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经在《朝花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Amateur——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裤，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身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也还是刚从克士那里听来的。但那大略，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这也是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女的当然不敌，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就在危急之际出现，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独去活动了。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象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1] 最早发表于1918年11月《新青年》，署名迅。收入《热风》。——编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注）

[2] 诺尔道（1849—1923），德国政论家、作家。

[3] 英语，意为乌合之众。

[4]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法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乌合之众》。

[5] 作于1924年，收入《坟》。

[6] 作于1924年，收入《坟》。

[7] 李普斯（1851—1914），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

[8]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代表作有《新月集》《飞鸟集》。1924年泰戈尔访华，本文中的“竺震旦”是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

[9]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

[10]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代表作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

[11] 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艺术家，主要雕塑作品有《思想者》《青铜时代》《加莱义民》等。

[12]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13]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苏联作家，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14] 作于1925年，收入《华盖集》。

[15] 作于1925年，收入《坟》。

[16]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作家，代表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

[17]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德国哲学家，代表作有《唯一物及其所有物》。

[18]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代表作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

[19]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代表作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20] 作于1925年，收入《坟》。

[21]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到中国澳门，后来一直在中国生活。

[22] 作于1925年，收入《坟》。

[23] 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作家，代表作有《饥饿》《神秘的人》。

[24] 高尔基。参看前文第12页注释。

[25] 米·彼·阿尔志跋绥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俄国作家，代表作有《萨宁》《绝境》。

[26] 作于1925年，收入《坟》。

[27] Arabia通常译为“阿拉伯”，也作“阿刺伯”，亚洲南部三大半岛之一。

[28] 索菲娅·瓦西列夫娜·柯瓦列夫斯卡娅（Соф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овалевская，1850—1891），俄国数学家。

[29] 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瑞典作家，代表作有《恋爱与结婚》《儿童的世纪》。

[30] 作于1927年，收入《而已集》。

[31] 《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谈》，是阿拉伯民间大故事集。

[32] 现在通常翻译为安徒生。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丹麦童话作家，代表作有《拇指姑娘》《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

[33] 作于1928年，收入《三闲集》。

[34] 作于1931年，收入《二心集》。

[35] 作于1933年，收入《伪自由书》。

[36] 作于1933年，收入《准风月谈》。

[37] 除了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鲁迅”一名，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在一生中使用了100多个笔名。这些笔名受鲁迅所处时代、环境、他个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多具有希望、自励、鼓舞的用意，体现了鲁迅奋起呐喊和战斗的进取精神。

[38] 作于1933年，收入《准风月谈》。

[39]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心理学家、诗人，代表作有《非此即彼》《恐惧与战栗》。

[40] 作于1933年，收入《南腔北调集》。

[41] 作于1933年，收入《南腔北调集》。

[42] 作于1934年，收入《花边文学》。

[43] 作于1934年，收入《花边文学》。

[44] 作于1934年，收入《且介亭杂文》。

[45] 作于1934年，收入《花边文学》。

[46] 作于1935年，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7] 作于1936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