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自上海开埠以后，移民便成为上海的主要居民，所谓“社会经济，反客为主，而本地风光，相形见绌，故商帮会馆，俨为地方上之主人翁”[92]。公共租界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进行人口调查，上海本籍人口所占比重仅为15%，此后有所上升，但在整个民国时期，最高也仅为1930年的22%。华界的上海本籍人口比重较公共租界略高，但也只是在25%上下徘徊，从未超过30%。到上海解放后的1950年1月，全上海本籍人口的比重更减少到15.1%。[93]移民反客为主，同时又帮派林立，互不统属。不仅如此，较大的几个移民群体还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使得近代上海的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与洋人争衡，当然也缺乏众望所归、一呼百应的华人领袖。
在上海的早期移民中，闽粤籍移民较占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开埠初期，粤籍移民有8万多人，闽籍移民有6万多人，两者合计占当时上海人口的20%左右，居外来移民之首。[94]广东人主要是跟随洋人的脚步来到上海的，诚如郝延平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洋行在广州以外的新辟口岸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着外商到各口岸去。“外商去新辟口岸时，通常带上他们的广东买办和其他雇员，包括厨师，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从前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广州伙食合外商的口味。”[95]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粤人成为主力军，某种程度上正是当时上海移民状况的一种体现。有学者表示，当时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寓居上海的其他省籍商民，甚至官府，都将小刀会起事视作粤人、闽人的事。因而，清政府事后通过“慎选闽广会馆董事、递籍安插闽广移民、闽广商民会馆俱迁城外”等措施，来整治闽粤人群体，分散其力量，遏制其增长。[96]经此一役，江浙籍人逐渐取代闽粤人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到19世纪50年代末，浙江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广东人”[97]。即便如此，广东人在上海移民群体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仅次于江浙籍移民。
上海移民群体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主要发生在广东籍移民与江浙籍移民之间。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筹建轮船招商局时，便指出过这一点：“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不少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关注。郝延平在有关买办的研究中表示，浙江帮和江苏帮先后挑战广东买办独占鳌头的地位，直到20世纪初，上海的浙江买办胜过了广东买办。[98]梁元生曾对广东帮和宁波帮在上海的竞争进行探讨，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竞争，才导致两大商帮之间的全面冲突和竞争。经济上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上，但也包括房地产、金融业乃至某些工业职位上。“广东籍和宁波籍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和敌对情绪，在繁荣的造船业和修船业中表现得特别尖锐。”由于香港和广州的工业起步更早，广东人作为熟练工，在上海建立第一批船坞和工厂时，直接被外国人从广东招聘过来，从而控制了一些比较有技术含量的高级工种职位。宁波籍工人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只占有比较低级的工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宁波工人的技术日渐熟练之后，便开始逐渐取代广东人的位置。这是因为宁波距离上海更近，而且在四明公所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将宁波工人和学徒源源不断带进上海各船厂的招工制度。除了经济竞争外，梁元生对两大商帮的政治斗争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认为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广东人和宁波人之间的政治斗争，表现为竭力争取上海道的支持，直至最后控制这一职位。梁元生指出，广东移民在小刀会起事被镇压后，“经受了一场针对全体广东居民不加区别的政治清洗”，但事实上许多广东商人曾以财力或其他方式为平定叛乱做出过贡献，另一方面宁波人在小刀会起事之初卷入者亦非少数，然而清政府并未针对宁波移民进行过任何惩处。