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此处，武汉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孙春兰等中央战“疫”指导组领导在3月5日到武汉青山区一个小区检查工作时，当地居民突然隔窗高喊“假的”“假的”，这情景被网友录成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爆舆论，最后连官方都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作出了回应。

本来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然而一声“假的”，却在官场和民众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为何？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假的”。老实说，平时的那些“假的”，充其量也就是应付上下级，糊弄老百姓，影响点诸如“统计数字”、“工作业绩”、“公仆形象”等等而已，然而在大疫当前，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垂危时刻，这种“假的”实在太令人气愤和危险了！人们愤怒那种习惯了见领导来之前做出一套又一套够水平、让领导露笑容的假事的行为，这似乎已是当下社会盛行的一种陋习和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气了。

但仍有人面对现实、面对疫情，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说不着边际的话，不说不痛不痒的废话，而说那些管用的话、实在的话、真情真意的话、别人能听得懂的话……这个人就是此次疫情中突然蹿红的“上海一号新闻人物”——张文宏。

此人现在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甚至大有超过钟南山的势头。毫无疑问，钟南山是属于泰山一样的人物，顶天立地，气压山河。张文宏完全属于“另类”，他根本不惧自己说了啥，别人怎么看他，他当然也不会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所以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成为了真正的“网红”。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他是位“逼疯媒体人的医生”，他“就是位没有感情的‘鸡汤杀手’”。小文章不长，但很好玩，说最近刷微博，真的要被笑死了。那些媒体人，真是太难了！上级领导派他们去深入挖掘感人故事，顺便多造几个神，可他们偏偏遇到了上海的张文宏。这位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官不大，其实却是一位“藏”在医院队伍里的“公关鬼才”，具有超水平的本领。嘴上随便“滑”出点东西，就能让14亿人跟着大笑，跟着大悟，跟着反省和跟着一起行动。

有人甚至说他“就是一个毫无感情的真·硬核·反矫情·达人”。张文宏却说，你们把我捧到天上，等疫情一结束，我还是贴着墙回到单位干老本行。

张文宏“一战成名”，确实有他的“鬼才”一面，最可贵的是，他是人们已经在日常不太见得到的那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人——按“套路”工作、当官、做事的人现在实在多得大家都想吐。但张文宏一反“套路”，说了几句让人听得特别过瘾的真话。

比如，当媒体上满屏歌颂医护流产十天、强行断奶、怀孕9月依旧上前线等“伟大无私”的事迹时，张文宏就生生地从根上切断了如此“好”的宣传物料，他横眉冷对这种行为，抛出一句：“碰到这种情况，我绝不让你们去！啥，为了几十块钱？”

比如，华山医院组织医疗队去武汉时，院里一位医生的父亲住进了重症病房，张文宏得知后对他说：“你放心回去吧！照顾父亲重要。”

比如，一位刚刚援外回来的医生再度请战，张文宏怒色道：“你刚援外回来，这次先不派你去，回家休息！”之后的1月29日，张文宏干脆换掉了所有从年底到那时工作的医生。如此疫情紧要关头，他这么做是要“吃生活的”！有人担心。张文宏的眼珠瞪圆了，说：“第一批人实在是太累了，我们不能欺负听话的人！”于是有人就问：“那换谁？”张文宏脱口而出：“党员啊！”又补充说：“我管你们当初入党是为了什么，但你们宣誓的时候不都说了吗？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平时你喊喊口号就算了，现在你都给我上去，没有讨价还价。”

