着数百颗珠子。在一个以谷物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这些都是世袭财富或权力的证据。在这种经济体系内，磨制面粉的工具得以刻画出生与死的区别。阿斯佩罗占地超过32英亩（约12.9公顷），以当时美洲地区的标准来看这里的人口数量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庞大。该地区包含多个居民人数超过3000人的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换着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产品，包括海贝、山货以及用安第斯山脉东部森林里色彩鲜艳的鸟类的羽毛制作的饰品。
大约3500年前，从秘鲁沿海冲积平原到不那么宜居的地区都尝试建立文明。在只有300英尺（约91.4米）高的谢钦山（Cerro Sechín）遗址，大约12英亩（约4.9公顷）的石台上建有一处令人惊叹的定居点，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那里看上去曾经举行过庆祝胜利的仪式。雕像中数百名战士将他们的牺牲品砍成两半，露出内脏或斩去头颅。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上谢钦（Sechín Alto）地区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祭祀建筑群之一，巨大的土丘和纪念建筑沿着两条类似大道的地形排列，每一条长度都超过1英里（约1.6千米）。最大的土丘几乎高达140英尺（约42.7米）。这些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体现了应对自然环境和调整粮食生产的新试验，而谢钦山的暴力雕刻反映了为保护或扩大试验成果而付出的血的代价。
▲ 公元前1500年的秘鲁谢钦山遗址，一个戴着羽毛装饰的人站在用来献祭的头颅中间。
大多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都夭折了。凭借有限的技术，他们在动**的环境中挣扎求生。厄尔尼诺现象始终是一个威胁，它意味着太平洋洋流正常流动的周期性逆转。厄尔尼诺现象的时间间隔并不规律，通常每十年出现一到两次，它将文明发生地淹没在暴雨中，毁灭或带走原本丰富的海洋鱼类。当人口水平超出食物供应，过度开发导致土壤贫瘠，或者心存嫉妒的邻居发动战争时，安第斯山脉的文明也面临着成功所蕴含的危机。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美洲地区，我们称之为奥尔梅克（Olmec）的文化在今天的墨西哥南部兴起，在那里，塔瓦斯科（Tabasco）沼泽支撑当地农业至少延续了1000年。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留下的雕像来描绘奥尔梅克人：雕刻在玄武岩石块和石柱上的巨大头像最高重达40吨，从接近100英里（约160.9千米）外的地方搬运而来。有些雕像戴着美洲虎模样的面具，有些头“蹲”在地上，长着杏眼，嘴唇张开，表现出一副冷笑的表情。雕像刻画的也许是萨满统治者，拥有神圣的自我转化的力量。
▲ 巨大的玄武岩头像代表了奥尔梅克人的神或英雄，或者至少是雕刻家希望观众看到的面孔。
奥尔梅克人选择了红树林沼泽和热带雨林附近的居住地，那里靠近海滩和海洋，便于他们开发各种环境。充满了水生猎物的沼泽湖泊也十分诱人。为了种植而从沼泽中挖泥，借此筑成的土丘成了仪式平台的原型，在它们之间流淌着盛产鱼和乌龟的运河。已知最早的仪式中心，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建在夸察夸尔科斯河（Coatzalcos River）旁的一处高地上。不久之后，在托纳拉河（Tonala River）上的红树林沼泽深处，30米高的拉本塔（La Venta）土丘用100千米外运来的石头修筑，为最重要的仪式提供场所。在其中一个仪式庭院里，建造者铺设了一条马赛克人行道，看起来像一个美洲虎面具。类似的铺设被置于其他建筑物之下，也许就像一些基督徒把圣人的遗物埋在教堂的地基和圣坛下面一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圣洛伦索（San Lorenzo）附近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和排水系统，它们被集成到一个具有堤道、广场、平台和土丘的规划中。人口密集的定居点都集中在这些仪式中心周围。
这些雄心勃勃的改变环境的尝试是如何以及为何开始的？纪念建筑需要充足的食物供应来维持人力和额外产生的能量。许多学者仍然相信，奥尔梅克人可以通过砍伐森林、焚烧树桩和直接在灰烬中播种来生产足够的粮食。然而，更可能的是，向城市建设的过渡是从开发高产玉米品种开始的。与豆类和南瓜一道，玉米提供了完全的营养。这三种作物对奥尔梅克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它们出现在神和酋长的头饰上。虽然证据不多，但似乎是坚定而有远见的领导——他们由萨满教赋予力量，推动了奥尔梅克文明向前发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埋在沙里的可能是用于献祭的精致场景，它似乎是一场正在进行的仪式。仪式中的雕像围成一圈站在石板上，雕像畸形的头部显示出其头骨好像是故意为之。除了腰带和耳饰，他们没有穿着其他服装。他们嘴巴张开，姿势放松。类似的形象还包括一个一半是美洲虎一半是人类的小生物。另有一些人则用阴茎状物品举着火炬，或跪或坐，摆出一种不安分的姿势，仿佛随时准备从萨满转化成美洲虎。为了举行转化仪式，奥尔梅克人建造了阶梯式平台，它们也可能是后来新世界文明中典型的方形土丘和金字塔的前身。
▲ 一位雕刻家眼中的奥尔梅克仪式：**雕像聚集在巨石前，其头部可能被故意扭曲。
统治者下葬时穿着带有奇异生物的仪式服装，包括鳄鱼的身体和鼻子、美洲虎的眼睛和嘴，覆盖着羽毛的眉毛，使人想起举起的双手。他们躺在有石柱的墓室里，身旁放着由玉或黄貂鱼脊骨制成的放血工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雕刻在宝座般的玄武岩长椅上的雕像，他们曾坐在那里夺走自己人和俘虏的生命。其中一件雕刻展示了一个顺从的君主被绑到一个带有鹰头装饰的人物面前，后者身体向外倾斜，好像在向观众发表讲话。
那些相信文明扩散论的人把奥尔梅克人誉为美洲文明之母。简而言之，扩散主义认为文明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我们只能将其归功于少数有天赋的民族。然后，或者通过榜样示范和指导，它扩散到那些创造力匮乏的民族。这个理论几乎肯定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奥尔梅克的影响似乎在中美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广为传播。奥尔梅克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后来新世界文明的特征：土丘建筑，在艺术和建筑中寻求平衡和对称的倾向，围绕着方形寺庙和广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用纪念性艺术来表现的包括酋长的专业精英，包含放血和活人祭祀的统治仪式，一种植根于萨满教并由国王和祭司进行血腥祭祀仪式和狂热表演的宗教，以及以玉米、豆类和倭瓜为基础的农业。
◎欧亚大陆
新世界模式可以概括为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出现。然而，与整个欧亚大陆的类似变化相比，美洲的这一过程是缓慢而不完整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度有限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隔绝阻碍了变化，无法超越的地理状态将新世界各文明中心隔绝开来。相反，气候的连续性、适于航行的海洋和长距离的陆上商路促进了文化交流，刺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发展。
然而，就我们所知，大约公元前5千纪和公元前4千纪之交，在东欧部分地区，技术和政体的创新似乎没有受到该地区以外区域的任何影响。在喀尔巴阡山山麓，如今塞尔维亚多瑙河中游的鲁德纳格拉瓦（Rudna Glava），有欧洲最古老的铜矿，也是早期的冶金中心。蒂萨（Tisza），地处今天的匈牙利，在这里冶炼工人将铜加工成珠子和小工具，这一“神奇”的过程让他们变得神秘起来。在保加利亚富含黄金的山丘上，壕沟和栅栏围绕着定居点，入口正好对应罗盘上的点，就像后来的罗马军营一样。在史前的欧洲，没有什么地方比黑海旁的瓦尔纳更令人惊叹。在那里，一位酋长埋葬于地下，手里握着一把金柄斧头，阴茎戴有金套，还有将近1000件黄金饰品陪葬，其中数百个圆盘必定曾使耀眼的外套闪闪发光。从罗马尼亚特尔特里亚（Tartaria）附近出土的泥板上，不可思议的标记看起来很像文字。