在梁元生看来，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作为四明公所一员的蓝蔚雯在咸丰五年至七年（1855—1857年）署理上海道。此后，在上海的广东人和宁波人更通过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结盟，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与对手竞争。[99]易惠莉在有关郑观应的研究中表示，“粤东商帮在上海广泛的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江浙绅商社会有利益冲突”，而且还渗入了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易惠莉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名伶杨月楼**案”所引发的风波为例，指出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舆论，对案件审理的不平演变为对香山买办及粤东人广泛的攻击，事实上体现了江浙绅商社会对香山买办商人当时在政治上发迹的不满情绪。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广东移民创办了《汇报》，并在此后与《申报》进行了一系列地论争。[100]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海显然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一旦某个移民群体或某个行业与租界当局发生纠纷，起而抗争的只能是这个移民群体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本身。例如，发生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和发生在光绪十四年的小车夫第一次大规模抗捐事件，起而抗争的基本上只有宁波籍移民或小车夫这样单一的移民群体或职业群体。然而，到了19世纪末，这种状况开始出现变化。光绪二十三年，由于租界当局再次提出加捐，小车夫发动了第二次抗捐斗争，尽管这次斗争以失败告终，但在这个过程中，以丝业会馆领衔，由茶业公所、晋省汇业公所、轮船招商局、四明公所、潮州会馆、典业公所、沪北钱业会馆等40家会馆公所签名联署，致函工部局，要求免加小车捐，展现了上海华人社会联合行动的可能性。[101]不久，在光绪二十四年发生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上海华人社会的联合行动便成为现实。尽管宁波籍移民仍然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其他商帮也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宁波籍移民的支持，其中“尤以广东籍人士最为坚决、彻底”。据时人记载，当法国军警开枪伤人后，宁波人立即通知广东帮，“广东人亦大怒，谓今日（法人）恃强拆宁波会馆，明日必恃强拆我广东会馆，此风万不可长，亦召回各行粤人，一呼而聚者十数万”[102]，准备与洋人抗争。浙商则在浙绍公所、钱江会馆、浙金公所的率领下投入反法斗争，据当时报纸记载：“法界铺户则铺主虽非宁籍亦有相率闭户者。”所谓“闭户”，即罢市。由于所有华商的参与，形成了法租界的全面罢市，并波及公共租界和南市，美驻沪总领事古德诺表示：“上海约有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全部中国钱庄停止营业，贸易陷于停顿，驶沪各航轮无法装卸货物……没有一家洗衣作开张营业，马路上只有为数极少的东洋车与马车。”《字林西报》因而哀叹“本埠商界顿时大乱特乱”！对于上海各帮商人的共同罢市，上海道蔡钧极为不满，接连发表告示，公开指出：“四明冢地一事，自有宁绅筹议，尔等各业商民，本属不干己，务各赶速解散！”各帮商人根本不加理睬，直至目的达成，才在各会馆公所的统一部署下恢复营业，罢市取得预期效果，胜利结束。有学者因而将1898年7月17日至20日上海商界的四天罢市，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大规模的罢市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壮举”[103]。
从互不相干到同仇敌忾，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正逐步形成。不得不说，义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恰如前文所述，义赈是江南士绅在对抗西方赈济“丁戊奇荒”的过程中诞生的，尽管义赈是由江南士绅首倡，但对抗西方这样一个目标，使其拥有了整合各省绅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潜力。对山西的义赈结束后，山西巡抚曾国荃要求经元善、郑观应等领衔的“上海协赈公所”开列“办赈出力绅士官阶姓名”，加以表彰。在经元善开列的名单中，上海参与晋赈的组织机构有上海协赈公所、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保安堂等，人员则包括方德骥、盛宣怀、姚宝勋、徐润、李金镛、唐廷桂、顾寿松、沈铸、屠成杰、王尧阶、庄兼仁、施善昌、周锟章、叶嘉泰、王镇昌、唐廷枢、沈桂荣、刘墉、陈竹坪、李秋坪、郁熙绳、潘佩卿、周绍贤、严锡康、顾寿乔、王松森、沈嵩龄、陆钟鹏、徐淞涛、瞿开桐等68人。[104]可以说，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上海本地人和几个主要移民群体中的头面人物，算是上海地区华人社会一次较为统一的慈善赈济行动。