没有一个党员再畏缩到战“疫”后阵，最多伸伸舌头，心头骂一句：这个赤佬，拿他没办法。

张文宏就是在一次次实说实说中成为了“上海一哥”，后来大家干脆亲昵地叫他“张爸”。上海人称爸爸不叫爸，而是叫“爹爹”，或者“阿爹”。

喔哟哟，阿拉吃不消啊！牙齿都要落下来了！张文宏对“阿拉”老乡们说。

疫情中自然会鼓励那些干活的，鼓励“加班加点”的好同志，但张文宏又提出完全相反的做法：我不鼓励加班加点，抛弃家庭，无休无止地工作是不人道的。

天，他竟然把一向鼓励的事说成“不人道”！反了他？

就是不人道嘛！他的脸涨红了，像被激怒的公鸡，准备为此跟你“决斗”。

对于普通人它就是一份工作，不要用高尚来绑架别人，他说，并进而点出了为什么在疫情关键时刻对医务工作者不能老去宣传、歌颂，而是要关心。他认为：第一是关心他们的防护，第二是关注他们的疲劳，第三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如果这些跟不上，就说明没有把医务人员当人，只是当机器。”这难道不是人道吗？

看看，后来证明张文宏他都是对的——上海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再看看武汉——感染和牺牲了多少医务人员！

伤痛，真正的伤痛。

对专家也是，不能迷信。专家也不能“胡说”，更不能说假话，说废话，说大众听不懂的话。再说专家和医生也不是什么文质彬彬的人，脾气大着呢！“大家看到医生都是文质彬彬的，那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

瞧瞧，他真敢说，说得自己都在笑，老百姓笑得更欢——“我们喜欢你，张爸！”

危难之际，许多人想“套”他的话，甚至挖坑看他跳不跳。张文宏才不吃这一套：你问我重症病人治疗方案是什么？让我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回答你吗？你这样的问题问得好吗？你以为是为了关心和拯救病人。可你知道真有“专家”回答了你，你又拿它当作“法宝”的话，会害多少人吗？你觉得你的提问没有错，良心不坏？可我觉得很坏，很害人。你不服？为啥？那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因为我们读的书是不一样的。你能听懂我说的每一个字，但你不懂什么意思。

但我可以告诉你重症病人是集中了上海最好的多学科团队治疗。治疗方案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病人身上的。

你问我哪个药有效？那我告诉你：最有效的药就是你的免疫力！

大家听完张文宏的话，回家一想：可不，至今全世界的医生和专家都不知道新冠病毒肺炎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乎谁也拿不出灵丹妙药，只能“听天由命”。钟南山院士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的医生就是你自己，加强免疫力就是最好的抗“疫”武器，人人都可以拥有。

上海人对张文宏的看法与外地人的看法不尽一样。上海人现在也都喜欢张文宏，因为他让上海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大大增色。过去在外人看来，上海的男人都是些“娘娘腔”，现在则认为像张文宏这样的人整个就是钢牙铁嘴，气吞山河！过去上海女人都不太喜欢自己的男人，嫌他们说话办事一点儿不干脆，别别扭扭的，始终大气不了。现在她们发现如果把自己的男人“松绑”的话，当个张文宏式的男人也蛮好嘛！

哈哈，我在上海，我也算大半个上海人，再看张文宏的话，我觉得他有几点“情况”要说明一下：

第一，他本来就不是“正经”的上海人。他是浙江温州瑞安人，1987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专业，毕业后才留在上海进入华山医院感染科。至今他张文宏才在上海呆了30多年，用老上海人的话说，这个“乡下人”还没有完全落掉身上的烂泥，所以他说话做事，还有相当“不太识相”的农民劲头。当然，后来他到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芝加哥州立大学微生物系做了访问学者及博士后工作，那个素质上海人是认的，因为上海人爱高看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这才不会太有人当张文宏的面说他是“乡下人”了。再后来，当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员和国家防控专家后的张文宏，更没有人敢叫他“乡下人”。大家以他为荣，说这是我们真正的“阿拉上海人”，尤其是这一次疫情之中“爆红”后的张文宏，他现在的名声在上海滩上绝不比哪个市领导小。

第二，他的嘴“油”，甚至太“油”，油腔滑调。这是一定的。但张文宏的“油”是真货，那从他嘴里“滑”出来的“油”味是香喷喷的呀！不是那种让人呕吐的油渣与油腻。这不，他“网红”出名后，有人就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上海人，所以想着他一定“根正苗红”，于是想挖他祖宗三代，结果人家张文宏说：“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农民一个，到上海念书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人又问：“那你现在怎么在抗疫中表现那么伟大？”“这么夸我就没意思了，当医生治病救人是基本工作，分内的事，有啥伟大不伟大的。给人治了病，是应该的，没治好就证明医术还不够，对未知世界认识还差得远着呢！”

