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率”和“失业率”是反映一个地区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也是反映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2004年就业人数超过7.52亿。这个数字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奇迹，表明就业问题是我国社会的头等大事。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业者比例只有71%～73%。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失业人员持续增多，更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压力。

失业，就意味着资源浪费。失业人员本来是可以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可是现在却没有岗位，是真正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失业对于个人及家庭来说，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从而带来精神上的严重创伤；对社会来说，失业人员生活无着，难免会发生偷盗行为，恶化社会治安、逼良为娼，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和谐。

对照和谐经济的要求，目前的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供求错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在我国目前每年新增加的2000万就业人口中，高校毕业生所占比例不过10%。可即使比例如此之小，也让许多大学生感到就业困难。

2003年毕业于武汉某大学的小韩，毕业后就走上了一条非常艰辛的求职之路。他说：“我曾经遭到门卫的呵斥，被凶横地赶出厂门；也曾经遭到不懂网络的单位头头的讥笑和怀疑，甚至把我当作骗子盘问。我曾在烈日下渴得口干舌燥，身边只剩仅有的一点路费，只好到公共厕所里用洗手的自来水解渴……”经过大半年的沮丧和无奈，后来终于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在一家中型私营企业打工。他深有感触地说，“大学毕业生就业，真的很难！！！”

按理说，高校毕业生个个是“天之骄子”、人人都有相应专业。家长呕心沥血培养孩子，为的就是孩子将来能够读大学，可是怎么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呢？更何况，我国这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7%左右，找工作应该没问题的呀！

专家指出，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我国每年都有200多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不表明我国大学生太多了，而是相反　1。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实质上是一种供求错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并非企业的真正所需！

2003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本科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共有各层次高校毕业生212.2万人，比上一年净增67万人，增幅达46.2%。2004年全国仅应届毕业生就有280万人，更令人感到巨大心理压力。

2003年9月，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透露说，“7月底，全国高校毕业生总就业率为67%；8月中旬，达到76%；9月初，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79%。其中，本科生就业率为83%，高职高专约为55%。除了一些自主创业和临时就业的毕业生没有履行就业签约手续，全国大约还有50万左右的毕业生未找到工作”。数字虽然枯燥，却能反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供求结构错位，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硬错位

所谓硬错位，是指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与社会需求错位。

无论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都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社会需要的专业，它不设置，或者设置数量不足、专业口径过窄，不实用。尤其是应用类学科，培养的人才市场适应性不强，无法根据岗位和岗位群对人才的要求，确定培养对象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然后根据这种结构来设计专业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更谈不上强化实践环节、突出能力培养。

另一种是软错位

所谓软错位，是指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和社会需求错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在择业期望上不切实际，甚至异想天开。

例如，有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把就业目标锁定在大中城市的高收入白领岗位上，这样就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择业定位，在当前就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条件下，很容易失败。

就择业地区和部门而言，在大中城市、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等地区和部门，供大于求；而在上述地区和部门以外，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民营经济领域和西部地区，人才匮乏的情形仍然很突出。

如果高校毕业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就业，就业难也就不难了。

例如，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学习本领、积累经验。条件相对艰苦的岗位，实际上往往更能锻炼人。还有，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事业单位，都必然会考虑投入产出比。当大学生考虑企业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时，更应该考虑我能为企业贡献什么，不能不切实际的追求高收入，企图“不劳而获”。

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剩余多

本书前面提到，根据我国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每年都有1000万～1200万农民离开土地。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使得本来就庞大的城市失业队伍更加壮大，城市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那么，能否采取必要措施，让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呢？行政命令显然不行，很难奏效。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市场导向，加以正确引导。

正确引导的办法之一，就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农村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几乎容纳了当时所有本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衰落，又把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挤向城市，从而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这一局面迟早会出现。因为随着城市生产力的不断解放，绝大多数乡镇企业都无法和城市企业进行竞争，一旦交锋势必要败下阵来。

企业盈利零和博弈和失业人员来源

一方面，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总人口中60%～70%是农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力急需向城市转移，更别提城里也已经形成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了。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已经出现资本过剩。国内出现的这种“双剩”，加上全球范围内也是这样一种“双剩”局面，使得我国目前无论如何也无法保证超过8亿人的劳动力都能充分就业。

