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全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自欺），执法者在对法的理解方面明显高于K，他们对K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教育他，告诉他法的存在及其威力。顽固的K却一直生活在表层，死抓住虚幻的根据不放。执法者与K的这种关系揭示出人的启蒙是何等的艰难，完全的启蒙又是如何的不可能。在尘世的大舞台上，半瞎的K只能凭本能向前摸索，用皮肤感受光的所在。

如果K不被捕，K与执法者们就会一直互不相干地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是种不能成立的假设）。由于这没有先例的逮捕事件，一条昏暗狭窄的通道便在那破破烂烂的法院楼上出现了，K稀里糊涂地走在这唯一的、为他而设的通道上，似懂非懂地与法相遇，开始了重新做人的历程。执法者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些标志，路还得靠他自己走。不如说，K在尘世中生活了三十年，这条隐秘的通道从来就在那里，这通道是为他而设的，执法人也是为他而存在；他们一直在等，等一个契机，他们终于等到了他的被捕，等到了将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这一天。法律绝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消灭K的生活，法只是要在K的生活中设置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强迫他意识到它的强大。

艺术家与真实

由于画家与法的特殊关系，K在别人的劝告下决定去找他帮忙。这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居住在很高的阁楼上，阁楼又破又小，里头空气污浊，周围环境坏到不能再坏。种种描述都使人联想到居住在人群之上的艺术家的真实的精神状况。画家早就等着K的到来，但他对待K的态度既傲慢又不动声色。K首先在他那里看到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名威风凛凛的法官，法官所坐的椅背上画有一名正义女神。女神托着天平，眼睛上蒙着布，正在飞翔。K大惑不解：女神的这种姿态又如何能保证天平做出公正的判决呢？这不是违反常情的吗？画家解释说，法官正是要求他将女神画成这种样子，他是遵旨办事。最后，他在法官的头部画出了红色的光环，将正义女神画成了狩猎女神。无疑，这也是法官的意旨。K不明白，在这个特殊的法庭里，正义绝不是放在不动的天平上来衡量的，正义女神就是狩猎女神，她不用眼睛寻找罪，猎物（罪）自会将她吸引过去。这位为法所雇用的艺术家，不过是将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画了出来。身处世俗而又长着特殊眼睛的K被他的画所吸引住了，但是没有看懂，因为他眼前有障碍物。

画家首先问K是否清白无辜，得到K的肯定回答之后，画家便心中有数了。一个自认为清白无辜的人，肯定是对法一无所知的人，这样的人注定要一辈子进行无望的反抗。画家告诉K，他的辩护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虽然这样，画家还是决心要帮K的忙（也许K正是他的创作的永恒主题之再现？），他打算利用自己与法官的私人关系来对法官施加影响，使他们做出符合K的心愿的判决。关于K的选择范围，画家提出了三种可供他选择的出路，然后分别对这三种出路加以解释。解释完毕之后，K才知道对他来说这三种出路在本质上全都一样，都不是他所愿意的。第一种出路形同虚设；第二、第三种则都是将他永远置于法的铁网之内，并时时感觉到惩罚临近的逼迫，于是不得不尽力挣扎，直至最后。原来就是为了让K获得这三种判决中的一种，画家打算为他奔忙。画家对K的前途的分析比律师更直露，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K昏头昏脑。在那狭窄的阁楼上，真实以稀薄污浊的空气的形式体现出来，画家在这种空气里很自如，很活跃。但K却不能**裸地面对这种可怕的真实，这种真实使得他不能呼吸，他急于摆脱画家，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也就是回到他所习惯了的自我欺骗的世界里去，把这一切不痛快通通忘掉。然而画家还不放过K，好像非帮他的忙不可，甚至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找他他就要亲自去银行。在此处二人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使我们再次想起罪吸引着法，想起椅背上的狩猎女神。可以在K的案子里帮得上忙的人就是些这样的人，他们使K心中虚幻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通过清楚的分析将真实描绘给他看，他们身上体现出法的冷峻而飘逸的风度。生活在尘世中的K不能接受他们，每次交往的结果都是一心要远离他们。

