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一方面，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这是“马克思没说过、前人没干过、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搞过”的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与其它转型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没有走私有化道路，而是采取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径。

经过20多年艰难探索，我国国企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微观层面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宏观层面的有进有退，再到目前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到产权多元化制度创新，正在一步步逼近关键时刻。与此相适应，国企改革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越来越紧密，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关系越来越密切。

回顾我国的国企改革历程，主要存在以下4方面的问题：

步履维艰，放之四海是难题

国企改革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它比私有企业公营化难度大得多。

想当初，我国建国初期把私有企业公营化，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可是从世界各国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改制都非常艰难。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原体制崩溃后实行全面私有化，进行得就很不顺利：

俄罗斯国有企业改制后，连续七八年经济倒退，国有企业的原有弊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垄断就能赚钱，所以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寄生虫阶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丛生，需要继续依靠国家补贴维持生存。要想将现有企业整顿到完全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至少还要5～10年。

德国合并之后，需要对原来东德的大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当时的设想是，把这些国有企业统统卖掉，可以卖几百亿马克。可是后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其中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和我国国企改革中的问题相似。例如当时的东德缺少有钱人，国企改制谁也买不起。无奈之下，只好由西德政府做主，在西德和西方国家寻找买主。可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到国外的问题，这个问题更难解决。经过多年摸索，德国的国企改革，前提条件已经确定为能够继续生产、没有工人大量失业。其他什么都可以谈，企业能卖多少钱也可以一再让步，但稳定生产这一条坚决没有商量余地。

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顺利多了。改革前，我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连理发店、粮油店、煤球店、早点铺等都是堂堂正正的国有企业。而现在，与人民群众生活打交道的企业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其余剩下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也要在三五年内完成改制。

2006年9月21日出版的、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持编创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认为，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内资民营企业投资总量每年的增长速度将近30%。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5%，预计5年后的比重将上升到3/4　1。

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已经有80%的国有企业完成改制，原有国有企业中70%的员工已经转移到非国有单位，2/3以上的财富是非国有企业生产出来的。这就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基本现状。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不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经济没有衰退，而且还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从这一点看，我国的国企改革成就确实了不起。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

例如，国企改革的一大代价，就是出现了上万亿元的银行坏账。因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要维持原来的亏损企业、让工人顺利过渡到新岗位、帮助国有企业盘活原有资产，所有这些都需要钱。钱的来源渠道虽然多种多样，但最后大多数都是银行买单。

虽然你可以说，银行亏损和坏账的原因是管理不善、主体不独立、社会信用不好，可是从整个国民经济转制过程看，确实是因为国企改革引起的。如果完全“公事公办”，银行坏账绝对不至于那么多。

有人会说，用上万亿人民币的银行坏账，去换取一个平稳的国企改革，是否合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仅仅一年增长的GDP就要达到1.2万亿元。也就是说，国企改革的成本一年就可以收回来。当然，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弄得不好这笔坏账将会引发金融危机，应当认真对待。

国企改革的另一个难题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很复杂，至少可以3问：一问是账面流失还是实际流失；二问是显性流失还是隐性流失；三问是制度性流失还是交易性流失。

国有资产有3种形态：实物形态、证券形态、货币形态。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该企业的国有资产就从实物形态变成了证券形态；如果把这家改制前的国有企业或改制后的股份制企业卖掉，国有资产就从原来的实物形态或证券形态变成了货币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严格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交易，就根本谈不上国有资产流失。现在的问题是，在这其中根本没有等价交换，所以国有资产流失比比皆是。

通常的做法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向企业经营者贱卖国有企业，俗称MBO（管理层收购）。在地方，国企改革最起劲的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最反对的就是企业普通员工。而所谓国企改革，基本上是一卖了之。

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企业家，促使他们把企业搞好。这样，地方政府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官员个人可以背个大刀阔斧改革的好名声。在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关系极不明晰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又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那些反对最激烈的工人来说，改制很可能意味着他们要失业，即使暂时没失业，捧的也是“泥饭碗”，一碰就碎。

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受到抨击。可是如果不这样做，而是让企业家按照市场价进行交易，会有人买吗？没有人买，这改革还怎么进行得下去？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国企改革不改行吗？根本不行。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内在效率实在太低了。例如：

从投资的无底洞看，从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中，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22.3464万亿元，可是到2002年末，它们的全部净资产却只有3.5741万亿元，至少84%的投资不能形成资产、没有产生效益，这是国有企业的突出弊端。

从国有企业效益看，2002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是2.7%，而全社会的资产利润率是3.5%，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5.31%。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如此之低，令人瞠目。请不要忘了，其中的主要利润来源还在于垄断行业和垄断领域。如果没有了这种垄断特权，国有企业的效益必将更低！