这不，我写到这儿，正好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表彰一批参加抗“疫”战斗的医务工作人员，长长的一大串名单中，没有张文宏的名字，于是网民们大呼“怪了”。

其实没有什么怪的，钟南山也没在其列。事实上此次国家表彰的是在武汉前线的参战者，张文宏和钟南山等大将不在其列也属于再正常不过。

我在上海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在大上海像张文宏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只他一个。上海之所以称“大上海”而非“小上海”，就是因为它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如同奔腾不息的黄浦江水，一浪更比一浪高。因为我写了中共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写了浦东开发史诗，所以才知道这一点。

明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大家是否有一个问题该问一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什么不在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广州，也不在最早与共产国际首先接头的北京，而是在上海？我的认识是：上海除了有可以隐蔽的自然条件，如小弄堂、小阁楼多，还有洋人的许多租界，“三教九流”混水摸鱼的环境让发展地下工作更适合之外，还因为上海人“脑子活络”，反应快，而且有一种骨子里的“做事体就是要呱呱叫”的高远追求。于是这块土地诞生了一个最伟大的政党，并由这个政党领导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今这个伟大的国家正被全世界所认可和尊敬，14亿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

以为上海只有一个“张文宏”，其实就是没有真正认识上海。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中外人士去到浦东，特别是陆家嘴那个国际金融区走一走，一定会对这片土地上新崛起的现代化城市感叹不已，因为它确实太美了，美到你无法不折服。其实世界上已经很少有比浦东陆家嘴更现代化、更美丽妖艳的城市风姿了。可有谁知道30年前这里仅是一片水稻地和破破烂烂的乡村？

如此巨大的变化靠的是什么？当然靠中央和国家的政策，靠改革开放。但大家应当知道，浦东开发开放比深圳要晚了十年，而且1990年初的中国，面临西方世界对中国全面经济制裁的局势，那时的上海其实穷得还不如周边的乡镇。朱镕基在上海那会儿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开始他答应市府从财政拿9个亿给“浦东开发办”，因为“开发办”下面成立了三个具体操办“浦东建设”的公司，最初设想是每个公司拿3个亿把浦东这件事“干”起来。哪知后来的情况完全让“浦东开发办”的同志傻了眼，因为朱镕基“说话不算数”。

整个过程很有意思，从这件“历史往事”中也可以看出，其实上海在不同时期有许多“张文宏”式的人物存在——

有一天朱镕基匆匆地找到当时身为“浦东开发办”主任的杨昌基，说不行啦，浦东开发9个亿是给不了你啦，只能给你1个亿了。杨昌基就急了，反问：不是说好了给三个公司9个亿嘛？每个公司1个亿哪够？咋个启动嘛！

朱镕基笑了笑，有些抱歉地说：你先张罗张罗再说。

你的意思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呗！杨昌基想争辩几句，可见朱镕基火急火燎远去的背影，想说也说不着了，内心感叹道：大上海一大堆破烂，1200多万人，要动钱的地方太多了，他这个市长难当呀！

杨昌基无奈地摇摇头，回头赶紧找开发办和三个开发公司传达。前几天还是热情高涨的开发办同志们和三个刚刚成立的公司头头们说：这么点小钱，也就够开个皮包公司啥的！堂堂浦东大开发怕是大东海捞月，不知何年何月成事哟！

钱少但有政策呀！把政策用好了，就是钱嘛！杨昌基说。

我同意昌基主任的意见。只要能把土地增值用活，钱不缺。坐在一旁的新到任的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点头赞同。

大家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因为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尝试过这利用“土地增值”实现资金滚动的开发战术。

不行了，不行了！才过几天，杨昌基又把开发办和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叫到一起，传达“上面的秘密精神”：朱镕基市长刚刚说，一个公司一个亿的钱也不能给了，只能每家公司给3000万元，加上开发办留1000万，总共1个亿的钱。