同样是公元前5000年前后，第聂伯河中游的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东部不远处，已知最早的驯马者在废物堆里堆满了马骨。在公元前5千纪的坟墓中，放置着带有铁箍制成的拱形结构和大型实木车轮的货车，它可以在牛的牵引下隆隆前行，仿佛是为了在来世使用。它证明富有的酋长们有能力进行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尽管游牧生活需要不断的移动。很少有其他社会富裕到可以埋葬如此大小和价值的陪葬品。欧亚大陆中部成了运输技术的发源地，最早的可辨认的战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早期的乌拉尔山南部地区。
▲ 铜器时代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酋长，埋葬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Varna），有几百件金饰品陪葬，其中包括阴茎护套。
从扎格罗斯山脉向东延伸到俾路支省，更为神秘的建筑散落在南部的广大区域。例如，苏萨（Susa）的人们用泥砖建造了有台阶的高台，面积超过75平方米，高度超过10米，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金字塔早了近1000年。从稍晚时候开始，同样的发掘发现了彩色的圆柱形石头，上面雕刻着许多带窗户的建筑的正面轮廓。
与此同时，大型纪念建筑项目正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其规模只有农业社会才能支撑，而且也只有国家才能组织。已知的第一批大型石屋的遗迹出现在马耳他。公元前4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这里围绕着三叶草叶子形状的宽敞庭院，至少有六座石灰岩寺庙建立起来。其中一座里，由黏土制成的所谓睡美人，与一座高大的丰臀女神像相伴。这里还有祭坛，墙壁雕刻中有些是螺旋图形，有些是鹿和牛的形象。公共坟墓里则堆放了数以千计的尸体。
在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大约在同一时间或不久之后，奢侈品找到了市场，纪念性建筑也出现了。在贵族的尸骨旁边，陪葬的财产定义了显赫的地位，并且揭示其往昔的生活方式，比如曾经伴随作战的武器和曾经盛酒或向神敬酒的酒杯。酋长们埋葬在巨大的立石下，周围石圈的设计可能类似于他们之前作为礼拜场所的森林中的空地。例如，在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的麦豪石室（Maes Howe），一座寺庙建筑旁有一座精致的坟墓，在仲夏的白天阳光充沛。它附近的石圈的作用是观测太阳，或许还可以通过魔法控制自然。它的西边有一个石头建造的村庄，仍存有壁炉与合适的家具。人们很容易想象这里是一个遥远的殖民站，保留了英国西南部和法国西北部的远方老家的风格和习俗——老家那边也发现了类似但更大的坟墓和石圈。
▲ 马耳他塔尔欣（Tarxien）地区的一座神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石制建筑。
▲ 塔尔欣地区出土的“睡美人”塑像：一位衣着华丽、臀部丰满的沉睡女神。
在日益多样化的世界里，四个大河流域脱颖而出，它们是埃及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印度河的哈拉帕（Harappa）地区和如今已干涸的沙罗室伐底河（Saraswati River）地区、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在这些地区，人们开发的土地比其他地方更多，改变的速度也更快。那里的农田和灌溉工程改造了景观，纪念建筑覆盖了地面；那里的废墟和遗迹仍然激发着广告商、艺术家、好莱坞编剧、玩具制造商和电脑游戏设计师的创意，正是它们塑造了我们关于文明面貌的观念。当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中国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塔庙和刻有楔形文字的写字板；或者，我们会想象狂风侵蚀着几乎消失的城市，使其沦为沙漠。我们称它们为种子文明，就好像它们是文明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温床；或者称其为伟大的文明，通过描述它们来开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史。如果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考量，可以看到在共同的生态框架内，持续的分化如何打开了文化的差异。这个共同的生态框架包括了不断变得温暖干燥的气候、相对干燥的土壤、对季节性河流泛滥以及灌溉的依赖。
人口稳步增长了百万之众，文明的中心地带人满为患。在埃及，人口相当均匀地分布在狭窄的尼罗河泛滥平原。但在公元前3千纪早期，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遍布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灵和国王。乌尔（Ur）有埋藏着惊人财富的王陵和高耸的金字形塔庙，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几个世纪后人们将其中最大者奉为神迹。在同一个时代的任何一座哈拉帕城市里，市民都会有家的感觉，因为到处都是同样的街景和住宅，连每块砖的规格都是统一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面积大到足以容纳5万到6万市民，在哈拉帕也能超过3万。其他定居点规模没有如此庞大，但是数量众多，仅考古学家发现的就有至少1500座。中国的部分地区也逐渐呈现出城市面貌。公元前2千纪，边境城市反映了文明的传播和国家的壮大。例如，湖北的盘龙城，其官衙就被43根柱子所形成的柱廊围绕。
这些相同的环境适合专制，或者至少适合强大的国家对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控制。在泥沙淤积、易发洪水的河岸上，为保证生命安全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治理水患。公元前4千纪一位埃及国王的权杖杖头显示他挖掘了一条运河。众所周知，那时公正的法官是“受害者的堤坝，守护着他以免被淹死”，而腐败的法官是“流动的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拉尔萨（Larsa），一份以灌溉承包商鲁伊吉萨（Luigisa）命名的档案留存下来。鲁伊吉萨调查了运河建筑用地、工资和规章，组织并监督了挖掘和清淤。招募工人是关键任务，挖掘水渠需要5400人，偶尔出现的紧急维修一次就要1800人。他控制闸门开关的工作具有潜在的好处，这意味着控制了水的供应。他得遵守誓言以免丢掉工作。当他失去了水渠的控制权时，他向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抱怨说：“我有什么罪过，国王把我的水渠夺走了交给额特鲁姆（Etellum）？”
人们很容易将自由的丧失归因于强势领袖的崛起，但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古埃及，最常见的国家形象是牧群，国王像放牧人一样照料着国家。这一比喻可能反映了早期游牧群体的政治观念。农业比放牧涉及更多的土地争夺，关于土地的纠纷和战争加强了领袖的统治地位。战争和财富的增加也会让元老和长者失去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大、更明智的领导人。
▲ 公元前3千纪消失的哈拉帕文明遗存下来的人物塑像之一，表现的可能是舞女，也可能是后来印度传统中的寺庙妓女。
也许，受害最深的是女性。伴随着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从母系血统到父系血统的转变将妇女与养育孩子联系在一起。从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法典和中国文献来看，女性的才能越来越集中于家庭。然而，在家庭之外，城市生活为女性专门从事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妇女和儿童可以是纺织工人，他们也可能在哈拉帕的城市里纺棉花。与此同时，艺术把她们描绘成卑微的角色，比如哈拉帕那些噘着嘴、无精打采的青铜舞女，或许她们是寺庙里的妓女。然而，妇女可以作为统治者、女先知和女祭司行使权力。家庭生活给了她们非正式的机会。现存的文献显示，她们有权提出离婚，有权收回财产，有时还有权从前夫那里获得额外赔偿。埃及的《教谕书》（Book of Instructions）中说，妻子“是一块有利可图的田地，不要在法律上与她争辩，要防止她获得控制权”。