事实上，义赈在兴起之初，便是江南地区绅商们的联合行动，苏州、上海、扬镇和浙江四处的义赈组织统一使用“协赈公所”的名称，对于四处义赈同人的活动有着明确的统一安排，四处赈所募集的赈款也是汇总之后统一安排解款。[105]这一模式在此后的义赈中被一直传承下去，显然，这种联合义赈的模式需要有各义赈组织共同认可或信服的协调者或主持者，义赈领袖就此产生。如前文所述，第一批义赈领袖是来自于“江南善士圈”的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严佑之等人，而且根据朱浒的研究，义赈兴起之初的中心地点并非上海，而是谢家福所在的苏州，对义赈活动进行统筹的也并非上海的义赈组织，而是苏州桃花坞赈所。在官方对义赈进行核奖时，也往往是由苏州桃花坞赈所代表各地组织出面与之接洽，桃花坞赈所某种程度上成了“义赈活动的总代言人”。[106]
更重要的是，上海开始出现常规化运作的赈所，即施善昌在光绪九年开办的丝业会馆赈所。在此之前的“赈所”组织都是缘事而立，即因某次赈济事宜而设立，赈济结束便宣告截止。丝业会馆赈所则连续办理了约25年的义赈活动，于光绪三十四年宣告关闭，这也标志着“赈所”体制的衰落。可以说，丝业会馆赈所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义赈事业的象征。盛宣怀曾在光绪十五年声称：“从前劝赈，均推桃花坞首座，自丝业公所声闻天下，官商信托，妇孺咸知，他人皆望风钦佩矣。”[108]其实，正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重要的义赈组织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赈济粤省水灾成立了三家赈所，分别是王松森主持的上海文报局赈所、陈竹坪主持的陈与昌丝栈赈所和李秋坪主持的高易公馆赈所。这三家赈所在粤赈结束后都继续开办下去，取得了与丝业会馆赈所并驾齐驱的地位，朱浒因而将施善昌、王松森、陈竹坪、李秋坪四人视作继谢家福、经元善、李金镛之后的第二批义赈领袖。与第一批义赈领袖不同，第二批义赈领袖都生活在上海，其所开办和主持的赈所也都在上海，当然更关键的是新一批的义赈领袖“使义赈形成了常规化的运作”[109]。
如前文所述，第二批义赈领袖中，施善昌、陈竹坪均出身丝商，且都来自江浙地区。王松森则是上海文报局的帮办，后又担负上海电报局的文案工作，其所主持的上海文报局赈所正好位于上海电报局对门、轮船招商局楼下。尤为重要的是，王松森是“招商电报局同人”与“粤闽江浙协赈同人”共同推举出来主持赈务的人选，这意味着王松森及其文报局赈所背后有着谢家福、经元善等人的支持。[110]在此需要说明，谢家福、经元善、李金镛等第一批义赈领袖和骨干成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几乎是群体性地参与到洋务企业的建设活动中来，其中以电报局的创办最为成功，被易惠莉评价为“由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事例”[111]。据此似乎可以认为，王松森是上海洋务群体在义赈界的代表。李秋坪是广东香山买办群体的重要成员，其所主持的高易公馆赈所，又被称为“广东帮赈所”，“董事几乎囊括了当时寓沪广东帮中的知名人士”，如徐润、唐廷枢、唐廷植等。显然，李秋坪是上海广东移民群体在义赈界的代表。可以看出，第二批义赈领袖既有代表江浙移民群体的两位丝商，也有代表广东移民群体的粤东买办，还有代表洋务群体的总办、帮办之流，这些群体基本上也都是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华人群体。
有趣的是，第二批义赈领袖兴起之初，并没有立即在义赈中展开统一行动。虽然王松森、陈竹坪和李秋坪三人在粤赈开始不久便立即实现了密切合作，但却从未把施善昌包括在内，朱浒分析有可能是他们三人“生发了与施善昌进行竞争的意识”。从光绪十一年粤赈开始，施善昌与另外三人在义赈活动中“判然两途”，这种分裂局面在整个光绪十二年没有丝毫改变，王松森、陈竹坪和李秋坪三人“依然统一行动”，而“施善昌始终没有加入”。朱浒指出，与光绪九年至光绪十年那种一大批绅商统一行动的状态相比，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间的义赈活动始终显得相当纷乱。这一局面的被打破，是在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后的义赈中实现的。在谢家福的联络和推动下，施善昌、王松森、陈竹坪、李秋坪四人作为新起的义赈领袖，与谢家福、经元善等老资格的义赈领袖共同组成了赈济郑灾的义赈主持群体，“整个上海的义赈力量正式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此次赈灾行动结束后，这套领导体制却一直延续了下去，成为此后义赈活动的一个常规化运行机制，上海各方义赈力量之间的联合局面从此被固定下来。此后，上海若有新的义赈力量出现，不久都会纳入这套体制，成为其中的一员。例如，著名的宁波帮商人叶澄衷在光绪十四年以独立名义开设赈所后，最晚到光绪十七年初便与施善昌等人联合开展行动；《申报》馆账房席裕麒在光绪十五年独立开设赈所，则是一开始便与施善昌等人联合行动。[112]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