从画家的家中出来，K才弄清楚画家的住处正是法院办公室的一部分，这个发现使他更加沮丧不已，像贼一般地逃离了现场。K的害怕表明了他其实是感觉得到真实的，感觉得到真实并不等于就可以生活在真实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完全的真空里，即使是如画家那密闭窒息的阁楼上，也会有充满煤烟味的稀薄空气渗透进去的吧。像K这样的凡夫俗子，他的肺和心脏都绝对适应不了那种环境的。

初出茅庐者与老运动员

商人布洛克是个有五年官司经验的被告，接手他的案子的律师就是接手K案子的同一名律师。K与布洛克在律师家里相遇，布洛克向K介绍了自己打官司的经验。从对话中可以看出，K自以为是，狂妄到了愚蠢的地步。他用世俗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案子，对于法律方面的事务一窍不通，又不听劝告。与K的愚蠢形成对照，布洛克十分精明，谦虚好学，又有耐心，五年的被告生涯甚至使他对自己的官司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为打官司他用掉了全部的生意资金，也丢掉了从前的地位，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对于自己官司的一些经验以及案子的拖延。布洛克沉浸在自己为案件所做的努力中，毫不怀疑自己的每一项行动都是必要的，他的信念使他彻底抛弃了过去的生活，而自己并不后悔。他的例子就是自审导致人性升华的例子。然而布洛克的经验只是给K带来更深的绝望。一想到自己要像布洛克那样活着，K觉得自己还不如死了好。布洛克也有羡慕K的地方，他说K的案子刚刚开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这一点大律师才特别重视他的案子，而他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在黑暗的记忆深处的那些原始的能量吧，五年马拉松式的官司已耗尽了商人身上的这些能量，他的前途差不多已清楚了，他本人也干瘪了，乏味了，律师对他的兴趣也就不如对K那么大了。布洛克还提到，在K这个初犯的被告身上，就有某种神秘的迹象（嘴唇的线条）暗示了他那暗淡的未来，所有的人都看出了K的罪是死罪，而且担心他身上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来，这一点谁也救不了K。布洛克的描述是想说明法正是被神秘的、迷信似的能量启动的；身上这种原始能量越多的人，罪也就越重，法也就越被他所吸引。

K虽然觉得布洛克的经验介绍使他大长见识，可是对他的官司毫无用处，他急于在官司上获得看得见的进展，并且最终摆脱官司。布洛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其实是他知道摆脱的不可能，于是转而着眼于过程本身。他的这种泰然处之的态度使得K不耐烦了，同时这种逆向的思维还威胁着要动摇摧毁K的那些支撑，K于冲动之下终于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冒失举动。

布洛克最后在大律师面前的表现不但让K绝望，还使他觉得丢尽了脸。他就同律师的一条狗一样，以身作则在K面前表演对法的驯服，他的举动令K恶心。奴颜婢膝并不是布洛克的本性，仅仅只是在法面前他才如此自觉有罪；他已经完成了改造，变成了工具。在还没有完成改造的K的眼里，他是不可理解的、陌生的异类。大律师让布洛克表演的目的就是要向K表明：布洛克的现状将是他的未来，K必须习惯这一切。如同意料的那样，K身上蕴藏的活力是要与这一切对抗的，他决不能习惯做一个工具。在法的面前，他是浑身沸腾着热血的初出茅庐者，而布洛克是已耗尽了心血的老运动员。K的冒险倾向与莫测的未来使大律师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对这个青年的爱和无可奈何让他长久地叹息。

囚犯的自由

从被捕那天起，K成了一个特殊的囚犯，一个自由的囚犯。又由于法的存在，更使他不断地体验到这种自由。短短的时间里，他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后果、违反原则的事情，例如在法庭上大吵大闹，蔑视官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甚至发展到一意孤行解聘律师。被捕以前，K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遵纪守法，谦虚谨慎，工作勤奋，但似乎是，他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滋味。他有时与妓女稍微胡来一下，不过那种行为是受到尘世中的法律的保护的，因此也谈不上自由。是被捕使他丧失了理智，还是法本身就带给人自由呢？