储存和保护食物的需求也赋予了统治者权力。在依赖少数几种作物的社会中，粮食短缺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收获前的无产出季节。《圣经》里有以色列人约瑟（Joseph）的故事，他作为法老的宰相将埃及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使人回想起“七个荒年”。这些不好的时段已经成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就像“人人食其子”的年代一样。如果要反抗自然，那就要增加储备以应对天灾人祸。阿玛纳（Amarna）的一个墓地显示，一个仓库里只堆放着六排食物，包括成袋的谷物和成堆的干鱼，它们存放在砖柱支撑的架子上。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Ⅱ）在位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古埃及年表中的日期并不确切。用来存放其遗体的神庙建有巨大的仓库，其储备足以养活2万人一年之久。一位高官坟墓中的壁画自豪地展示着税收情况，形象地用菜单展示了帝国的粮食耗费，包括一袋袋大麦、成堆的饼和坚果，以及几百头牲畜。国家作为仓库而存在，似乎不是为了重新分配物资，而是为了赈济饥荒。
为了使王权合法化，理论家们向神灵求助。在埃及，人们称国王为神。在名为“阿玛纳书信”（Amarna letters）的外交信函中，巴勒斯坦某座城市的统治者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写道：“致我的国王，我的太阳神，我是拉布阿育（Lab'ayu），您的奴仆和脚下的尘土。”大约在此前400年，一位名叫赛赫特普艾比-热（Sehetep-ib-Re）的父亲给他的孩子写下这样的建议，“一个永恒的建议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国王“照耀埃及胜过日光，他使大地充满生机胜过尼罗河”。埃及人称其国王为神有什么意义？他们在神灵可能显灵的地方建造神像和神殿，只有当神灵降临到神像里的时候，神像才是神。法老本人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充当神灵降临的载体。
在埃及，法律出自神圣的法老之口，把它写成文字的需求从来都不强烈。相反，宗教定义了一种国家不能轻易修改或颠覆的道德准则。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来世的观念。早期的墓葬是重复现世生活的居所。那些后来建造的坟墓在墙壁上画着众神称量死者灵魂的场景，这是在为来生做好道德准备后去到的审判所。通常，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着象征真理的羽毛。阿努比斯长着豺头，是掌管天平的阴间之神。被检视的灵魂宣布脱离一长串的罪行，典型的有渎神、性变态和对弱者滥用权力。善行也会被播报出来，如服从人的法律和神的意志、行善、祭拜神和祖先、帮助缺衣少食者，以及“对孤立无援者施以援手”。对善良的奖赏就是在奥西里斯（Osiris）的陪伴下获得新的生命——他曾是宇宙的统治者。对于那些审判不合格的人，惩罚将是被灭绝。
▲ 公元前3千纪末的一部镌刻在陶土圆筒上的苏美尔法典。
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不是神，这可能是为何已知最早的法典出自那里的原因。形成于公元前3千纪的《乌尔纳姆法典》（Code of Ur-Nammu）已经残缺不全，其本质是一份罚款清单。但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国王李必特-伊什塔尔（Lipit-Ishtar）解释说法律规定，“依照恩里尔（Enlil，苏美尔神话中的至高神）的话”，“使父辈和子女相互支持……消除仇恨和反叛，驱走哭泣与哀悼……带来正义和真理，并给予福祉”。汉谟拉比（Hammurabi）是公元前18世纪中期巴比伦的统治者，他在历史上备受赞誉，原因在于其法典被当作战利品带到波斯而完整保存下来。法典刻在石头上，表示国王从神的手中接受了法条。它代替了统治者的实际存在和言语。“凡有争讼受欺压的人，要到我公义之王的像面前，仔细读我的石刻，留心听我宝贵的言语。愿我的石头使他明白他的道理。”这些法律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通过传统流传下来或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权力而制定的法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延续皇家命令的手段。在美索不达米亚，服从被严格地执行，在田地里服从维西尔（vizier，宰相），在家里服从父亲，一切事情服从国王。一篇代表性的文献提到：“国王的话就像神的话一样，是不能改变的。”即使我们没有书面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王权也会从塞满统治者坟墓的奢华艺术品中体现：一把雕刻成公羊形状的镀金竖琴、镶嵌贝壳和磨光的宝石的骰子与游戏板、贝壳和天青石做眼睛的栩栩如生的金银动物雕刻、锥形金器和鸵鸟蛋造型的金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刻中，国王通常是包括他在内的任何场景中最大的人物形象：他畅饮美酒；他接见求助者以及向他致敬的市民和使节；他统率军队和驴拉的战车；他以火使砖块洁净并用油赋予神性，用它建造城市和神庙。把泥土制成第一块砖是国王专享的权利。官窑制作的砖块都印有王室记号。王室印章清楚地说明了制作原因。这表明众神用泥土建造了世界，他们把泥土混合起来，抬上梯子，一层一层地扔给砌砖的人。把泥土变成城市是一种王室魔法。
神谕被认为是了解未来的手段，它指示国王该做什么。占卜师是神谕的世袭诠释者。他们从献祭的羊的肝、焚香所产生烟雾的飘浮状态，尤其是在天体的运动中，读取神的旨意。在幸存的记录中充斥着他们对王室胜利、危险、愤怒和从疾病中康复的预言。然而，宗教并不一定限制王权。通常情况下，国王控制着神谕。有时为了得到带有预兆的梦，他们就睡在寺庙里。尤其是发生危机期间，比如尼罗河没有泛滥的时候。当然，他们公布的预言可能只是为他们已经决定要执行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然而，这些统治者也要服务大众：代表整个社会与神沟通；组织集体的耕作和灌溉；为防备困难储存粮食；为共同利益重新分配粮食。阿卡德的一段喜剧对话说明了在公元前2千纪里控制粮食供应的微妙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仆人，顺从我，”主人开始说话，“我将给我们的国家提供食物。”
“给我吧，我的主，给我吧。为他的国家提供食物的人将保住自己的大麦，并且通过别人支付的利息致富。”
“不，我的仆人，我不会给我的国家提供粮食。”
“不要给，我的主，不要给。给予就像爱……或者像有了儿子……他们会诅咒你。他们会吃你的大麦并且毁了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最著名的遗存《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史诗，进一步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或者至少是英雄主义的本质，而领导力就是以英雄主义为原型的。现存的版本大约写于公元前1800年，自然力量塑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也塑造了故事。当诗中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一只吞吐着火和瘟疫的怪物对峙时，众神用灼热的风吹瞎了这只怪物。在探索死亡之海以求找到永生的秘密时，他遇到了原始洪水中唯一幸存的家庭。这场由神的心血**造成的灾难摧毁了其余的人类，甚至让众神自己“像狗一样蜷缩在墙边”。
诗中的吉尔伽美什是一个文学形象，有传奇素材为其渲染。但是，确实有一个吉尔伽美什，或者至少在历史资料中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国王。史诗引用了关于历史上的吉尔伽美什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谁曾像他那样强有力地进行过统治呢？”根据最广为认可的年表，他是公元前2700年前后乌鲁克（Uruk）的第五个国王。在他统治期间，这座城市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胜迹，包括城墙、花园，以及市中心神灵居住的圆柱神殿。
中国最早记载的王权传统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它们同样表明了皇室地位与水资源管理和粮食分配之间的联系。传说中的治水者大禹因为“湮洪水，决江河”而受到称颂。早期的民间诗歌描述了他那个时代之后的一个城市建设时期，其建设速度之快“鼛鼓弗胜”。传说中的统治者亶父：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