从银行不良资产看，我国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根据我国公布的数字是17%，标准普尔公布的数字是40%。无论哪个数字，都是非常巨大的。追根究底，这种大规模不良资产的形成，来自国有企业的信用缺失，已经威胁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从社会贡献看，我国国有企业占用全社会2/3资源，却只创造了1/3社会财富；我国所有企业占用全世界35%的资源和能源，却只创造了全球4.4%的财富。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非改不可，否则将来只会更加积重难返。但要找到一条理想的改革路径，确非那么容易。

改革阵痛，几家欢乐几家愁

改革，意味着利益调整，必然涉及到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显而易见的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再怎么改，都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只有少数人富了、多数人穷了，这决不是改革初衷。

现在看来，改革的初衷并没有达到。欢乐的是少数人，忧愁的是多数人，尤其是原企业中的员工，那些过去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老工人。这主要表现在：

改革的代价是工人失业

1998年是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低谷，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仅仅只有214亿元人民币。伴随这一窘况，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减员下岗，直到2002年，全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累计下岗减员55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随之急剧上升，并且于2003年达到4951亿元人民币　2！

表面上看，国有企业的这种减员增效收到了巨大成效。不仅开始扭亏，而且还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3，可实际上，这一“大好形势”是数量庞大的下岗职工减员，以及减员后没有合理补偿得来的。

从数字上看，5500万人下岗，按照当时我国职工平均年薪1万元计算，这4900多亿利润恰好是他们“节省”下来的工资！如果这些工人不下岗，可以说全国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几乎为0　4。

而这5500万人失业后又都到哪里去了呢？调查表明，其中70%实现了再就业，但收入微薄，就业无保障；30%赋闲在家，依靠每月一二百元的救济金过日子，生活极其艰苦。

改革的代价是官员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研究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企改革已经成为“最后一道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腐败晚餐”　5。

例如，江苏和浙江省检察机关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相当程度。2004年上半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办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的职务犯罪案78件，其中涉案金额最大、人数最多的，都发生在企业改制期间。在江苏，国有、集体企业资产改制中的流失现象，也是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职务犯罪案的重点。

在山西省运城市，2.3亿元国有资产一夜“大缩水”，被一家民营企业以6410万元收购；上海市一家国企老总借改制之名，施展“腾挪大法”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上千万元……

有的经济学家说，这只是个例，但如果反问一句，你有数据证明这是个例吗，恐怕他们又集体失语了。一位前卫经济学家居然认为：“为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郎咸平教授炮轰的“七招”中的“拾死鸡”现象，就活龙活现揭露了国企改革腐败中的常用招数：某些“有眼光”（当然更要有权、有关系）的人，看到一个企业败落但内在质量还行，就在其濒临倒闭时介入，只需花很小代价就能得到这个企业，然后经过一番运作，企业再现生机，这时候，无论自己经营或再度出手，“拾鸡人”都会赚上一大笔。说穿了就是，国有企业的某些“有权人”，把好好的鸡弄个半死不活，然后把它当作死鸡贱卖给自己，到手后喂一些米汤就能让它重新活蹦乱跳，转眼间个人资产就能迅速膨胀。

改革的代价是失去正义

某位在国有企业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刚刚还在对儿孙说，自己庆幸遇到了改革的好时候，要好好珍惜云云，忽然第二天就被告知企业转制，自己下岗了。

有位年轻厂长和老工人儿子的年龄相仿，本来没有任何投资能力，却因为“生逢其时”，接受了上级主管部门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或者干脆和政府官员携起手来，通过自卖自买、贱卖贱买的方式，通过零资产转换，一夜间就从原来一穷二白的国有企业“保姆”，成了拥有庞大人才物力的“主人”。

就像过去大规模圈地运动让农民变成城市流民一样，国企改革让广大员工尤其是中老年员工丢了饭碗。即使没有丢饭碗的员工，也会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流失。他们没有发言权，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听从少数几个人的任意摆布。于是，他们上访、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诉说，却被当作不稳定因素受到劝阻甚至打击。

税制不一，竞争环境不平等

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是税制不平等。通过改革，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或优惠税率，减轻企业负担。

在过去20年里，国内市场上的中外企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上。税率不平等，国有企业就无法公平竞争。

我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截至2004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621亿美元，累计合同利用外资10966亿美元，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2004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26%，占全世界的9%，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3大FDI接受国。

外资蜂拥而来，最普遍的问题是避税严重、税负不公，以至于“长亏不倒”、“越亏损越投资”。2003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平均亏损面达51%～55%，与此同时投资额却在不断攀升。据估算，2004年外资企业涉嫌逃税300亿元　6。

从1997年到2003年，如果按“实际纳税/产值”测算，内资企业承担的实际税率，大约比外资企业平均高出6～8个百分点；如果与港澳台资企业平均税率比较，内资企业的税率要高出8～16个百分点！当然，从名义上看，税法规定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别，“优惠”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掌握的“豁免”与“减半征税”上　7。