大家一听仰头大呼：这可咋整嘛！但浦东开发如邓小平所说，是中国手中的“王牌”。不往前行动，绝对不行。这可是政治大局的问题，当然也是经济大局问题。

怎么办？上海人就是有办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批比“张文宏”可要厉害得多的人站了出来。我这里有杨昌基的一段回忆文字：

又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吧！

“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1个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出来。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

杨昌基在内部一传达上述精神，下面的人立即嘀咕起来：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开发办的小会议里，大家彼此苦笑着相视，先摇摇头，又点点头，道：确实是“国际玩笑”，人家广东、江苏一带的每平方公里面积已经给到了一个亿，我们浦东350平方公里，总共才给1个亿！不是“国际玩笑”是什么？

这回倒是杨昌基先笑了：看来我们在浦东开发事情上，真的要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真正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上海人是些什么能人！随后，杨昌基用目光扫了一下他的将士，问：你们谁愿意把“土地换钱”这活儿给弄起来？

我来。这事我愿意干！副主任黄奇帆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在场的人有的惊诧，有的欢笑，反正大家都把目光盯在了黄奇帆身上。几天后，浦东开发开放中著名的“空手道”模式便这样诞生了：

先由财政部门向浦东开发办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再浦东开发公司拿着这张财政部门的支票到土地部门交上开发区划定的开发土地的评估费用。而开发公司拿到土地部门的评估作出的文件后，就立即转头到土地交易市场挂牌换取开发土地预支支票，这时的开发公司所获得的支票金额肯定远高于早上财政部门开出的支票金额。至止，当天的下班前，浦东几家开发公司必须以火箭般的速度，填上早上所获得同样金额的支票，及时送回市财政部门……如此空转一天，市财政局其实从账面上看一分未少，而浦东开发公司各家在账面上则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了！当开发公司有了这笔钱后，就可以去征地、去动员农民拆迁，就可以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信和平整土地），之后就可以向外招商。商家看中后，就得缴上一大笔土地租金。开发公司便用商家缴上来的钱，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然后再收进更大的投资商上缴来的钱……如此滚雪球般的一直飞快地往前推，推了再推，周而复之，一直到浦东今天的大楼林立、满地黄金的新纪元……

这就是中央给予的浦东土地批租政策、朱镕基领导和推进的、黄奇帆等人一手运作的“浦东模式”的资本积累的“高级空手道”套路。这一套路，是中国的创造，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中都没有这样的“模式”与“先例”。后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地方用上了这一“浦东经验”。自然，黄奇帆到重庆当副市长、市长期间用这经验是最成功的。

邓小平有句经典的话：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的抗“疫”战斗中，他张文宏那么“红”，难道不是“玩”的能把病毒“闷死”、让人活下来这一“硬道理”吗？所以他的言行从这一基本和本质的目的出发，他再“油”也滑不到哪个沟里去，所以他越干越受广大人民喜欢，越干水平越高，或许奥妙就在于此。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它绝对不可能是一大堆庸俗之人、无能之人、无为之人在支撑着的，它一定是有许许多多与张文宏一样或比张文宏还要张文宏的人杰存在，所以它才有可能卓越不凡。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在上海驰骋风云，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是一例；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茅盾、巴金、夏衍等在上海是一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淞沪大战虽然以中国失败告终，但上海人和驻上海军队的勇猛反击仍然堪称民族史诗级的壮丽而载入史册，又为一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几十年里，上海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占全国总产值的六分之一又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再往后的浦东开发自然更不用说。如今的大上海光照人间，难道就因为少了张文宏这样的“怪才”？绝非。恰恰说明，上海习惯的“闷声发大财”，早已浸入其骨髓，印刻于精神之中。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这过程中上海人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外界其实并不知道创造如此辉煌的现代化新上海过程中，有多少苦干的、实干的、精明的、忠诚的“张文宏”在操劳操心。现在许多人一到新上海就会去两个有标志意义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这楼之高，一直是中国“第一”，挺拔巍峨，气势磅礴。但我现在看到它，就会想到一个人，此人叫倪天增，原上海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这位个子很高、人又很瘦的副市长在他年华正茂之时，正值浦东开发开放和大上海上城改造、新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从历史的新闻镜头和报纸照片上看到：每每大项目施工和紧要关头时，他总站在最前头。而收工和庆典时领导出现在现场那会儿，他又站到了人群的后面。由于他个头高，所以还总能见他的形象，然而他的头发总被风吹乱了，竖得高高的。据上海的同志告诉我，倪天增就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的“市民市长”——他总把百姓所需所求放在心头。清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他，对浦东开发也极其上心，尤其是要建一座属于“上海形象”的摩天大厦一直也是他的心愿。然而他只看到了规划蓝图，却没能看到大楼崛起。已任了9年副市长的倪天增，于1992年6月7日因劳累而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54岁。后来这座“中国第一楼”在他逝世9年后封顶完工，负责这一大厦建设和至今一直在管理这栋大厦的正是他当年的秘书顾建平先生。