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在公元前2千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称为“商”的王朝统治着黄河流域。龟甲和兽骨上的卜辞显示，专职占卜师把这些甲骨加热到开裂，沿着裂纹解读神灵对于君王所提问题的解答。这些卜辞表明商王经常征战，有时也开展外交。联姻是其中的一部分，后来的帝王们称其为“施恩”。对他们的士兵来说，“王事”让他们陷入无尽的苦难，“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最重要的是，商王是神的媒介，举行祭祀，解读神谕，开疆拓土，祈雨建城。他把一半的时间花在游猎上，这可能是一种取悦大臣和使节、训练骑兵以及补充食物的手段。学者们声称从卜辞中发现了一种日渐高效的语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梦境和疾病的内容逐渐减少，风格变得更加简洁，语气变得更加乐观。有时，这些甲骨揭示了不同统治时期礼仪行为的变革，证明了君王们在与传统做斗争，试图给世界打上他们自己的印记。例如，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商王祖甲，停止祭祀神话中的祖先和山川，增加对历史人物的祭祀。毫无疑问，他正在改变这个朝代最长寿且最著名的君王武丁所留下的传统。
▲ 古代中国的甲骨，它在火中被加热到开裂。裂缝的图案是占卜者预测未来的线索。
虽然年表不够确切，但武丁在位的时间肯定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作为“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的征服者和统治者，1000年后他仍然得到纪念。他的64位配偶中的一位[2]葬在当时最奢华的坟墓中，陪葬的有她的仆人、狗、马、数百件青铜器和玉器以及成千上万的用作货币的贝壳。尽管宫廷用相同的名字称呼不同的人的习惯可能会造成混淆，但宫廷记录得以正确地辨别她的身份。武丁反复向神询问有关她的生育和疾病的问题。她是他的三名正妻之一，不仅是妻子和母亲，还积极地参与朝政。她有自己的领地，包括一座带围墙的城邑，并能调动指挥3000名士兵。
通过接管对甲骨的占卜，商王把巫术和宗教最重要的政治功能转移到国家上，这个功能就是预测未来和解释神灵的意愿。记录和保存占卜结果成了一项世俗的非宗教的工作，不再掌握在占卜者手中。商王成了世俗官僚制度的捍卫者，一批官方史官正慢慢成长，他们基于经验做出的预测比巫师用虚假洞察力做出的推断更为可靠。
在这个阶段，中国人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待王权，即统治者对他的臣民照顾得怎样。商朝统治者宣称自己作为圣神正义的执行者，其权力夺取自之前的夏朝。这是有争议的、可能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王朝，其最后一位君王[3]由于“舍我穑事”而丧失了统治权，就像农民没有好好照看田地一样没有尽到管理国家的义务。最早的学者描述中国起源的文献可能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传统的宣传口径。他们描绘了致力于天下太平的善良而慷慨的统治者。黄帝这个神话人物，被认为发明了马车、船只、铜镜、锅、弩以及“蹴鞠”（一种足球）。然而，诗歌和民间传说更多地揭示了王权的血腥，这继承自古代氏族首领的生杀大权。一把刻有行刑者标志（饥饿的微笑和贪婪的牙齿）的斧头象征着统治的最初阶段。“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尚书》中记载了商王的话，“罚及尔身，弗可悔。”财富和战争是王权不可分割的要素。公元前1500年的商王陵墓显示了他们权力的本质：成千上万串的贝壳、铜斧和战车、漆器以及数以百计的精雕细刻的珍宝玉器和骨器。最珍贵的宝物是用陶范铸成的品质无与伦比的青铜器。青铜铸造是商代中国最高超的艺术，其产品代表着特权等级。成千上万的人牲陪葬在国王的墓中，目的是在另一个世界为国王服务或衅祭王陵。
在印度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哈拉帕世界在城市布局和建筑设计上表现出非凡的一致性，这并不必然源自政治上的统一。等级森严的居住空间暗示着阶级结构，甚至是更严格的种姓结构。在阶级制度中，个人可以在社会的等级中上升或下降。在种姓制度中，他们一生都被自己出生时的地位束缚。在哈拉帕的城市里，广泛的公共区域肯定与人力组织有关，也许涉及士兵、奴隶或学者。巨大的仓库说明形成了一个分配食物的体系。垃圾处理系统看起来像是城市规划的杰作，街道下面铺设了陶制排水管道。统一的砖块肯定来自国家砖窑和砖厂。宏伟的城堡或要塞将空间封闭起来，可能具有召集精英人士的功能，比如摩亨佐达罗的宽敞浴池。然而，哈拉帕遗址没有奢华的坟墓，也没有君王的住所或王室设施，这不禁让人把哈拉帕社会想象成共和国或神权政体，后者是由祭司们管理的以神为中心的政府。
对于像哈拉帕这样还无法解读其文字的社会，我们希望从艺术作品中了解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绘画艺术得以留存，除了一些小型的陶土（偶尔是青铜）塑像外，哈拉帕的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制作多少雕塑作品。摩亨佐达罗有一尊与众不同的人像，他神情非常严肃，长着一双杏眼，蓄着一撮粗犷的胡须，头上戴着一条镶有宝石的头巾。一件华丽的外衣搭在一侧肩膀上，手臂的其余部分伸在外面，这肯定是一种象征性或仪式性的姿态。他被称为祭司王或哲学王，但这些浪漫的术语并无价值。尽管关于哈拉帕政治的一切仍然神秘莫测，但其文化影响范围甚广，以至于很难想象除了动用武力之外，它是如何能传播到如此之远的不同环境中。当你看到要塞拓展到亚洲内陆无法得到灌溉的沙漠以及岩石**的丘陵时，你一定会明显感到哈拉帕的边界充满扩张和暴力的氛围。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在绿洲定居点进行的天青石和铜的贸易向西延伸至里海。蒙迪加克（Mundigak）是一个设防的贸易中心，那里设施齐备，可以容纳整个商队。今天，在令人生畏的方形堡垒的城墙之后，一座巨大城堡的遗迹兀立于大地之上，它的侧面露出一排排高大的圆柱，就像一只蹲伏着守卫商路的巨大猛兽的肋骨。
摩亨佐达罗幸存的一尊塑像，此人物塑像长着杏眼，蓄着粗犷的胡须，戴着头巾和肩带饰品，可能让人回想起哈拉帕精英的模样。
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用来揭示国家是如何通过武力征服而发展起来的资料非常丰富。在埃及，尼罗河是支撑一个统一国家的脊梁。法老们沿着河流巡视王国。通过河流航行是现世与天堂共有的特征之一。为了陪伴在天空遨游的不朽神灵，法老基奥普斯[4]（Cheops）置备了运输工具。在他的金字塔旁边的一个深坑里，安放着一艘将他的尸体运到墓地的驳船。埃及古物学家目前正在挖掘另一个相邻的深坑，那里埋葬着他的天船。法老将乘坐这艘天船在黑暗中航行，加入装载太阳的舰队，每夜将太阳带回生活中。
回溯过去，埃及的统一似乎是“自然”的，由河流形塑。美索不达米亚的统一却没有这么简单。致敬城市守护神的铭文上写满了击败对手的胜利记录，每座城市的宣传又都自相矛盾，令人困惑。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最喜欢炫耀的铭文作者，苏美尔城邦乌玛（Umma）的国王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e-Si）说得更离谱。他说最高的神恩里尔把从东到西的所有土地都放在他脚下，从波斯湾到地中海都臣服于他。这几乎可以肯定只是自我吹嘘。就其自身而言，敌对的苏美尔城邦从未有过长期的统一。然而，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入侵者推动了政治变化。征服者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是古代伟大帝国的创建者之一。他的军队顺流而下，使他成为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国王。“我持青铜战斧征服了巍峨群山。”他在现存的编年史残片中这样说道。在他之后野心勃勃的国王们也是照此办理。据说，他的军队曾到达叙利亚和伊朗。
如此庞大的帝国难以持久。一两个世纪后，当地的苏美尔人驱逐了萨尔贡的继承者。尽管如此，萨尔贡的成就为该地区的政治史确立了一种新的向帝国方向发展的模式。城邦通过相互征服来寻求扩张。乌尔的北部邻国拉格什（Lagash）曾一度统治了苏美尔。它的一位国王正是幸存的27幅画像中的主角，我们没有比这更好的描述统治者权力的指标了。但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取代了拉格什。这座新的都城开始呈现出世人所知的模样，包括耀眼的金字塔和令人生畏的城墙。在一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很可能是某座竖琴的共鸣箱上，生动地描绘了一整套乌尔帝国的王室生活，包括胜利、纳贡集会和庆典。此后，该地区的领导权在各敌对中心之间反复易手，但始终保持在南部。
▲ 绘制在可能是某座竖琴的共鸣箱上的图画，反映了古代乌尔宫廷生活，这个场景刻画的是统治者和朝臣接受贡品时进行宴饮。