那么，能否实现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呢？目前看来还有阻力，主要是担心税收优惠降低后，外资会撤走。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在这个问题上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分歧。

一项实证调查表明，1996～2003年的每一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的投资区域，与税率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税负高的地区外资企业投资多，反之则少。例如在上海、北京等地，外资企业的纳税/产值比率高达19%，可是外资仍然蜂拥而来；内蒙古的外资企业2003年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只有2.3%，可是外资仍然去得很少。这表明，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和税率之间关联不大。

由此可见，对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的担忧可以说是杞人忧天。

统计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内地的平均税率只有11%，外资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率更是只有3%。相比之下，我国内地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率要达到22%，国有企业的税率更是高达30%。

税负不公使得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竞争之初就站在劣势地位，并且导致部分内资外流，以“外资”的形式回流到国内享受外资的优惠政策　8。

各行其是，八仙过海显神通

把国企改革列为各级政府中心任务，少说也有六七年。如果从最早的国企改革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

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受农村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鼓舞，在城镇国有企业中大力推行承包制，结果赚了是承包人的，亏了是国家的，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于是，为了帮助国企脱困，又采用了股票上市解救国有企业的办法。结果众所周知，不但股票市场一蹶不振，而且还拖累了银行。后来又提出“国退民进”，最简单的方法是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回过头来一看，嚯，国有资产正在哗哗哗地大量流失，于是对这种方法又紧急喊停。其间政策变化多次，甚至可以说各种对策都试过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条最佳道路。

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理解各地国企改革的做法为什么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助于了解这些国企改革并非都是漆黑一团。如果不是人为因素，应该讲多数还是从实际出发的。

例如，某发动机配件厂原来搞得一塌糊涂，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几年间换了6任领导，一个不行再换一个，结果总是搞不好。政府部门最擅长换领导，这招不行了，他们也没信心了，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没了依靠，企业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承包到租赁、到学“邯钢”，各种办法还是不见效。实在没辙了，他们就把工厂分为几块，然后让员工自己选领导，大家集一些资、凑一些股，自己制定了几条“君子协定”。就这样，企业反而搞上去了。当然，谈不上规范。

这项改革见报后，记者把它作为内参报了上去。结果有人认为，这个企业改制有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国家经贸委、体改委各派了一个调查组，从省里到市里也都有调查组，企业上下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查出什么问题来。结果呢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因为不管怎么说，企业总算有了一条活路，没有破产、等着领国家救济。

从规范角度看，你可以说他们把企业私下分掉了，也可以说他们是背水一战，或者表扬他们把资产盘活了。这都是现实。

另一个城市，他们当初推行国企改革时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补偿下岗工人的钱没有着落。后来他们决定，将企业贷款形成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资金。他们认为，企业的贷款是负债，而不是国家投资。贷款的本金、利息归还了，增值部分就可以看作是“集体”的。然后把这一块“集体资金”拿出来补偿下岗工人，作为企业改制买断工龄的资金来源。

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企业改制大踏步推进。结果这个问题被上面发现了，调查组认为，企业贷款形成的资产当然是国有资产，怎么能算是集体资产呢？所以这个办法被否决。一下子断了买断工龄的资金来源，该市的所有企业改制都不得不停下来，一停就是2年。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国企改革情形就是这样。各地的做法各不相同，大家互相探讨、相互取经。你的做法我觉得好，就学着做；你那里出了什么问题，上面说不行了，我这里就先不动。你说不准买断工龄，可是政府不掏钱工人不答应，改制无法推行，那我就不叫买断工龄，而是称之为理顺劳动关系。

这些做法都很不正常，更谈不上规范，但却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低调、暗箱操作，改制方案五花八门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目前为止，比较有影响力的4种国企改革模式分别是长春模式、山东模式、上海宝钢模式、深圳模式，其中以深圳模式较理想。

1　董伟：《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达65%》，2006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　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1026亿元，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16年来新高。参见方烨：《2005年国有企业亏损1026亿元，为历史第二高峰》，2006年3月25日经济参考报。

3　其实，我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从来就没有上缴给国库过。国家财政收入也从来不包括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这一块。从历史上看，我国国有企业最初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将所有利润上交财政，然后从国家财政那里获得投资、亏损所需全部资金。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后利润就全部归企业所有了。中央企业2006年起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标志着要向出资人上缴收益了。

4　史啸虎：《我国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是怎样“炼成”的》，2005年11月1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网。

5　郑飞：《国企改制是最后的腐败晚餐？瓜分方式何止七招》，2004年9月8日法制晚报。

6　文东伟：《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

7　平新乔：《和谐社会与经济学》，2005年7月8日新浪财经网。

8　文东伟：《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