上海浦东还有一个现在每天吸引几万、几十万游客的大项目——迪士尼乐园。这可不是一般的旅游观光项目，它在中国大陆仅此一家，原因是人家迪士尼公司太牛了，它才不会轻易给你呢！当年“会白相”的上海当然很想将迪士尼引到浦东。第一次朱镕基亲自出马，谈得尚可，但没多久对方的“老板”不幸遇意外事故去世，一件好事就冷冰冰的被搁了下来。

时至2001年，上海重新启动与迪斯尼谈判的行动。这回派了浦东开发的老资格人物、新区区长胡炜出场。这位人称“浦东开发战场上的李云龙”的精彩故事就拉开序幕了——那比“张爸”张文宏的不知要精彩多少：

2001年某日。美国洛杉矶，迪士尼总部。胡炜带领的中国上海商贸洽谈代表团一行到访。

“你们？想跟我们来洽谈？”迪士尼接待人员以傲慢的目光打量胡炜和他身后的一行中国人，毫无表情地说道：“知道吗，法国跟我们洽谈，是他们的一位副总理、一位省长和一位部长；在香港，是特首曾荫权来谈的……胡先生，你是？”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全权代表胡炜。”胡炜以不温不火的严正口气回答道。

迪士尼方迟疑和惊异地看着这位中国“全权代表”，有些拿不定主意了，问：与我们谈判需要各方面的专家，胡先生你们中国方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

有。

所有与我们迪士尼的谈判，需要对等的专家人数。我们需要50个相对应的谈判专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带了中国最优秀的50名律师和专家。胡炜朝身后门外等候的随员们挥了挥手，于是一支浩浩****的中国谈判团列队出现在“迪士尼”面前……

ＯＫ!

迪士尼方面笑了：Ｐlease,come in!（请进！）

然而，走进迪士尼的大门，并不意味着一切“可能”，恰恰是随时随处的“不可能”。作为全球最大的文化娱乐巨头，迪士尼的霸气是出了名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欲想求取合作的谈判对象，最终皆被拒之门外。

中国、上海、浦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得不佩服世界娱乐巨头的霸气所在：一切娱乐元素都具有独创性、全球性和不可复制性。

谈判最初阶段，是了解迪士尼的产品为什么那么贵。

仅仅是一头人工制作的娱乐马，对方的工作人员对中方的“全权代表”胡炜说：先生能猜得出这马值多少钱吗？

胡炜左看看、右瞅瞅，心想：一定是不一般的价格。那就咬咬牙往“顶”上说个数吧：10万！10万美金行了吧！

迪士尼人的脖子摇得像拨浪鼓，说：ON!ON!100万，是100万美金！

是黄金做的？有那么贵重吗？胡炜觉得不可思议。

是我们的知识产权贵重！迪士尼人颇为骄傲地说：你们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够尊重，而我们迪士尼的所有产品的贵重性就体现在知识产权上。看中方的合作诚意，也许主要也体现在知识产权方面……