在中国，公元前1500年的王家巡游揭示了一种不同的政治地理学。国王们在王国的纵向大动脉黄河的东部支流上来回奔忙，狂热地绕过城镇和领地，向南一直到淮河。偶尔，他们会到达长江的北缘。这是一个泄露天机的迹象。商文明从黄河中游的中心地带向南扩张，发展成一个具有区域性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长江流域逐渐被纳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版图。结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拥有了互补的环境：种植黍类作物的黄河流域和种植稻米的长江流域。中国新的生态有助于保护它抵御某一区域的生态灾害，也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展现的惊人的韧性和生产力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也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开疆拓土的雄心刺激着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他们变得不受约束。宗教和哲学走向合作。天是一位强力神灵，他无边无际且慷慨赠予光、温暖和雨水，但发怒时也带来风暴、火灾和洪水的威胁。一个触及其极限的国家将执行一种“天命”，即天意的反映。中国人开始认为帝国的统治是上天安排的。君王把整个世界看作其正当或潜在的臣民。
在欧亚大草原上，广袤的平原和广阔的天空激发了类似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有了关于草原王朝野心的文献记载。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满怀征服欲的草原民族在公元前1千纪一再挑战欧亚大陆边缘的各大帝国。可以说，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以来，世界统治权的观念推动了帝国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发展。
公元前2千纪末的危机
大河流域文明的辉煌成就引发了人们对其可持续性的质疑。它们的财富和生产力招致外人的嫉妒和攻击。持续的人口增长要求对环境进行更加密集的开发。灌溉、储存和修建纪念建筑所需的大规模的集体劳动造就了大量受压迫的各阶层民众，他们对精英阶层充满怨恨。由于这些怨恨以及其他压力，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变革或崩溃的威胁到来了。
与此同时，生活在贫瘠环境中的人们找到了繁衍人口、挑战或超越大河流域成就的意愿和手段。例如，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自称哈梯（Hatti）子孙的赫梯人（Hittite）在共同的忠诚下，将百万人口集合成单一的生产和分配网络。这个完全可以被称为帝国的国家，拥有宫殿建筑群、仓库、城镇，以及赫梯人可能最为看重的庞大军队。所有这些在规模上都可以与大河民族相媲美。埃及法老平等地对待赫梯国王。有一个没有继承人的法老去世了，他的遗孀就致信赫梯国王：“您的一个儿子将成为我的丈夫，因为我绝不会选一个奴仆来当丈夫。”
我们可以通过赫梯人给我们留下的雕像来描绘他们：钩鼻子、圆脑袋，而且经常列队准备打仗。但他们的帝国是如何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呢？
赫梯王国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将农民和牧民纳入了一个单一的国家和经济体系。这就涉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崎岖不平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环境，在牧场围绕的集中的小块可耕土地上耕作的问题。专业化的牧民的羊毛生产与少量农民的粮食生产结合起来，这些农民并非奴隶或雇工。牲畜生产肥料，而富含牛奶的饮食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促进了人口的繁衍。总的来说，其结果是正面的：经济专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战争中能动员的人力也更多。
蒂瓦帕特拉（Tiwapatara）是一个典型的赫梯农民，他的财产清单得以保存下来。清单显示这个五口之家有1所住房、36头牲畜、1英亩（约0.4公顷）牧场以及3.5英亩（约1.4公顷）葡萄园，葡萄园里还种了42棵石榴树和40棵苹果树。那块牧场一定是为他的8头宝贝公牛准备的。他的山羊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可能自行觅食。正是有蒂瓦帕特拉这样的农民作为兵源，赫梯军队一度所向披靡。战争期间，他的孩子从事农作，经常恰巧赶上播种和收获的季节。蒂瓦帕特拉这类人大概非常愿意支持国家，而国家反过来也保护他们，因为赫梯法律对盗贼或侵犯私人财产者都施加严厉惩罚。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经济的生产力总量，但仅仅从主要城市哈图沙（Hattusa）挖掘出的谷仓就能储存供3.2万人食用一年的谷物。
国王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臣民称他为“我的太阳”，就像现代君主被称为“陛下”一样。他的职责包括战争、司法和与神沟通。几乎所有的法律案件都要呈送给国王，尽管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职业官员代为处理。在他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王室仆从、卫兵、金枪仪仗、祭酒、膳长、御厨、传令官、马童以及千夫长。”这是一个官僚化的宫廷，文字书写使国王的命令流传后世，并将其传达给下属、将领、总督和藩王。嫔妃们维系着国运延续。后宫的规模和起源反映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他也要生养很多女儿，以便与同盟和属国联姻。
从现存的法典来判断，赫梯人遵守许多明显不合常理的性禁忌。与猪或羊发生性行为可被处以死刑，但不包括涉及马或骡子的案件。赫梯人显然是通过关于**的法律的严厉程度来衡量其他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他们自己的法律禁止同胞或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然而，任何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洁的，必须通过祈祷前的沐浴来净化。如果我们对赫梯宗教有更多了解，我们可能会更深刻地认识他们的道德。强烈的性禁忌通常出现在“二元论”宗教中，该宗教也相信善与恶或精神与物质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赫梯人对性的态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对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性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寺庙就雇用妓女，这似乎是一种更典型的模式。
在某些方面，赫梯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具有典型的战争国家的男性态度和价值观。违背军官的命令会“把士兵变成女人，让他们穿得像女人，用一块长布盖住他们的头！折断他们手中的弓箭和棍棒，让他们拿起卷线杆和镜子！”然而，女性也行使着权力。年长的女性在王室担任占卜师。其他社会等级较低的则成为医者，在被诅咒的受害者面前晃动着祭品小猪喊叫：“就像这头猪再也见不到天空和其他小猪一样，不要让诅咒看到牺牲者！”
赫梯王国在战争中令人生畏，也必须如此。其国内经济十分脆弱，本土缺乏关键资源，但它需要成长。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保证食物供应能够促进人口增长以及有足够的锡来制造青铜武器，征服就成了唯一途径。但是，即便取得胜利，国家也会由于过度扩张权力和贸易受阻而被削弱。换句话说，增长是矛盾的。对许多国家来说，征服既是生存的手段，也是生存的障碍，它终将到达不可突破的界限。在赫梯的例子中，这些界限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界。
赫梯王国还有其他弱点。如同所有向农业过渡的社会一样，它容易遭受饥荒和疾病的困扰。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 Ⅱ）因一场瘟疫而责备众神：“现在没有人在你们的田地上收割或播种，因为所有人都死了！曾经给众神做面包的磨坊女都死了！”两代人之后，当普杜赫帕（Puduhepa）这位令人敬畏的女王写信到埃及时，据说曾写到“赫梯没有粮食”，因而要求把粮食作为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图特哈里四世（Tudhaliya Ⅳ）是赫梯后期的一位国王，对他来说禁止扣押驶往赫梯王国的运粮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来自边远地区的游牧匪徒是另一个常见的危险。被赫梯人称为“卡斯卡”（Kaska）的人为获取战利品或勒索保护费曾多次入侵。至少有一次，他们在突袭中抢劫了王宫。