K虽然被捕了，他的案子却没有做出判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延缓的判决使得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在游离的状态下无论他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他处处面临着选择，而他的选择又没有任何参照。既然没有参照，K的选择就完全遵循惰性，遵循从前生活的标准来进行了，这种选择是最糟糕的。法的确带给人自由，但这自由是一种克服不了的困难—无论怎样选择都是错误的。人只好在错误中体会自由。书中多次提到法对于K的优待，因为他的被捕，他差不多是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凡是别人提醒他不可以干的那些事（看守、律师等人的警告），都是种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为了唤起他对法的意识。自始至终，法从未要求、鼓励过他去干什么，也从未真正阻止过他去干自己要干的事。法，由于其本身的抽象和空洞，似乎可以被K忽略不计。然而，即使在忽略不计之际，也会不断体会到这种可怕的自由的隐约威胁。法总是在他的意识深处提醒：犯法吧，犯得越多，最后的惩罚就越重，不过惩罚还不到时候，继续犯法吧！

神父对K说，法院是不会向他提要求的；K来，法院就接待他，K去，法院也不留他。所以K第一次得到法院含糊的口头通知，赴法院参加了开庭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通知了。K第二次再去法院是出于内心的意愿，也就是说他是主动去的。他这种自愿是法于无言之中教会他的。K的那些自由的举动并不地道，往往十分笨拙可笑，时常是气急败坏的、短视的。不过那毕竟是某种选择，自由的选择，与他从前那些胸有成竹的举动，那种按既定目标的努力有天壤之别。作为普通人的K一点也不习惯这种自由，总想回到先前作为伪装的外壳里去，可惜那外壳已被法的无情的手剥去了，粉碎了。是不是可以说，K的被捕也是自愿的，是潜意识深处的一种选择呢？法是先验的，你意识到它，它就存在。这是K的案例告诉我们的。

选择了被囚的生活方式的K，每天仍然过着一般人的生活，这生活由于意识深处法的存在而变成了行尸走肉。似乎是，法要把K变成一个工具，一个彻底如行尸走肉的人，同时法又在踌躇，因为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完全做到的，如果做到了，法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法总是挑选那些生命力旺盛、反抗性最强的个体来体现自己，这样的人绝不甘于做工具，而要尽力挣扎，将能量耗尽。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对法的冒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本身就是个最大的矛盾。

在那个神奇的早上，的确有种陌生的东西在K的体内苏醒，这就是法的意识，这意识随案情的发展一步步露头，强制性地挤进了K的日常生活，在囚禁他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使他变成了赤条条无牵挂的自由人。

从K自白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虐倾向

执着于世俗支撑的K，内心总是那么冲动、焦虑、烦恼，总是那么急于要向他周围的人表白清楚他的想法。他自认为思路清楚，无懈可击，受到了天大的冤枉，每次他将他的冤屈向人表达时，才发现别人一点都不理解他的看法，甚至对他的看法表示厌恶和害怕。

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K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很明显，从K的案件发生的那天早上起，他周围的人就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世俗之徒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与法发生了关系。这些与法发生了关系的人立刻在K的眼中显出了陌生化的倾向，站在K所不能理解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由于K的思维方式在原地没动，而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K那些理直气壮的话，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法的角度来看，就显得无比的可笑了，就像是有人躲在后面对他进行恶意地讥笑似的。他越慷慨激昂，他的话越显得荒谬，因为参照物已彻底改变了，变成了他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而他还不知道。于是，在K那些徒劳的辩白的文字背后，有一副恶毒地微笑着的面孔，那面孔透露出因为自虐而感到无比痛快的表情。

第一次辩白发生在K与房东太太之间。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他要在房东太太面前否决这件事。他开始调子很高，满怀说服别人的期望，后来却因为房东太太的反应而完全泄了气。房东太太其实是从心里要维护K的，她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她为K的处境而难过。K却被她这种同情激怒了。是谁蒙在鼓里呢？当然是K。K又为什么这么容易地泄了气呢？大概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怀疑吧。谁也不会站在K的立场上来看待发生的事，只除了他自己。

