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投资方式相比，收藏投资除了适合和平年代，更适合战乱年代。

和平年代

在和平年代，收藏和艺术品投资比其他所有投资都要可靠。藏品本身不但是商品，准确地说是特殊商品，兼具商品性和艺术性。虽然藏品价值难以准确估算（只有专家级人物才有资格确定其价格高低），并且缺乏有效市场（流动性小），从而很难被纳入到个人和家庭的正常投资组合中去。但实际上，收藏投资历来是整个投资领域中升值速度最快、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之一。

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我国目前正在掀起继北宋末年的第一次收藏热、康乾时代的第二次收藏热、清末民初的第三次收藏热之后的第四次收藏热潮[1]，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在像规划家庭财富一样规划收藏投资。也难怪，藏品本身就是一项金融性资产。

一方面，收藏投资的一大特点是藏品的真正价值难以确定。究其原因在于，藏品的真正价值应当参考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以及最初的收藏原因，也就是说，这会影响整个投资结构。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当初在购买藏品时，不一定就会想到将来必须卖出，许多人是把它当做传家宝来看待的。但毫无疑问，藏品是一件金融性资产，一旦需要，确实可以被卖出，所以你必须知道它的确切价值。

有鉴于此，在从事收藏投资时要关注以下五大策略：

一是重实力，轻名气。知名度高低确实是衡量藏品价值的因素之一，但也不必陷入“知名度陷阱”而头脑发热。凡是依靠媒体炒作、上层接见、继承名号，或者江郎才尽、自吹自擂获得的知名度，水份都太大，很难确保名符其实。

二是重个体，轻群体。以收藏书画为例，决不要以为“书法家”“画家”们的作品就有收藏价值，现在自称拥有这些头衔的我国至少有30万人，这还不包括别人给封的。要知道，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任何标签都不能保证其作品质量，关键要靠你自己去发现。这就像你找对象一样，并不是某一群人都行的。

三是重质量，轻数量。简单地说就是“宁缺勿滥”，不捡艺术垃圾。这是因为藏品的保管极好、损坏率极低，“真金不怕火炼”。只要真正有质量，将来就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升值；如果没有质量，必将遭到时间的无情淘汰。

四是重长线，轻短利。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放长线钓大鱼”。最好的投资模式应当是，挑选那些因为研究的人不多而知名度不高、却有真正价值的藏品，这样一来其收藏成本就不会高。只要假以时日，等待价值发现，获利一定会颇丰。相反，如果用高价去追求名家作品，虽然将来也能盈利，就不至于会太多。

五是重功力，轻地域。由于地域文化的限制、审美观念的差异、交通条件的制约、活动空间范围所限，收藏投资具有地域性差别，常常会因为同样功力的不同藏品在不同地区价格悬殊，而实际上，这正是收藏投资地盈利商机。

战争年代

在战争年代，兵荒马乱时期，一件小小的收藏品和艺术品不但有可能价值连城，更会因为其私密性强、价值不为常人所识而成为最佳投资品。

举例说，有时候明明是一件古董或宝物放在面前，绝大多数人就是不识，并且还容易携带；只要能熬过战乱，碰到经济恢复时，价值发现马上就会呈现出来。

与之相比，黄金虽然价值昂贵，可是人人都知道它值钱，所以一旦你的藏金地被人发现，或许就会性命难保；而股票、证券、房产等资产则最容易被公开追查，动不动就可能有被没收、充公的危险。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为例。研究表明，当时美术品的投资回报率要明显高于黄金、证券、地产、珠宝和国债。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敝帚自珍效应。每一位收藏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偏好，会对某一位艺术家情有独钟，一旦发现他的传世佳作便会志在必得，这样就会把价格抬上去。

二是机会成本效应。收藏者对自己的崇拜偶像会加大投入，从而根本不会去理会其他高收益项目。

三是沉没成本效应。收藏者在形成了明确的收藏思路后，便会在这方面源源不断地投入，不会把资金轻易改投其他项目如黄金或房产。

四是炫耀性效应。收藏者常常会把藏品在同行中进行展示和炫耀，这种炫耀性效应越突出，就越不愿意转售，无论价格有多高。而这样一来，就使得有相当一部分藏品被沉淀下来，从而推动其他藏品价格走高。

例如，1949年我国有许多人在逃往美国、香港、台湾时带去了各种资产，最常见的是被称为“大黄鱼”的十两重（312.5克）金条。可是当年50岁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去台湾时，为避人耳目，防止被盗匪抢劫和官方没收，就连自己收藏的历代名画都没拿，而是只带了老旧宣纸和各种颜料。有人对此表示不解，他解释说，带这些东西有两大好处：一是这些玩意根本没人抢，甚至没人要，所以最安全；二是这些东西可都是真材实料的宋代宣纸和颜料，凭他的绘画能力，今后他无论在哪里，只要能静下心来画几幅古代名画，就什么都有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