胡炜庄重地说：我们上海浦东将与贵公司合作的诚意，包括了对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

期待我们的合作成功！

我们的合作一定成功！

美国迪士尼人和上海浦东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然而，接下去的正式谈判远比握手复杂和艰难得多。

“与迪士尼的谈判有多少个回合？”竟然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原因是，与迪士尼的谈判，来来回回用了十余年时间。“不说别的，光我带团第一次赴洛杉矶那回，整整两个星期，我们没有离开过对方安排的那栋小旅店。”胡炜说，一台新买的传真机，竟然都被用坏了！

“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谈判过程中用了多少资料啊！都是靠这台传真机在洛杉矶和上海之间传送！”从胡炜的一位助手那里得知，当年他们一行50人的谈判团，每天从上午九点开始投入工作，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令外方谈判团奇怪的是：这些疲倦不堪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在每晚谈判结束回到旅店后，不是进各自的房间，而是穿着短裤（正值夏天）在大马路上遛达？

“嗯，怎么回事？”连我都感到好奇。

胡炜笑了：“谈判是讲究艺术的。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不能不防我们在商量事情时被人窃听呀！所以我们自己开会时，选择了在比较安全的大马路上开……”

原来如此！

“什么叫谈判？跟打仗没啥区别！”“全权代表”胡炜感触颇深地说，“与迪士尼的谈判，光涉及知识产权的商业谈判书，就高过一个人头！每一份谈判协议里，既有各自的利益，也有国家的尊严在其中，所以你必须每时每刻都要绷紧神经。”

我知道，为了这样的谈判，胡炜挑选了上海和全国最优秀的律师与专家；为了让这支队伍在异国他乡能够“服水土”，他这位“全权代表”，既要在谈判场上当指挥员，还要在回到休息的居住地当好“后勤部长”。

“谈判是耗体力和脑力的战斗，你得保障我们的专家们有足够的精神和体力去迎接每一个回合。”胡炜回忆起“洛杉矶之旅”时，眉飞色舞，“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我看到自己队员们个个累得精疲力尽，便让人赶紧从唐人街买来一些自助餐，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的谈判专家毫不客气地冲过来跟我们的人抢吃起来，那个场面很好玩……最后我一看，好家伙，我们的人一个个累倒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再看看那些穿着西装的美国人，简直笑死人了：他们全都累趴在了地上，而且一个不少，正好50人……”

“这就是谈判现场。其实这也仅仅是谈判开端……”胡炜说。

一日，胡炜他们刚刚从迪士尼谈判会议室回到那个小旅店。同团的部下紧张地跑过来向他报告：不好了胡主任……

别慌嘛，啥事？胡炜问。

“环球影院”的人来了，就坐在我们这个旅店门口的咖啡厅那儿。

来就来了呗！其实胡炜的内心也是一惊：因为他此行率团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跟“环球影院”谈判。而这样的安排是带有“秘密”性的，即迪士尼和环球影院彼此并不知晓对方都在与中国谈判团在谈判。现在，环球影院谈判方突然出现，意味着他们对胡炜与迪士尼的谈判全然明白，这多少让胡炜的中国代表团有些尴尬。

既来之，则应对之。“全权代表”胡炜已知无法回避，于是便向环球影院的“老外”直面迎去。

“真的就像演戏似的。我一看，确实有点坏事了，因为坐在那里的不是别人，正是环球影院跟我们谈判的首席格兰先生。”胡炜说，此人是环球影院的国际总裁、美国导演协会主席、律师、犹太人，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国际谈判高手。“那一天，他与他的副手俩人装模作样的坐在那里似乎很轻松的样子，一见我，就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知道你们住在这里，也知道你们这些日子除了跟我谈判外，还跟迪士尼打得很火热啊！他们说这话的意思是：你们中国人玩的小把戏，我们全知道了。一阵寒喧之后，格兰等便走了。我的助手赶紧提醒我，说原定下午与环球影院要签订的一个协议恐怕没戏了。我说看看再说。”

