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年迈体衰，着实无法担负重任。但仅想对水稻种植的问题略作思考，必要时也可以局外人身份聊表拙见。现在一般认为，水稻种子是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之交传入我国的，以此为契机，我国不断发展为如今的水稻种植国。然而针对这一说法，首先我本人很难信服。虽说所有谷物皆是如此，但在水稻种植中尤其凝聚着经过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应被称为“口传”（秘传）或“火候”的技艺。如果只是将一粒稻种交到手中，恐怕是连尝试着吃一口都做不到。不仅仅靠栽培者带来种子，如果之后不能集结并调整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之作为教训继承下来，不要说一次次改良，就算是对抗来自外部的各种障碍也难以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认为，日本人至少最初将种子带回时，同时也已习得某种程度的技术，抑或是已经认识到水稻这一谷物的重要性。

将大米看作许多粮食中的一种并与近世以后才开始食用大米的国家的习惯相比较就能发现，自古以来的水稻种植国家具有几个共同特征。虽说大米被人们不假思索地称为“主食”，然而即使是现在，全国的食米率恐怕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二，而在短短半个世纪以前，更是仅仅略微高于50%。且不说还包含了大量生活在城市的人以及其他非农民阶级等仅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总体上来说，虽然也有证据表明（食米率低）是因为家境贫穷或苛捐杂税，然而另有一个理由，即大米原本是“晴之谷物”[64]，因此仅在每年数次的节日祭祀日或者是“双亲之日（oyanohi）”和“身祝之日（miiwainohi）”才会食用。食用大米会使身心焕然一新，这一认识自古以来一直跟随着各地的人们，而绝不局限于水田匮乏之地。

很难说我们也曾有过仅靠食用肉类生存的时代。虽然我认为以前或许也存在许多稻米以外的能够作充饥之用的其他作物，且其中一些存在的年代或许比作为谷物起源的水稻更加久远。然而我们必须留意的有关水稻的一个特征是，如前文所述，人们对水稻极为重视，从一切民间的信仰祭祀，到岁时历法的制定，都以水稻的栽培收割为目标。若大米作为一种信仰的用途仅在日本一国存在，那么种种较为开放自由的解释尚可成立。然而在这其中的两三个重要方面上，也能为我们指出日本与近邻的水稻种植国家之间所拥有的共通之处。去年成立的新尝[65]研究会的成绩值得期待，同时通过仔细比较并探讨各个水稻品种，逐渐明晰其传播的路径，进而终有一天，我们有希望找到那个携带水稻进出东海各岛的民族的故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