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南梁散骑常侍贺琛启奏，陈述四事：

其一，认为：“如今北边（东魏）已经向我们稽首顺服（吹牛，人家是远交近攻，安抚南方，专心对付西魏而已），正是生聚教训之时（引用《左传》典故，伍子胥的话：‘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生聚：繁殖人口，聚积物力；教训：教育，训练。越国积蓄力量二十年，吴国就成了他的小池塘了），而今天下户口减落，边关之外，尤其严重。郡不堪州的压榨，县不堪郡的剥削，更是互相骚扰，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各自流亡他乡，这岂不是州牧郡守之过！东部户口空虚，都是因为朝廷派去各种摊派的钦差太多，穷幽极远的地方，也没有放过一个，钦差所到之处，骚扰县邑，懦弱的县令，则拱手听其渔猎，狡黠的长吏，又乘机加倍贪残，就算有清廉公平的县官，郡里也不会放过他们。如此，虽然每年都颁布减免税赋徭役，让百姓恢复生业的诏书，但百姓仍然不能返回故土家园。”

其二，认为：“如今天下郡守县宰之所以贪婪残暴，都是风俗奢靡使然。如今的宴会，竞相攀比夸耀豪富，水果堆成山，菜肴摆得像绣花的绸缎，汉文帝当年盖露台花了一百金，那钱放到今天都不够一次酒席的开支！而宾主之间，也不过吃饱而已，人还没下桌，菜肴已经撤下抛弃，变成腐臭。再者，什么人可以畜养歌伎，也没有等级规定，身为牧民的官吏，搜刮到亿万家财，退休回家之后，也支持不了几年，就全被这种豪华宴会和歌舞用具消耗一空。花费的是金山银山，得到的不过是片刻欢愉，于是更加追恨在任时捞得太少！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做官，一定变本加厉，吞噬民财，这是何等荒悖！其余各种荒**奢侈之事，再写一百条也不够，习以成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再想要郡守们清廉，还做得到吗？应该严格禁制，教导大家节俭，纠察举报浮华之事，改变他们的耳目所欲。人们并不愿意失去操守，只是耻于赶不上别人，所以勉强为之；如果朝廷能以淳厚朴素为先，一定可以矫正流弊。”

其三，认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官，无不上奏言事。但是，一些斗筲小人，得了这种机会，就想用诡计手段，谋求升迁，不论国之大体，不心存宽厚；唯务吹毛求疵，专门深挖别人的过失，以苛刻为务，想方设法，把别人绳之以法。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实际上是自己作威作福，犯罪的人越来越多，而逃避法律惩罚的路子也越来越广，增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原因都在这里。如果能要求他们有公平之心，摒弃内心的奸诈，则在下位的人可以安心，在上位的人可以清净，就不会再有人心存侥幸。”

其四，认为：“如今天下无事，但劳民伤财的事情却好像永远也做不完，应该减少工程，节省开支，工程减少了，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开支减少，财富就能积聚起来。朝廷各部门，应自纠自查，不要大兴楼堂馆所：凡京师所有官署、官邸、市场及礼乐、车服、旗章、军事装备，四方各驻军基地、驿站、宾馆，凡是应该废除的，一概废除；可以裁减的，一律裁减。不是急需的建筑，不是急需的差役，最好全部停止，以息费休民。这样畜积财富，是为了真有大用的时候有得用；休养百姓，也是为了将来有大战役、大工程时能够征调。如果说小事不足害财，就终年不息；如果认为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如此，就难说怎么让国家富强，而图谋远大了。”

奏书递上去，皇帝萧衍大怒，把主书召到跟前，口授敕书以斥责贺琛。大意是：

“朕有天下四十余年，从公车转来的谏言，每天都会听到，所陈述的事情，跟你说的也差不多，只是苦于公务繁多紧迫，也不想让这些琐事来添乱。你不应该跟那些烂人一样，只是为了自己扬名，在道路上宣扬，说：‘我能上事，只恨朝廷不用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百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们向谁索取？谁又给了他们？你把具体事实明说，我也可以诛杀罢黜，更择良才。再者，士民饮食过分奢侈，如果朝廷要加以严禁，那各家各户，房屋密集，曲里拐弯，朝廷怎么能知道？如果挨家挨户去搜检，恐怕更增苛扰。如果你所指的是朝廷，那我没有这样的事。之前祭祀用的牺牲太牢，早就不再宰杀，朝中宴会，菜蔬而已；如果还要减省，恐怕人家要讥刺我是《蟋蟀》了（《蟋蟀》是《诗经》里的一篇，讥讽鲁僖公过分节俭，不合礼仪）。如果你是指我做的佛事功德，那用的都是自家菜园里的蔬菜，一种瓜做成几十种菜，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因为变化，所以显得多，又有何奢侈浪费可言！