“全权代表”胡炜虽对助手这么说，其实心里也在发毛。格兰在谈判场上素有“老狐狸”之称。他就这么心甘情愿？

果不其然。下午，环球影院来人告知中方代表团，原定于下午的签约事宜取消了，中方不用再去人了。

“你去，看看他们到底想怎样？”胡炜令自己的副手亲自去环球影院打探实情。

结果，这位助手回来报告：环球影院方面声称，谁都不用去了，如果中方一定要去，那就让“全权代表”胡炜一个人去。

“看架势，他们不会给好脸了，你就别去了吧，胡主任！”同事们议论道。

“为什么不去？”胡炜的眼睛一瞪，“去！他们不是点名叫我去嘛！”

“还是不去的好。”同事们为自己的团长担忧。

“必须去。”胡炜坚持道，“人家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挑战书，如果我不去，就意味着我们认输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输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输过他们嘛！去！”

胡炜去了。除了翻译，他谁也没有带，便径直走向环球影院，那步子迈得坚定而铿锵。

“来了！”

“来了。”

环球影院总部。首席谈判格兰和中国全权代表胡炜共同用毫无表情的口吻打了个招呼。然而，格兰将头一侧，随即环球影院方面的几十名职员“哗啦”一下全都端坐在胡炜面前……那阵营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另一边，中方全权代表的胡炜与翻译，显得势单力薄。

谈判——不，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尊严的较量开始了——

格兰扫了一眼自己强大的阵营，然后将目光转向胡炜，瞬间，这位美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仿佛进入演戏角色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胡炜勃然大怒道：

你，现在，我对你失去了尊敬！原来我一直以为你是可以值得让我尊敬的人，现在不了！你和你们中国人不讲信誉！

你们……

你……

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导演。像一头撞墙而不知痛的黄牛一样的格兰，当着自己的部下，整整痛骂了中方全权代表胡炜近一个小时。

看着胡炜始终笑眯眯的的样子，声嘶力竭和颇有些疲劳感的格兰，突然疑惑地停顿下来，问：你，胡炜先生，现在你怎么想？怎么向我们解释？

平静的胡炜依然笑眯眯地看着对方，不紧不慢地问：格兰先生，你今天当着你部下的面所作的讲演是不是结束了？

格兰一愣，点头：Yes.

胡炜：那好。是不是现在你可以请你们的职员退场了？

格兰迟疑了一下，又点头：可以。

于是环球影院的职员陆续离开现场。现在，只剩下四个人：格兰和他的翻译，胡炜和他的翻译。

胡炜：尊敬的格兰先生，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说话了？

依然有些气喘吁吁的格兰不知胡炜想说什么，便点点头：Please.(请。）

胡炜：格兰先生啊，我发现以前对你高看了！太高看你了！阁下是国际大导演，谈判高手，可今天我发现自己全错了，原来你格兰是个心胸狭窄的普通人而已。

格兰：……？

胡炜：难道不是吗？我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你们美国，干什么？给你们谈生意、谈合作来的！谈如何保障贵公司在中国浦东投资的合法利益，让你们能赚到钱、赚大钱。

格兰：可你们为什么要跟迪士尼谈？我们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

胡炜：不错，我们此行美国的目的，其中之一是与你们来谈合作事宜的，而且我们之间签有保密协议。但是，我想问一下尊敬的格兰先生，你是著名的谈判专家。我的问题是：我作为中国上海的全权代表，作为上海浦东新区的行政长官，我们正在向全世界招商，面向全世界几百个、几千个合作单位。我们彼此都有合作项目。请问：我除了与你们环球影院谈合作项目外，难道我不能与其他世界伟大的企业们谈吗？难道我们不能跟与你们同样伟大的迪士尼谈吗？这种合作洽谈何罪之有？如果有罪、有错，我今天到你这儿来谈，对迪士尼来说不也成了有罪吗？然而人家迪士尼没有提出过我与你们谈就有罪了，而他们也知道我们此行到洛杉矶也会同另外的企业洽谈合作项目，因为浦东开发开放吸引的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众多公司，而不是一两家美国公司……