这是一种从资本角度分析的传统理论观点。换个角度，如果从货币角度分析，也能得出同样结论。

毫无疑问，所有企业都想盈利，可是很少有人会想到，如果货币总量不变，所有企业的盈利行为都是一种零和博弈。其结果是，一部分企业赢利，另一部分企业亏损。盈利的企业盈利得越多，亏损的企业亏损得就越多，两者之间的盈亏总量是相等的。

那么，有没有办法引入货币增量，让所有企业都盈利呢？如果是这样，那敢情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那货币增量部分就必须由国家承担。也就是说，在所有企业都盈利的同时，与盈利总额相等的“亏损总额”只有由国家来承担。国家又怎么承担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银行印发货币，这样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可见，最终这部分亏损还是要由全国人民来承担。

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那些亏损的企业迟早要走向倒闭。倒闭企业的用工总量，就构成了失业人员的主要来源。

产业资本扩张和“坏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双重过剩的矛盾，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进行不得已的扩张——依靠产业资本扩张，带动新增就业。否则，就必然会出现城市和农村的就业严重不足，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

这种通过投资扩张带动就业，如果扩张速度不是十分迅速，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力无法顺利向城市转移，就很可能会出现动乱；

农村剩余劳力绝对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使得过剩要素价格下降。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工资会逐步下降，甚至下降到无法维持农民工本身的生活开销，这样也就谈不上其他社会保障了。虽然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存在，可是我国的情况更突出；

在我国，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可以给用工单位提供源源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根本无法形成劳工组织、无法形成劳工思想和理论，更谈不上成立劳工政党了。所以在我国，根本看不到西方国家那种劳工运动和劳资谈判。

最典型的例子是，根据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谭深研究员关于“公司守则”的调查，在全球化条件下，即使跨国公司也在“善待劳工”；可是在我国，却得不到以招商引资为己任的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家也觉得如果“善待劳工”会“失去竞争力”，劳工自身则根本无法实现这个基本人权要求，甚至没有这种意识。

可以说，这一局面是我国当前劳资关系的一个客观写照。在西方国家，劳资谈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契约，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正常的法律秩序。可是由于缺少前面所述的客观条件，工人被虐待、拿不到工资、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企业不交养老金等情形在我国屡屡发生。

为了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走投无路的农民工只好爬到塔吊上去抗议、自杀，甚至出现个体复仇或群体犯罪。遗憾的是，这种以死抗争的做法，居然被有些冷血动物称之为“跳楼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这样视死如归？不信，你去“秀”“秀”看？

这种“坏的市场经济”　2所造成的社会无序，不但让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感到无奈和愤怒，也使投资者感到担忧和害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内资不计代价地“外逃”到北美，推动了那里华人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减少了本该属于国内的就业岗位。

素质不高，下岗再就业问题多

除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外，在城市，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也非常突出。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职工600万人，历年积累的失业人员近800万人，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到2400万人。而按照我国国民经济每年增长7%左右测算，当年只能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差额1400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高校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当年由于“非典”疫情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就业压力陡然增大。

到了2004年，全国城镇仍然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人员500万人、上年度没有来得及“消化”的失业人员800万人。2005年，全国城镇又新增劳动力1100万人，其中包括高校毕业生338万、中职毕业生250万、当年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210万、复员转业军人50万、农转非人员250万，而当年最多只能新增就业人员900万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难的突出问题，除了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剩以外，主要还在于：

企业的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越来越显性化，从而不断产生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企业用工制度进行改革，企业用人更加谨慎；

三是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根据国际经验，开始正式进入企业结构调整期，其中必定要淘汰一部分员工；

四是我国加入WTO后，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受冲击，开始全行业地淘汰员工。

失业人员个人的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

一是人际关系紧张、观念陈旧，缺乏一技之长，尤其缺乏符合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从而被企业视作“包袱”而淘汰。

二是年龄偏大、体力不支，不符合目前劳动力市场上见怪不怪的“35岁定律”——在许多企业看来，35岁成了人生求职路上的一道坎，超过这个年龄就成了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的“老年人”。

虽然年龄问题不是失业人员的错，而是一些企业领导用人观不科学、不成熟，无论招聘什么工种，都把他们当作餐厅服务员来看待，认为年轻就是好。可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游戏规则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年龄歧视，令失业人员再就业时苦不堪言。