公元前14世纪末，赫梯王国明显衰落。图特哈里四世在一封责备下属失职的信中亲口承认，在向上美索不达米亚扩张的过程中，赫梯已经丧失了南部诸省并且至少有一场重要的战争遭遇了失败。国王要求臣子向其效忠的誓言中也弥漫着绝望：
“假如无人留下为王驭马……你必须表现出更多的拥护……假如……战车驭手弃车而逃，仆从逃离王宫，甚至一条狗也没留下，即使我甚至都找不到一支弓箭御敌，你也必须尽全力拥护你的王。”
在宫廷发布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对以前的臣属国王忽视纳贡或外交礼仪的不满。在公元前1210年之后，赫梯王国就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
赫梯人的故事是对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总结。它展示了农业社会如何统一为国家，扩张成帝国，以及具有代表性地衰败而无法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以后。
例如，学者所说的米诺斯文明（Minoan）或克里特文明（Cretan），在公元前2千纪形成于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位于今天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在不远处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即构成了希腊南部地区的半岛，我们所说的迈锡尼文明（Mycenean）就在这里兴起。这两个文明都激发了西方的想象，欧美人把两者看作自身历史的组成部分，认为他们可以把古希腊、由此甚至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历史向前追溯到3500年前这些迷人又奢华的文明。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值得怀疑。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阐述古典希腊哲学时，迈锡尼最后一批城市已经被废弃了1000年之久。克里特和迈锡尼作为神话的主题，它们对于希腊人来说几乎同对于我们来说一样，是神秘而遥远的文明。尽管如此，其本身及其对所处时代的影响，还是值得研究的。
克里特岛方圆3200平方英里（约8288.0平方千米），大到足以自给自足，但是山地占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留下的可耕种土地十分稀少。对于今天的希腊大陆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生存的岛屿，一块充满毁灭性干旱和地震的土地。但是对于任何在今天看到公元前2000年的壁画的人来说，当第一座宫殿在那里出现时，古克里特岛似乎是一个富足的天堂：种满谷物和葡萄藤的田野，栽有橄榄、杏和温柏的果园，满是蜜蜂和猎物的森林环绕着种植百合、鸢尾、剑兰和番红花的花园，海洋里有大量的海豚和章鱼，天空中有鹧鸪和色彩鲜艳的鸟在飞翔。
这个富足的世界是历尽千难万险从贫瘠的土壤和危险的海洋这一艰难的环境中开辟出来的。它依靠两种专制手段来控制不可预测的食物供应：像赫梯一样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有组织的农业以及国家管制的贸易。宫殿作为仓库的功能是这个系统运作的关键环节。岛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克诺索斯（Knossos）占地超过4万平方英尺（约3716.1平方米）。它已化为一片废墟，当来自希腊的游客看到它的画廊和走廊时，便会想象出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住着一个以人类祭品为食的怪物。事实上，迷宫是一片巨大的陶罐储存区，里面的陶罐高12英尺（约3.7米），装满了酒、食用油和谷物，有些依然留在原地。收集来的8万头绵羊的羊毛也存放在此。内部衬铅的石柜保护着里面的食物，犹如中央银行里等待分发或交易的保险箱。克里特人是技艺高超的水手，以至于希腊人说克里特人的船会自己认路。贸易给精英阶层带来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在扎克罗斯（Zakros）的另一个宫殿建筑群中，仍然可以发现象牙和鸵鸟蛋。宫墙描绘了来自埃及的蓝色狒狒。宫殿内的手工作坊通过纺织精美的服装、制作彩绘的石罐以及将黄金和青铜锤打成珠宝和战车，增加了进口商品的价值。宫廷记录显示工人人数达到4300人。
▲ 古代克里特宫殿壁画上起舞的海豚，它因为肉质美味而备受称赞。
不过，克诺索斯和类似的建筑也是真正的宫殿，它是一位生活奢侈的精英人士的住所。雄伟的楼梯通向高贵的楼层，支撑在顶端像大南瓜一样的矮柱上。这些柱子和支撑主室的柱子被漆成红色，壁画闪着奇妙的天蓝色，描绘了宴饮、闲聊、玩耍和公牛跳跃的场景。在扎克罗斯，一个从未遭受掠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大理石纹理的酒杯、石头储物罐以及一只装有化妆品软膏的盒子，上面有一个别致的小把手，形状像一只斜卧的灰狗。从壁画中女性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她们活跃在宫殿建筑群的各个角落，担任女祭司、抄写员和工匠，还有作为狂欢者参与危险激烈的斗牛游戏，在斗牛的犄角间翻筋斗。
较小的住宅集中在城镇里，是宫殿的微缩版。许多住宅都有圆柱、阳台和高层走廊。在更富裕的居民的房子里，遗留了大量像瓷器一样薄的彩色陶器、磨成诱人曲形的精致石制花瓶以及精心粉刷的石制浴池。然而，社会下层既没有奢侈的资本也没有闲暇的时间。大多数人的寿命也就四十出头。如果国家的目的是让食物循环，那它的效率是有限的。骨骸显示普通人生活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地震加剧了所处环境的潜在破坏性。在附近的锡拉岛（Thera）上，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的一场火山爆发把它震得四分五裂，火山灰和岩石掩埋了奢华的阿克罗蒂里（Akrotiri）。克诺索斯宫和克里特岛沿岸的类似宫殿在被未知原因（可能是地震）摧毁后，都经历过一两次重建，每次重建都愈加奢华。
宫殿的重建方式表明还存在另一个危险，即内部战争。要塞开始建造。一些来自该岛东部和南部的精英显然在宫殿重建时搬到了克诺索斯附近的别墅。可能有过一次政权更替。在克诺索斯最后一次重建时，通常被认为是公元前14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化。档案开始使用早期的希腊语书写。因此，我们现在能够读懂它们。而以前使用的是一种未知的语言，它的记录还无法解读。此时，克里特岛的命运似乎已经与另一个爱琴海文明，即迈锡尼文明紧密纠缠在一起。
▲ 刻在陶土写字板上的古代皮洛斯（Pylos）宫廷官员的活动记录，这些活动包括储藏货物、记录贵重物品以及征税。
迈锡尼文明的设防城市和金碧辉煌的王陵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该地区的国家已经有了发动战争和狩猎狮子（此后不久这些动物就在欧洲灭绝了）的国王。王宫集中在类似克里特的宫殿式仓库群里。皮洛斯建有迈锡尼最大的宫殿之一，陶土写字板列出了无数宫廷官员重要而又琐碎的日常事务，包括征税、检查地主阶级履行其社会义务的情况、为公共工程调动资源，以及为生产和贸易收集原材料。在皮洛斯的王宫里，手工作坊生产青铜器和香油以出口到埃及和赫梯帝国。然而，官僚们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提供奢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战争做准备。除了内部互相争斗外，王国还感受到了来自蛮族腹地的威胁，国家最终可能被这些蛮族征服。皮洛斯壁画展示了战士与披着兽皮的野蛮人作战的场景，这些战士戴着同克里特岛和锡拉岛士兵一样的野猪头头盔。
到公元前1100年，受地震惊吓并被战争消耗，迈锡尼城市跟随克里特岛城市的脚步沦为废墟。令人惊讶的也许不是它们最终的灭亡，而是它们依靠复杂而昂贵的食物收集、储存和再分配手段支撑的脆弱经济，竟然能够供养城市并支撑精英文化这么长时间。
