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个剧本，标明为某幕悲剧或某幕喜剧，冠以长序，不厌其详地说明内容如何悲惨或如何滑稽，保证读者不忍卒读或忍俊不禁；然而你，我，他，读完了正文，发觉标题和序文全是谎言，作品压根儿没有悲剧或喜剧的气氛，这样一个剧本，大家能承认它是悲剧或喜剧吗？
打一个更粗浅的比喻。一口泥封的酒缸，贴着红纸黑字的标签，大书特书曰“远年花雕”，下面又是一大套形容色香味的广告。及至打开酒缸，却是一泓清水，叫馋涎欲滴的酒徒只好对着标签出神。这样大家能承认它是一缸美酒吗？
提出这种不辨自明的问句，似乎很幼稚。但是原谅我，咱们的幼稚似乎便是进步的同义词。现实的苦恼，消尽了我们的幽默感。既非标语，亦非口号，既非散文，亦非打油诗，偏有人说它是诗。支离破碎，残章断句。orchestration的基本条件都未具备，偏有人承认是什么concerto——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乔先生的大作也就被认为灾情画而一致加以颂扬了。
“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已属司空见惯，“指鹿为马”今日也很通行；可是如许时贤相信马和鹿真是一样东西，不能不说是打破了一切不可能的纪录。
这儿谈不到持论过苛或标准太高的问题。既是灾情画，既非纯艺术，牵不上易起争辩的理论。观众所要求的不过是作者所宣传的。你我走进一个灾情画展预备看到些**裸活生生的苦难，须备受一番thrill的洗礼，总不能说期望过奢，要求太高吧？然而司徒先生似乎跟大家开玩笑：他报告的灾情全部都在文字上，在他零零星星旅行印象式的说明上。倘使有人在画面上能够寻出一张饥饿的脸，指出一些刻画灾难的线条，我敢打赌他不是画坛上的哥伦布，定是如来转世。因为在我佛的眼中，一切有情才都是身遭万劫的生灵。至于我们凡人，却不能因为一组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写了“灾民”二字，便承认他们是灾民。正如下关的打手，我们不承认是“苏北难民”一样。
拿文字说明绘画本是有害无益的（中国画上的题跋是另外一件事）。画高明而文字拙劣，是佛头着粪；画与文字同样精彩，是画蛇添足；画不高明而文字精彩，对于画也不能有起死回生的妙用。例如“三个儿子从军死，现在野葱一把算充饥，我这第一恨死日本鬼子，第二却要恨……”那样一字一泪的题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古典的名句，“但丁地狱一角”那样惊心动魄的标题，都帮助不了我们对作品物象的辨认，遑论领会和共鸣了。“断垣残壁”，在画面上教你没法揣摩出那是断垣残壁，“荒村”画的是什么东西，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没有深度，没有valeur，可怜的观众只能像读“推背图”一般苦苦推敲那是山，那是水，那是石，那是村。“平价食堂”换上随便什么题目，只要暗示群众的意思，对于画的本身都毫无影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不能单凭慈悲而成为艺术家。纵使司徒先生的同情心大得无边，凭他那双手也是与描绘“寸寸山河，寸寸血泪”（司徒先生语）风马牛不相及。
丢开灾情不谈，就算是普通的绘画吧：素描没有根底，色彩无法驾驭，（司徒先生自命为好色之徒，我却唯恐先生之不好色也！）没有构图，全无肖像画的技巧，不知运用光暗的对比。这样，绘画还剩些什么？
也许有人要怀疑，司徒先生“学画数十年”，怎么会连基本技巧都不会学好。其实学画数十年的人里面，有几个拿得稳色彩和线条的？凤毛麟角还不足以形容其数量之少。即以全世界而论，过去，现在，一生从事艺术而始终没有达到水准的学者，所谓artisterate，多至不可胜计。不过他们肯自承失败，甘心以amateur终身，我们却把年代和能力看作相等，所以才有这样“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出现。
又有人说：司徒先生此次的作品是三个月内赶成的，应该原谅他。他根本离开了绘画，扯到故事的态度和责任问题上去了。好，我们从以画论画再退一步，来就事论事吧。三个月的时间仅足一个摄影记者去灾区旅行一次，带回几卷软片。要一个画家去画这么一大批作品本是荒唐的提议，而画家的接受更是荒唐。这证明他比不懂艺术的委托者更轻视他的艺术，并且证明他缺乏做事的责任心。明知做不了的事，为什么要做？难道一个工程师会答应在几个月之内重造钱塘江大桥吗？难道一个医生会答应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一个大手术吗？倘说作者是为了难民而特意牺牲自己牺牲艺术，那么至少要使难民受益；可是把这些毫无表情的灾情画远渡重洋送到美国去展览，其效果还远不如把报上的灾情通讯摘要译送登美国刊物。由此足见真正的被牺牲者还是灾民。
还有一个费解的小节目。会场上有一张长桌，专门陈列着许多颂扬作品的剪报。不知这是为难民宣传，激发观众的同情呢，还是为司徒先生本人作宣传？若是后者，那末不但作者悲天悯人的利他主义打了折扣，而且对作品也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因为这些惨不忍睹的文章，实际只是“步作者原韵”，跟司徒先生的零星游记唱和，而并非受了作品本身——画——的感应。
我知道为作者捧场的人不过为了情面。吓，又是情面！为了情面，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常常为医卜星相登报介绍。为何要让这种风气羼入文艺界呢？为了情面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代价未免太高了吧？
（原载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