正确的观念是，对于绝大多数岗位来说，如果一定要在35岁划一道杠，那么，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才真正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成熟的实践经验。在处理一些复杂事情上，更加得心应手。并且，由于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会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工作稳定性更强。

更不用说，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说，完整的人才结构应该是多元化的“老中青三结合”。这种人才结构更能发挥各人优势、取长补短，这样的企业也更加充满活力，更能避免走弯路。

三是性别问题。同样的道理，性别也不是失业人员的错，可事实上，在失业人员中，年龄偏大的女性占多数。由于生理特点、家庭角色、社会角色不同，女性在失业问题上更加复杂、突出。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

一是珠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农民工短缺，重点地区至少短缺10%以上。可这些地区的城镇失业人员，不是不愿意从事上述劳动，就是从事不了。

二是技术工人的短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社会责任，被许多企业抛在脑后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业者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令人心酸。许多老板明目张胆地说：“两条腿的狗我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多的是！”为了混口饭吃，许多员工忍气吞声，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

不但企业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是这种觉悟。他们对前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客商说：“我们这里最大的优惠，就是劳动力便宜！”就差一点说“你们可以把工人当牲口使唤”了！这样的“优惠条件”剥夺的是工人的工资福利，根本忘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最高宗旨。

相反，倒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大企业，为了保护工人利益，纷纷出台社会责任标准，自觉维护员工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的由来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某服装企业非法雇用童工、长期强迫他们加班加点的案例被曝光后，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便纷纷建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标准。美国一个叫SAI（社会责任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于1997年10月出台了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Social　Accoutability　8000），后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这种SA8000适用于全球任何行业、任何规模的企业，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是一套可以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通用标准。

有人认为，如果说ISO9000标准针对的是产品质量、ISO14000标准针对的是环境质量，那么SA8000标准关注的就是员工生存质量。

这就是说，建立SA8000的目的，是要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来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的社会权利、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

《劳动法》不敌企业社会责任

遗憾的是，本该是员工救星的《劳动法》在国内得不到认真贯彻执行，员工起码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无法保证，反而要国外的资本家利用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来“帮工人说话”。

2004年2月9日，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发表报告，指责沃尔玛在我国广东省东莞地区的几家供应商存在着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的情形。

随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供应商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每小时1.36元人民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最多达16小时，而加班工资每小时却只有1.8元。

对此，该厂办公室主任狡辩说：“如果严格执行《劳动法》的话，我们的工厂就不要开了。”

厂方抱怨说，“沃尔玛如果发现同类厂家供货比我们便宜，哪怕只有几分钱价差，也会立即转移订单。因此，厂方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压低工资成本。”

这真是怪了！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就通过拼命压低工人工资来实现，恨不得让工人义务劳动，这是哪家的逻辑！

可这些都是现实，在电子、服装、纺织、机械行业等加工生产企业中尤其普遍，也最难解决。为了压低工人工资，企业纷纷采取计件工资，逼迫员工“自觉”加班，否则就完不成任务。这样做，由于不用支付加班工资，从而逃避问题的实质。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的一项调查，有25%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近一半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人一周工作7天，20%的人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某些地方政府睁一眼闭一眼

企业在商言商、唯利是图，如果还“情有可原”，那么，更令人心寒的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睁眼闭眼，所谓“检查”基本上是走过场。

以2005年我国各地煤矿频发矿难事故为例。死难的矿工令人同情，人数触目惊心。事故发生后，许多煤矿被直接炸掉，煤矿生产的安全问题也一下子上升为政治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这些矿工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多么危险，还是矿主不知道煤矿生产安全的重要性？都不是。关键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如果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绝大多数事故本可以避免的！

而现在倒好，一出现问题就把小煤矿关掉、炸掉，这样的“管理”当然简单，可是却减少了当地矿工的就业岗位、降低了矿工收入。

要知道，这些矿工当初之所以冒险挖煤，并不是不知道生命宝贵，事实上他们都是家中的主梁骨，实在是没有别的就业渠道哇！

一个人要讲良心，企业也是如此。企业的良心就是社会责任。如果企业不讲社会责任，政府又不加以严惩，员工就只能苦不堪言。

1　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所有从业人员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5%。可是在工业发达国家，1998年的比例就高达26%。两者相比，不难发现差距有多大。

2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钱颖一，2000年在《市场与法治》文中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坏的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私人掠夺、政府掠夺、私人通过政府掠夺，从而造成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