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地政府运作不当或生态灾难的角度来解释克里特、迈锡尼和赫梯的灭亡，但将它们与地中海东部的普遍危机联系起来的尝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原因在于，不仅爱琴海文明的辉煌被抹去，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被击败，而且附近的国家也记载了致命的或接近致命的动**。埃及人几乎就要屈服于身份不明的侵略者，他们摧毁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埃及人称这些人为“海上民族”（Sea People），他们的袭击大约在公元前1190年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Ⅲ）击败了他们，为此他镌刻了一篇长篇的碑文以彰显自己的成就。这是明显的宣传，是对法老权力和谋略的称颂：“野蛮人”，碑文含糊地说，“在他们的岛屿上密谋……没有什么地方能抵挡得住他们的进攻”。接着列出了受害者名单，包括赫梯和安纳托利亚南部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系列城市，而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位痛苦不堪的国王向城市守护神祈祷：“伸出威胁之手的恶人将面对没有阳光的黑暗。”“他们正挥师埃及”，拉美西斯三世继续说道，“而我们在他们面前准备好了烈火……他们染指世界尽头的土地，内心充满自负和执念”。然而，尼罗河三角洲“就像一堵由战舰组成的坚固城墙……我是勇敢的战神……在河口处，火焰在他们面前熊熊燃烧，而在岸边，一座长矛扎成的围栏将他们团团包围。他们陷入其中，四面受困，趴在岸边，被杀得尸首枕藉”。抛开宣传的意味，我们可以确信法老的吹嘘反映了真实的事件。例如，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早期沦陷，此后再也没有被收复，而请求海上增援的信息一直没有停歇。位于通往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商路上的卡赫美士（Carchemish）是内陆贸易中心之一，其统治者对来自乌加里特的请求的答复十分典型，简短而滞后：“至于你写信告诉我‘我们在海上看到了敌人战船’，好吧，你必须保持坚定……加固你的城墙。让你的军队和战车布置在那里，严阵以待。”
蛮族入侵带来普遍危机的印象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受到自己历史中相似一幕的影响，那就是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普遍的危机也符合一种把过去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战场的流行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充其量是一种过度简化的概括，因为野蛮和文明都是相对且主观的词语。我们最好把海上民族的武力入侵看作这一时期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征兆，即饥饿和土地短缺导致了普遍的人口振**。埃及的雕塑反映了绝望的移民驾着满载妻儿的牛车冒充入侵者的情景。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都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3世纪末发生了野蛮人的劫掠。但是，可能并不是移民导致了他们所劫掠国家的衰落。相反，他们是衰落的结果。环境史和经济史学家已经搜寻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显露衰败迹象的证据，比如地震、干旱或商业失败，这些可能解释了粮食短缺和贸易中断的原因，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当时有移民入侵的证据。
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衰落或灭亡的国家共有的结构性问题，即它们的生态脆弱性和不稳定的竞争性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甚至更加普遍，不仅仅局限于海上民族青睐的地中海东部的文明。如果我们转而追踪亚洲其他地区社会的命运，甚至是新世界的案例，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张力和类似的影响。
例如，在印度河流域，城市生活和集约农业面临崩溃的危险，即使当时它们处于最高的生产力水平。许多遗址当初只居住了几个世纪，一些遗址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就被废弃了。到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所有的遗址都沦为废墟。与此同时，在伊朗高原北部的土库曼（Turkmenia），乌浒河（Oxus River）上相对年轻但繁荣的设防定居点，如纳马兹加（Namazga）和阿尔廷（Altin），都萎缩到村庄的规模。我们对这些地方知之甚少，导致其衰落与消亡的原因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是突然的暴力入侵，但更可能的解释是逐渐衰落。哈拉帕文明在一个转折点后崩溃，城市随之被遗弃。
印度河流域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地震可能已经改变了河床位置。与地中海东部的危机不同，印度河流域的事件似乎契合环境灾难的年表。沿岸曾经密布居民点的沙罗室伐底河（Saraswati River），消失在前进的塔尔沙漠（Thar Desert）中。然而，甚至一条河流的消失也不足以解释城市的废弃。印度河仍然年复一年地给广阔田野带来肥沃的泥土，这足以维持城市人口。大概发生了食物供应的问题，它与气候干燥或人类对环境资源管理不善有关，这些管理包括用牛和其他产品补充农田种植的小麦和大麦。
另外，或者更重要的是，居民显然是逃避某种比人类学家在骸骨中检测到的疟疾更致命的瘟疫。在需要长期水源灌溉的环境中，蚊子就会滋生，疟疾不可避免。正如《梨俱吠陀》（Rig Veda）所说，人们“被火神驱逐”，并“迁移到了一块新的土地上”。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人们在衰落的城市里苟且求生，几代人都居住在废墟中。但是哈拉帕文明的衰亡，仍然是公元前2千纪大规模衰败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广义而言，哈拉帕遭受了与赫梯和地中海东部文明相同的命运，即食物分配系统超出了资源基础。当权力网络开始崩溃时，入侵者乘虚而入。
中国没有遭受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没有大规模的区域被整体废弃，也没有城市的毁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历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民族类似，这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种全球模式。商朝的统治基础一直摇摇欲坠。战争、仪式和神谕都是赌徒的权力手段，运气不佳便会遭受挫折。例如，控制天气、降水和收成是国王工作的一大部分，但实际上，这当然不是他能完成的。他的工作描述中就蕴含了失败。这是当时君王普遍面临的问题。它使法老因自然灾害而受到指责，使赫梯国王依赖占卜者。
商朝末期，国家正在萎缩。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附属国、贡品和盟国的名字逐渐从甲骨文中消失。商王的猎场也越来越小。随着臣子和将领数量的减少，国王承担了更大的个人责任，成为唯一的占卜者和将军，以前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与此同时，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输出到安纳托利亚，克里特生活方式输出到迈锡尼一样，商文化也输出到了商朝之外，其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举一个例子，在贸易的影响下，新的酋长领地正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中发展。远在越南北部和泰国，类似于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在酋长的宫廷里，他们喜欢个人装饰品和痰盂，在越南还喜欢装饰华丽的鼓。更为危险的是，在更靠近商朝本土的边境，一个国家在模仿中崛起，并越来越多地与商对抗，这就是周。公元前12世纪最早的周人遗址是位于中国西部渭河流域梁山[5]中的墓葬群。这里可能不是周人的中心地带，他们从更北的牧场（豳地）迁徙而来。他们自己的传说将这段时间称为“混夷駾矣”。周人是高原牧民，对商朝造成来自上游高地的威胁，就像阿卡德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一样。
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和泰国，与中国相似的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在酋长的宫廷里，他们喜欢个人装饰品和痰盂，在越南还喜欢装饰华丽的鼓。