最精彩的辩白是K在法庭上的辩白，在那些老谋深算的法官眼里，K是个令人厌恶的跳梁小丑，这个小丑是如此的不甘寂寞，还要将世俗陈腐的老生常谈搬到法庭上来宣讲；而且居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公开指责起法的机构来，这不是发了昏又是什么？对于至高无上的法来说，油漆匠和银行襄理又有什么区别？还有比K这番话更荒谬的吗？所以法庭因为这番话闹开了锅，每个人都笑得弯下腰去，浑身乱颤。笑过之后便只剩下对他的无比蔑视。由看不见的导演执导的这场残酷的闹剧在不动声色中收了场，我们不由得感叹：这真是自我幽默的极致！这种幽默已达到了自虐的地步。

就是这样一个K，居然瞧不起老被告布洛克，无端地认为自己拥有某种超出于布洛克的优越性，而实际上，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布洛克心里很清楚K的处境，也许他将K的态度看作某种矫情，因而无比厌恶与鄙视。他恶狠狠地教训K，告诉他真情，K竟没有听懂！这真是天大的玩笑！K拿自己的性命在开玩笑，他无知到这种地步，真让人伤心。接下去他又在神父面前辩护，还攻击法庭，弄得神父于气愤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大喊大叫起来。神父的惊叫既是愤怒又是怜悯。眼睛上蒙着布的K一点都看不到即将发生的事，非要将滑稽剧演到底。可是他看不到的事马上就要经历到了。

自娱——一种高级的生存方式

在法的高压之下，在大局已定，前途明了的情况之下，人还能干些什么呢？大律师、商人布洛克，以及最后出现的神秘的监狱神父，他们都在干着同一桩事—自娱的游戏。这种游戏是他们精神生存的方式。为了无牵无挂地游戏，商人布洛克抛弃了财产和地位，沦为法的可怜的附庸；大律师不顾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全力以赴来接手K的案子；而谜一般的监狱神父，他是多么津津有味于黑暗中的那番分析啊。这三个人都对自己所干所说的事怀有浓厚的兴趣，那种对于内心困惑的分析，那种原地踏步似的努力，那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大律师对K的那些长篇大论似的劝告，从表面看近似夸夸其谈，其实他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是他多年职业生涯的经验之谈。他的话自相矛盾，推论的结果相互抵消；与其说他是在提出劝告，还不如说他也是为了自己而谈论，而谈论的动力是他对过程本身的着迷，或者说他需要借K的案子来对自己做心理治疗。他年事已高，内心的负担使他只能大部分时间躺在**思考，K的案件使他又一次找到了精神的出路，使他的才干和推理的能力又一次得到出色的发挥。他这一生可以做的，也就是这些推理了。推理使他获得了短时的满足，之后又是更为黑暗的、虚无的压迫，促使他重新躺回**去休息他那衰弱的心脏。如果说他全是为了自己才接手K的案子也不公正，他也是为了K，他与K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是同样的，所以才需要齐心协力。在这方面K真是一点都不理解他，也听不懂他的话；K对精神上的事兴趣不大，只关心尘世中那点虚幻的利益。相对来说，律师差不多是承担了案件的全部重负，而K，由于无知并不能感觉到真实的情况。

商人布洛克主要是用行动来进行自娱的游戏的。他不但时常守在大律师的家中等待他接见，还自己花钱又雇了五个业余律师，奔跑于这些人之间，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说，他为自己的案子而活，时刻都在打探关于案子进展的消息，并渴望与人谈论分析，以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所谓下一步的行动也不过是进一步的打探与谈论。他从未像K一样想过要摆脱自己的官司，相反他走火入魔，每时每刻都纠缠在官司里头，虽然害怕却又其乐无穷。当K问他雇用五个律师有什么用时，他回答说自有用处。他所说的用处是指律师能给他带来打赢官司的希望。但是他并不急于要打赢官司，似乎是，也不很关心短时间内的效果，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事。那么他请这么多律师只能看作他的一种特殊的兴趣和需要。他需要时刻与法发生关系，他需要与和法有关系的人探讨他的案子。他的这种畸形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终身的追求。

出现在最后的监狱神父似乎是带给K答案的人，奇怪的是他说出来的答案根本不能算一个答案，反而是对任何确定答案的否定。他在黑暗中牵着K的手，将他引向矛盾的顶峰，并对K言传身教，让他与他一道来体验这个世界构成的基础。面对着K，这位老哲人十分兴奋，思维就如潺潺流水般活跃，K受到了感染，明白了一切，却不能像神父那样超脱，只因为两人的立足点不同。神父的兴趣在于揭示世界的根源，K的焦虑是世俗的焦虑。在黑暗中的烛光下，在教堂庄严而恐怖的氛围里，人的精神伸出了触角，两极终于相通了。