格兰两眼发直地听着，脸上泛起一阵红一阵紫。

胡炜：你刚才的一番慷慨陈词，是什么意思？格兰先生，你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有什么理由如此强硬和毫无道理地指责我？指责我们的国家？指责我们的浦东改革开放政策？

格兰终于低下了头：Sorry，我错了。向你道歉。

胡炜：NO，你以为你的一个“Sorry”就可以了结对我的侮辱？你刚才的话，不仅侮辱了我，而且侮辱了我的国家，你当着你自己的部下，如此侮辱我和我的国家，能用一个“Sorry”了事吗？

格兰彻底被击垮了，一脸沮丧地询问中方全权代表：你叫我如何办？

胡炜轻蔑地说：尊敬的格兰先生，你是国际著名谈判专家，如果让我教你如何做的话，那不是有损你格兰先生的威望吗？你的智慧需要我来教你吗？

格兰似乎恢复了常态，顿了顿，说道：明白了胡先生。谢谢你的指点。今天真的很对不起，我会以我们的方式向你和你的国家表示歉意。

第二天一早，环球影院方面拿来准备与中方签订的协议。胡炜一看，马上说：OK!

因为在这份总额为７亿美金的合作项目协议文本中，格兰先生代表美方向中方让步了100万美金，权作昨天对胡炜和中国的一份歉意。这自然让中方全权代表的胡炜感到欣慰。

与环球影院合作项目的谈判仍在继续。棋逢对手的格兰先生和中方全权代表胡炜也成为了朋友。常常在谈判过程中，格兰会起身从自己的座位走到对面胡炜的座位去添水倒茶。这时中方的副代表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茶杯移到格兰手边，格兰立即板起脸：ON,我只给你们的团长倒水！

全场一阵欢笑。

格兰从此每回到场谈判，总是对中方全权代表胡炜格外表示友好，而且在兴致之时，会突然跪倒在胡炜面前，嘴里不停地念着“道歉”之类的话语。他连跪过三次。

这让胡炜有些受不了：格兰先生，你跪在我和我的同胞面前，让我很感动。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跪下来是对我的尊敬。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美国导演协会的主席，你的下跪里有表演的成份。可即使如此，我仍然对你的下跪表示真诚的感谢。

格兰听后，满脸尴尬，他只好伸出双臂，将胡炜紧紧地拥抱：朋友，我的真正的朋友！

谈判桌上的对手，后来真的成为好朋友。格兰先生收获的不仅仅是代表环球影院完成了与中方的合作项目的谈判任务，而且还把胡炜当成了终身好友。在他儿子上学时，他把胡炜请到家里，请求其作为儿子上学的推荐人。

上海迪士尼从谈判开始到建成开馆，长达19年时间。可以想象一下其中的曲折与复杂，若不是胡炜等在一线工作的人物“拼”了又“拼”，能成得了吗？

2016年6月16日是上海迪士尼正式开馆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互致“贺信”。该项目总算划上句号。如习近平所说，上海迪士尼的项目从谈判到建成，是中美两国人文交流达到一个高度的生动体现，它也展现了跨越文化的合作精神和顺应时代的创新思维。项目建成后，迪士尼公司发现：中国和上海的市场确实惊人呵，赚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上海更不用说了，他们又一次“闷声”发了一个大财：据测迪士尼开园后，每年的收入达1000亿，拉动周边地产等生意值达2000亿。这还不算多吗？仅此一项就足够惊人！

瞧瞧，这就是上海，又一次“闷声大发财”！

在书写《浦东史诗》过程中，我收录的像胡炜这样的故事至少有上百个，胡炜本人的精彩故事也至少有十来个，还有像“国嘴”（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上海浦东新区首任主任兼书记的赵启正，上面已经提到的黄奇帆等等，都是“大将”级的“张爸”人物。

所以说，上海的“张爸”肯定是好样的，而且上海在不同时期至少有千百个“张爸”、“李爸”式人物，他们也都是好样的。这就是大上海人的真正品质。你不能不服。你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