除了他们坟墓里可见的物质文化遗存之外，我们对周人在进攻和征服商朝之前的过往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的起源，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或政治制度，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语言。直到他们可能出于模仿商朝文化和垂涎商朝财富而接受了商朝的语言文字后，我们才得以了解他们。他们还学习了商朝最有成就的艺术：青铜铸造。
根据编年史的记载，商朝样式的甲骨卜辞鼓舞了周人的征服，后来的周朝统治者延续了这一传统。公元前3世纪编写的编年史所讲述的故事与数百年前的文本相同。如果它们可信的话，周人在公元前1046年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商朝，并在黄河下游沿岸建立了要塞。考古证据表明，他们把帝国的中心向北转移到了陕西丘陵地区，在黄河转弯处以西。
周人完成征服后没有延续所有的商朝传统。的确，除了虔诚的祷告，他们逐渐放弃了最神圣的商朝仪式：甲骨占卜。周朝在公元前8世纪解体，即便他们在此之前拓展了中国的文化疆域，但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商朝模式下统治所有世界的全能君王。敌对的国家在他们周围成倍增加，自己的权力则日趋受到侵蚀和分散。但他们首创了天命的意识形态，即天命使周从一块小地方崛起。中国后来建立的所有国家都继承了同样的观念，即君权天授。此外，所有随后的政权更替都有同样的宣言，即天命将权力从一个腐朽的王朝转移到一个更具美德的王朝。周朝为中国的统一和延续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话，这个神话主导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神话经久流传，现在也成为西方标准的中国观，即在西方世界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有着庞大且异常持久的统一文化。
连续性不易实现。到公元前1000年，前一个千年里走向衰亡的国家遍布欧亚大陆。世界上某些最壮观的帝国解体了，神秘的灾难也中断了许多最为复杂的文化的历史。宏伟的宫殿控制的食品分配中心关闭了，贸易中断了，定居点和纪念碑也被遗弃。哈拉帕文明消失了，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消失了，赫梯也消亡了。在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传播着他们自己的语言。苏美尔语退出了日常使用，慢慢成为一种如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拉丁语一样的纯粹的象征性语言。苏美尔的城市崩溃了。它们的记忆主要保存在来自高地和沙漠的入侵者用来颂扬其国王统治的称号中。乌尔沦为一个宗教仪式中心和旅游胜地。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此时中国处于周朝的统治时期。文明的某些方面幸存了下来，但是它的重心被转移到了上游地区。社会和日常生活本质上保持原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重复出现的模式。与此同时，在新世界，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有有关环境的雄心勃勃的行动，但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持久力。
尽管在公元前2千纪的转折点后，失败者多于成功者，但埃及的顽强幸存成了一个突出的案例。公元前2千纪末抵御外敌入侵的成功使埃及农业系统的基本生产力得以保持。即便如此，埃及的发展也受到限制。努比亚也就是今天的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的瀑布区，公元前1000年它从埃及的记录中消失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因为沿尼罗河扩张其帝国一直是埃及最坚定的目标之一。大量的象牙、努比亚提供的雇佣兵，以及使埃及的黄金“像大海的沙子一样充沛”的河流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的注意力引向南方。埃及开始对中非产生兴趣是在公元前2500年，当时探险家哈尔胡夫（Harkhuf）进行了三次探险，带回了“香料、乌木、香油、象牙、武器和各种上好的特产”。哈尔胡夫俘虏了一个侏儒，“这个来自精灵之地的人会跳神圣的舞蹈”，这令年幼的法老佩皮（Pepi）着迷。在给探险者的信中，法老下令要非常小心地看护他：“每晚巡查十次。因为我希望见到这个侏儒，比见到西奈（Sinai）和蓬特（Punt）的所有产品更为迫切。”
交流和商业导致位于第二瀑布以南，与埃及相仿的努比亚国家的形成。埃及试图影响或控制这个国家，有时建立要塞据点，有时发动入侵，有时将自己的边境向南推进到第三瀑布之外。当努比亚人变得越发强大，越发难以驾驭时，法老们的铭文里出现了对努比亚人的诅咒。最终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ut-mose Ⅰ）发动了一场进军第四瀑布以南的战役，征服了库施（Kush）王国，使努比亚成为其殖民地。埃及在努比亚修建了大量要塞和寺庙。最后一座寺庙是位于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用来纪念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它是埃及建造的最宏大的纪念建筑，存在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它一直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就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埃及农业赖以成功的尼罗河只有很小规模泛滥的记录。这已临近公元前13世纪末期，埃及濒临毁灭。在投入了如此多的努力和情感之后，埃及在公元前2千纪末放弃了努比亚，这说明了埃及对收缩的需求是多么急切。
四个大河流域以及后来较小的国家出现不稳定局面的原因比一般的危机理论所解释的要普遍得多。如果哈拉帕社会在淤泥丰富的印度河流域都无法持续，那么赫梯人或奥尔梅克人或克里特人或安第斯人在更不利的环境中的野心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悖论困扰着那个时代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致力于人口增长，但随着被征服的领土离中心越来越远，所推行的扩张目标变得不可持续。他们的社会建立在集约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这迫使他们过度开发环境。他们聚集了大量人口，这令他们更容易遭受饥荒和疾病的威胁。敌人包围着他们，嫉妒他们的财富，憎恨他们的权力。他们激发了自己边远地区的对手和模仿者，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当他们的食物分配程序失效时，就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移民浪潮。他们的统治者在失败和反叛面前自我谴责，因为他们生活在谎言中，操纵着不可靠的神谕，与心不在焉的神谈判，与敌对的自然讨价还价。在某些情况下，大转折期间失败或衰退的传统只是被转移，并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在另一些情况下，大转折之后是持续时间不等的黑暗时代，也就是成就减少的时期，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证据。
[1]英文原文误作“7000年前”（7000 years ago），据实修改。
[2]指妇好。妇好墓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被发掘。
[3] 指夏桀。夏桀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击败，随后商朝取代了夏朝。
[4] 即胡夫（Khufu），“基奥普斯”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
[5]英文原文作“梁山”（Liang Mountains），但未见相关墓葬遗址。下文“混夷駾矣”（living among the barbarians）语出《诗经·緜》，该诗叙述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居岐山周原的故事。《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与私属“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按《史记正义》，“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则此处所谓“梁山中的墓葬群”或为岐山周原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