与自我相逢的奇遇

饱受内心折磨之苦、眼看就要被恐惧所压倒，但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K，在那个阴沉沉的雨天来到了大教堂。他到底是被骗而来，还是遵从神秘的召唤而来，这之间毫无本质区别，他个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紧的，因为他是自愿的。身穿黑袍的杂役成了领K走向最后审判台的领路人。这位奇怪的引路人，并不向K明确地指路，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让K自己似乎是无意中走到了小讲坛的那一边。那小讲坛就是审判官的位置，神父一会儿就上来了。在这个低矮得连腰都伸不直的、折磨人的小讲坛上，神父开始了对K的审判。K开始只想逃走，后来却又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只是看起来像偶然的）而留了下来，在那死一般寂静的地方，独自一人面对神父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这是怎样一场审判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既没有具体定罪，也没有任何盘问，神父与K之间那场关于法的讨论也像是在夸夸其谈。但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才是这样。一旦我们真正进入神父的思路（就像K强迫自己所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感到，这正是一场最后的、生死攸关的审判。在这场审判中，神父为K描绘了K自身那凄凉的、毫无出路的生存蓝图，所有的谜底都在那里头得到了揭示，只是将结论作为最大的谜留给了K自己。神父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如此明白底细？又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现身？为什么K与他的会面既像是预先决定，又像是不期而遇？为什么K在如此暧昧的情况下见到他，却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会发现这位神父多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要回避的那个影子，多么像只有当我们灵魂出窍时才会见到的那个人！是的，神父就是K一直将他抑制在黑暗深处的那个自我，他在命运的最后关头于黑暗中出现，来向K讨还债务了。只是这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这是K自己向自己讨债，神父不过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这一事件。审判结束时，K心中残存的那一丝侥幸心理被神父当面击碎，真实呈现于眼前。

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就会发现，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中，K的自我并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它曾经由多个人物担任，这些人物随案情发展而轮流出现。只不过在案件的初期阶段，由于K认识上的模糊，也由于对世俗的迷恋，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显得分外陌生，特别不能接受而已。逐步认出这些人的过程就是审判的过程。核心的人物是看守、打手、检察官、画家与律师；其他的一些人物则是他们存在的补充。这就是说，K周围的这些人才是K的本质，本质是相对不变的，K自身倒是不断演变的。K只有通过不断演变（不断向法靠近），才会认出自己的本质，而本质又是通过K的演变来得以体现，否则无法确定其存在。K演变的结果使得每一阶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单纯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然而不论面貌多么不同，他们都是执法人。变化的只是K,K没有确定的罪名，因而罪犯的身份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身份的悬置，他必须要不懈地努力，以消除（或确定）自己的犯罪嫌疑，改变自身不确定的局面。这样，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一种永不安宁、不断向上（或向下）、向着完善（或毁灭）而演变的形式。这些体现自我的角色尽管有着相同的本质，在发展中呈现的面貌还是各不相同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越是处在认识低级阶段的角色，生活气息越浓（如看守、打手的俗气），越到了高级阶段，角色越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偶像（如神父）。所以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抽空生活的过程，这种抽空发展到顶峰，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K的身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走极端的倾向（或称为自杀倾向），他凡事要弄个水落石出，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在那间令他呼吸困难的阁楼上，画家向他指出了两种出路，这就是“表面宣判无罪”和“无限延期”这两种活法。画家苦口婆心地解释，内心暴烈的K根本不想听，也坚决不能接受。就是他这种走极端的倾向导致了过早的结束吧。但是怎能不走极端呢？他也知道画家和律师向他指出的活法有可能拖延得更久，但以他的性格，他没法那样活。不断地抽空、抛弃，向着纯净的虚无义无反顾地进发，这是K的方式。他是不自觉的，又是自觉的。在进程中，浓郁的氛围不断地将他引向越来越深奥的自我。

