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下午晚饭前后，并不知晓上海已经有了外地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号病人”的我，依然很高兴、很轻松地参加完在家乡举办的一个“文学与艺术交辉“展后，乘车进入上海。这个展出是我离开家乡40多年后首次将50余部作品集中面向父老乡亲做的一个汇报。记得当地领导和文学理论家丁晓原先生有这样一句评价：自古苏南出才子，何建明应该也算当代的一位优秀者。

对此我内心是接受的，因为生活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段改革开放时代，我用40年时间，写出了50余部作品，应该算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部分重要见证。没有枉费岁月和人生，本身也是一种珍贵。

几十年来养成的节假日不休的工作习惯多少能够说明。这个春节同样如此。

2020年1月15日晚到达上海之后，便在作第二天的采访安排，之后便是穿梭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的街道与公路上……上海近年发生了几起重大案件引人注目，我想借春节的几天时间进行调查和采访。那时除武汉之外，我们谁也不会把第二次“非典”式（后来证明比“非典”疫情更厉害）的大疫情放在心上，该干什么照干什么。后来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因为说不定哪个地方已经有“二号病人”、“三号病人”就在你身边走过，同你在一张桌子上喝着咖啡、吃碗面条呢！

“何主席，春节前你还能来我们浙江采访吗？”18日下午，正在上海浦西采访时，我接到杭州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志来电询问。

“你们节前还有几天上班呀？”我心算了一下：如果19日过去，还能采访三两天吧。于是就这样问对方。

“到23、24日可能就不太好采访了，大家要准备过年了。这几天还可以……”

“那行。明天上午我到杭州。”

时间点就这样踩着，习惯了。

19日一早从上海出发，我把行李仍然放在上海浦东的酒店，因为在这之前已经买了22日一早从上海回京的高铁票。

19、20日两天在杭州和金华等地连续“作战”，把浙江的几个重点法院进行了“地毯”式的密集采访与调研。

1月21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魏局长等亲自陪同下，我一整天都在宁波采访。这一天收获很多，因为宁波的执法在全国领先，尤其是他们在解决执行难和海务执法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跟我特别提到他们。采访的时间超出了预期，连晚饭都是匆匆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了一半我就起身说要走了。

“真那么着急吗？”魏局长关切地问。

“是。因为明天一早要从上海回京，后天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我买的是早上八点多的高铁，所以今晚尽量早些回到上海……”我说。

“那就不跟你客气了。司机，吃好了没？赶紧送何主席回上海！”魏局长便立即吩咐司机。

“没问题，马上就走。”隔壁吃饭的司机立即回应道。

从宁波到上海必须经过跨海大桥，然后再进入上海市区，得3个小时汽车行程。

后来我们知道，1月21日武汉的疫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只是那里始终对疫情遮遮掩掩，外界普遍有些糊里糊涂，仍然过着春节前的平常日子。工作状态中的我同样如此。只是下午在宁波法院会议室采访半途，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家人发来的微信：北京、上海的口罩已经脱销，赶紧看看在宁波能不能买点回来。

有这么严重吗？我心头一笑。

因为是家人发来的，不能不重视。专注采访中的我不得不放下笔，悄悄把家人发来的微信内容给了坐在一旁的宁波法院领导看，又不好意思道：“不知真的假的，怎么给弄成这个样……”

宁波朋友也笑笑，没说话。

“能帮我买几个口罩吗？”我向他求助。

“没问题。”

不到五分钟，两个口罩拿到我面前。“这么快呀！”我有些惊讶。

“是我去办公室里拿的……”宁波法院朋友说。

我拿起一看，笑了，话没到嘴边：蓝布的，根本就不是医用口罩。我暗道，看来宁波人也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此时已经如临大敌了！

但我是经历过“非典”的，警惕性存在于心。家里人都是医生出身，问题不严重不会“大惊小怪”地让我从外地带口罩回京。

回程的路上，司机开得比较快，一路雨水濛濛，看不清路途上的夜色……连续几天在浙江各地采访，有些疲劳，所以我就迷迷盹盹地回到了上海。谢过司机后，急忙赶回酒店房间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