“我的宴会，都是私宴，不是公宴，从来不用国家的钱，这么多年来，下到宫人，都不吃国家之食。我所营造的工程，也不用材官及国匠，都是我自己私人出钱，雇人完成。官员有勇有怯，有贪有廉，各有各的用处，也不是朝廷给他们插上翅膀，放他们出去作恶！你认为朝廷有错，你自己不也甘之若饴吗？你应该想想，让朝廷犯错的人是谁（萧衍的意思，是说贺琛自己也奢侈）！你说：‘应该导之以节俭。’朕断绝**三十余年，所住的房间不过一床之地，宫中没有雕饰之物；平生不饮酒，不好音乐，所以朝中宴会，也未尝奏乐，这是大家都看见的。朕三更天就起床治事，随事多少，事少时中午可以处理完毕，事多时到太阳偏西才能吃饭，一天就吃一餐，不分昼夜；以前我腰围超过十尺，如今瘦削，才二尺有余，旧的腰带还在，不是我妄说。我这是为了谁？不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吗？

“你又说：‘百官无不奏事，用诡计谋求升官。’如今不让百官奏事，那让谁来奏事？难道专门委派一个人负责奏事吗？那会得到什么？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如果专听一个人的话，就委任给一个人，就像秦二世委任赵高，王政君托付给王莽，指鹿为马，又值得效法吗？你说‘吹毛求疵’，是指何人？‘擘肌分理’，又是何事？要裁减官署、官邸、市场，你具体说，哪一所应该裁除？哪一所应该缩减？哪一处兴造不是急务？哪一处征求可以缓行？每一件你都说具体，然后再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你都具体一条条列出来！如果没有具体条目，就是欺罔朝廷。我拿到你重新上奏的奏书之后，再详细阅览，并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让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出现在今世。”

贺琛只能承认自己错误，不敢再说。

皇帝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书法、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天四更天就起床视事，执笔批阅奏章，手都冻得皴裂了。自天监年开始修佛，长期斋食，不吃鱼肉，每天就吃一顿饭，只有菜羹粗粮而已，有时遇到事务繁重，到了中午就漱漱口，也不吃饭。身穿布衣，木绵床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棉被盖二年，后宫贵妃以下，长裙都不拖到地面。也不饮酒，除非宗庙祭祀、大宴会及诸法事，未尝演奏音乐。就算独坐在幽暗的房间里，也衣冠端正，大热天小坐，也未尝卷起袖子或露出手臂。对宫内的小臣奴仆，也像面对国宾一样彬彬有礼。但是，对士人太过宽大，州牧、郡守大多渔猎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挑剔别人的小毛病。多造佛塔寺庙，公款私财都没少花。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所以贺琛启奏进谏。皇帝厌恶他说到实情痛处，所以发怒。

【司马光曰】

梁高祖不能善终，也是应得的吧！人主听人进谏，容易犯的毛病在于细碎而无大略；人臣进谏的毛病也在于烦碎。所以，明主以掌握大方向和关键，为驾御万机之本；忠臣也陈述大体，以格正君心之非。如此，身体不必劳苦，而功效长远，言辞简约，而获益甚大。看贺琛的谏言，并不算多么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自己的短，夸矜自己所长；诘问贪暴之人具体名字，问劳费的具体是哪个项目，知道贺琛难以回答，故意去刁难他，让他理屈词穷。自以为蔬食之俭为自己盛德，日夜操劳为天下大治，自己做君王，已经够可以了，群臣的箴规，也就不足为听。如此，其他那些切直之言还超过贺琛者，谁还敢说话！于是，奸佞居前，视而不见（指朱异、周石珍、萧正德之徒），大谋颠错，而不自知（指之后接受侯景而又出卖侯景），名辱身危，邦国颠覆，宗庙绝祀，为千古所笑，岂不哀哉！

16 南梁皇帝崇尚文雅，疏远忽视刑法，自公卿大臣，都不把司法当回事。奸吏们就招权弄法，收受贿赂，像市场一样公开交易，被冤枉滥杀的人很多。大概被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每年有五千人；被罚做苦工的，分为五种（会木工的当木匠，会炼铁的当铁匠，会制皮的当皮匠，会染布的当染匠，会烧窑的当窑工），没有专长的，则戴上脚镣，关进牢房；如果生病，可以暂时解下，于是囚徒能有钱行贿的，没病也说有病，可以解下；没钱行贿的，有病也不能解，更加剧痛楚。当时王侯子弟，多骄**不法。皇帝年老，厌倦政事，又专精佛门戒律，每次裁决重罪，则终日感到凄凉；遇到谋反的大逆之罪，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而宽宥。于是王侯们更加骄横，甚至白天在大街上杀人，或者暮夜公行抢掠，有犯罪亡命的，藏匿于亲王家中，有司也不敢搜捕。皇帝自己也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止。

【华杉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