生存模式结构

A.乡下人—看门人—法

B.K—神父—法

从K的世俗辩解与神父的分析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K的思维是单向的、仅仅从生命出发的，神父则是将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矛盾来看，即不仅仅考虑到生，而且考虑到死（法）。神父将矛盾的两方面都透彻地分析过了，而关于究竟要不要活这个问题，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困惑，最后是K用行动来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神父责备K近视（“你难道不能看得更远一些吗？”）、过于欺骗自己；接下去神父却又用寓言证实了乡下人自欺的合理性，并说：“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与错误理解并不相互排斥”“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可见神父并不反对K自欺，他只是要引导K达到有意自欺，即明知道是自欺还要自欺。在神父的精湛分析中，世界（精神世界）由三部分构成：乡下人，看门人，法。乡下人与法构成矛盾的对立面，而看门人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三者缺一不可。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大门专为乡下人而开，为什么乡下人永远不能真正进入法，为什么看门人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法的纯洁性，又要维持矛盾的对立（给乡下人凳子坐，耐着性子听他哀求，收下他的贿赂，甚至对他做出小小的挑逗）。只要乡下人活一天，这种三权鼎立的局面就会维持一天。所以看门人说出乡下人不能进入的第一句话之后，暗示的是第二句话：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专为某人而开的门是法的大门，是永远不能进去的4。乡下人理解成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去，于是在门旁等了一辈子。乡下人的这种理解也是看门人暗中希望的（当然也可能乡下人也是有意自欺）。两种愿望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促成了矛盾持续下去。所以说：“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并不相互排斥。”整个过程中，看门人所说的话就同神父一样模棱两可、自相矛盾，而他们都在这种矛盾的思维中表达出对生存的困惑。他们并不要消除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要说明、突出矛盾，当然他们用以说明的方法也是矛盾的。所以K听了神父的解释之后，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变得模糊和无比深奥起来，超出了他世俗的想象力，并且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关键就在于法和乡下人总是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的；而作为中介的看门人，则具有两者的特点，这就是他，也是神父那无限的困惑的根源。K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总忍不住要攻击、贬低看门人（要么说乡下人受了看门人的骗，要么说看门人也是愚蠢的受骗者），一方面是由于他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种需要中产生的单向的思维方式。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神父说服，但已模糊地感到了那个不为自己完全了解的、极其丰富而深邃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对立的两极，每一极都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而这两极又相互反映、互为本质。没有谁能比神父更丰富、更全面；同样，也没有谁比他更困惑、更矛盾。就这样，K从神父那里听到了那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并跟随他的思路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遍彻底的拷问。出路并不是神父关心的，他只是要揭示过程，他要让K在彻底自由的情境中领略过程的专制性—法的先验性，不可选择性。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从K被捕的第一天起，周围的人就在向他重复同样的道理，只是说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没有千百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厉的重复，人是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惰性的；当然就是努力过了最终也还是战胜不了，最多打个平手，因为惰性是生存的前提。也许可以说，神父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圈套，一旦被套住就别想再出来。不过神父又并不主张束手就擒，他只是向K展示了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景。因此同样可以说，K的自取灭亡与他无关，只是K个人的选择。如果K不是这样走极端，还会有别的奇迹出现，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也仍然会演绎成这同一个模式。

生活在神父模式中的艺术家总是有两种冲动、两种标准。他既想揭去面具**在真实之中，又对于这戴着面具的人生无比迷恋。这两个方面不时发生冲突，但总的来说是平行发展，分不出高低的。K的自取灭亡也不过是暂时的放弃，否则远方那细瘦的身影也不会出现在灯光下了。彻底放弃必定是漆黑一片。

法是一个过程

法到底是什么呢？按照神父的见解，法是不能谈论的东西，它的尊严是不容怀疑的。看门人受雇于法，所以他的地位至高无上，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他。而作为普通人的K，只能用“人”的眼光去理解法，即将法与世俗的法庭联系起来，除此没有第二条路。但这种特殊的法是超出人的理解的、无限的东西，它只能被“感到”。在这场漫长的审判中，每当K用世俗之心去理解法，他就走向了法的反面，又因为只能有一颗世俗之心，K的罪就越来越深。即便如此，K对于法本身也绝不是没有感到，他是感到了的，所以他的态度一直在发生那种微妙的变化。在他身上，对法的感觉与出于惰性的误解同时进展。法不断地威胁着要解除他的全部武装（身份、名誉、地位），到了最后终于解除了。他与神父的会面就是法的意志的全部披露；误解消除，法的旗帜插在放弃了生命的躯体之上。

乡下人当然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于冥冥之中产生了要进法的大门的念头，于是抱定这个妄想寻到了法的大门口，从此就在那地方坐下来了。他是在等待和哀求的过程中，在痛苦的煎熬中，在看门人的冷酷中，逐渐体会到法的存在的。同样，K被捕的那天早上他就成了同一种自由的囚徒。既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自由地选择了法，法也就选择了他。于是他不得不逐步抛弃世俗的一切，这期间他差不多是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无论干了什么到头来全无所谓。他变得自由散漫，行为恶劣、卑鄙；简言之，由一名堂堂的君子变成了鬼鬼祟祟的小人。他只需要对一样东西负责，这就是法。但法总是隐藏在深处，态度暧昧，他为此痛苦，为此焦虑，为此于无形中进一步抛弃世俗的价值。但是法仍然不现身，它要的是彻底的皈依。K和乡下人的区别只在于K是世俗中的人，而乡下人是寓言中的人。寓言中的乡下人对法无比虔诚，一心一意地等，世俗中的K对法的态度是一种抗拒的屈从，即主观上要抗拒，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屈从。他是三心二意、磕磕绊绊地走在通往法的小路上的。结局相同，过程很不相同。

按照看门人的理解，法是什么呢？看门人从未看见过法，他也是于冥冥之中受雇于法的，他守住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去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开始体验到法的那一天。乡下人受到的煎熬越厉害，哀求越凄苦，看门人对法的感受也就越真切。如果说他自己无法证实法的存在，那么乡下人那永不改变的狂热，那以死相求的决心，还有他自己坚守原则的冷酷拒绝，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实。所以法不容怀疑。看门人的工作就是折磨乡下人，同时又任凭他怀有小小的希望，以此来体验法，捍卫法，并让法的**威通过乡下人而展示。也许对于他来说先有法后有乡下人，但那只是一种信念。同样可以说，有了乡下人，法才得以存在，看门人也才获得守卫的资格，法的过程也才展开。看门人在过程完毕时说他要去把门关上，那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职业。法的大门将随乡下人的死去自行消失。

在K的案件中，寓言中的看门人化身为一系列的人物—看守、打手、检察官、画家、律师，最后是神父。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法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与寓言中看门人那单调的过程相对照，这个过程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它是真理由模糊往清晰，由表面的偶然性往本质的必然性的展露，每一阶段都伴随了K内心滴血的体验。这些个看门人，既生活在世俗中，同时又为法服务，K一见之下往往认不清他们的面貌。K从这些人身上看不见法（“法只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但总感到他们有某种不同寻常之处。随着过程的深入，角色不断替换，隐蔽的方面才渐渐暴露；发展到神父出现的阶段，K的内心才完全认同了他作为看门人的身份。这位最后的看门人貌似严厉，实际上又给予K完全的自由（“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他的潜台词是法从不强加于人，一切都要等待K自己的觉醒）。神父完成任务之际，就是K觉醒之时，于是K觉醒了。这位最后的看门人是用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从根本上促使K觉醒的，他不仅仅像画家与律师那样向K描述了他那无望的前途，而且用一个寓言和对寓言的讨论向K呈现了他的生存处境的整体，以及各种可能性，他的话包含了**裸的真理。K，尽管内心仍在像以往一样反抗（因为他还活着），但终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真理。这种认识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如同神父对审判过程的描述一样（“过程本身会逐渐变成判决”），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渐凝固的，最后变成夹住K自己的一把铁钳。在从前，所有的人都在向K说着神父所说的同一件事，K也不是完全没听懂，但他就是要欺骗自己，不往那方面想（当然这种欺骗属下意识的）。在事件过程中，自我意识越来越频繁地从潜意识里冒出来，怀疑和动摇渐渐占上风，直到神父出场，世俗观念才全盘崩溃，自欺为自审所揭穿，K陷入了无法生活的致命的困境中。

1997年12月，英才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