吴滔在探讨清代江南社区赈济的文章中认为，社区赈济作为社会救济领域与地缘关系的一种糅合，“因能为社区内居民生计提供安全保障，而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中促进社区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113]与面向社区内居民的社区赈济不同，义赈反其道而行之，主要面向社区以外，但同样也能为社区内部的整合提供动力和支持，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移民社区。作为移民，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对家乡的认同依然如故，一旦家乡有难，很难不伸出援手。施善昌首次独立主持赈灾活动，就是因为他的家乡江苏震泽一带在光绪九年遭受严重的灾害，其身处灾区的姻亲鉴于他“与《申报》馆、电报局筹赈诸君素称莫逆”，故请其施以援手。施善昌利用他参与义赈获取的各种资源，对家乡进行了赈济。李秋坪的高易公馆赈所，也是因为要赈济家乡广东的水灾而成立，因粤赈而成立的还有王松森、陈竹坪的两个赈所，而参与粤赈的则囊括了当时上海的全部义赈组织。对于广东移民而言，向自己家乡伸出援手的显然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同样，上海的义赈组织在其他各省遭遇灾害时，也会联合伸出援手。毫无疑问，这对上海其他各省移民而言，展示的也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合力。久而久之，在上海移民的心目中，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自然会慢慢形成。从同治十三年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宁波籍移民的孤军奋战，到光绪二十四年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几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普遍支持和一致行动”，有学者将上海民众对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响应程度的差异，视作“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认同之别”。[114]认同是双向的，这既体现了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的认同，也体现了包括宁波移民在内的各省移民对上海的认同。这种对于上海不分彼此的集体认同，预示着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呼之欲出。
如果说庚子救援之前义赈等慈善活动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江浙闽粤”等上海最大的几个移民群体的代表，那么庚子救援行动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囊括了几乎所有移民团体的真正可以算作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统一行动。如前文所述，庚子救援行动发起之初，秉承义赈传统的济急善局反而将其救援的范围限制在“江浙人士”，这与此前义赈施救的区域主要在江南以外，尤其集中在灾害频发的华北数省，形成巨大反差。显然，这与庚子救援规模太过庞大且事涉江浙有关。济急善局发起诸公虽然多为当时的义赈领袖，但即便是义赈，首先也得是在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展开，庚子救援中有大批江浙人士同样亟待救援，作为江浙同乡的这批义赈领袖，惟恐经费不敷，将救援范围局限在“江浙人士”，确实也无可非议。然而，这终究还是引来其他各省寓沪绅商的不满，在他们的抗议和推动下，济急善局从善如流，“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最终转变为“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的东南济急善会。后来，京津被难官商抵达上海后，接运、住宿、饮食等相关事宜，也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和中国救济善会这两大救援组织的号召，动员寓沪各省官绅具体实施的。不可否认，各省寓沪官绅参与庚子救援行动最基本的动力源于“乡谊”，然而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而言，毕竟实现了一次真正统一的大规模救援行动。或可这样理解，即便是义赈这样的公益慈善行动，其在整合上海移民社会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不一定能够动员所有的移民群体，只有在同时涉及几乎所有移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时，对于这些不同省籍移民的统一动员才能够真正起效。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义赈对上海的移民社会很难进行彻底整合，但恰如前文所述，上海义赈界的统一运作不可能不对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尤为关键的是，在长期的义赈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义赈领袖脱颖而出，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亲历和目睹了两次义赈领袖更新换代的经元善，对庚子救援时期的第三代义赈领袖曾有这样的赞叹：“今严筱舫（即严信厚）、施子英（即施则敬）、杨子萱（即杨廷杲）诸公，声望尤著，更冰寒于水矣。”[115]正是因为有这些义赈领袖的存在，上海各移民团体才会在庚子国变后迅速展开统一的救援行动。首倡庚子救援的陆树藩、潘炳南等人在此之前虽不时参与义赈捐款，但在义赈界几无声望可言，之所以敢于挑头开展救援行动，关键也正是由于李鸿章批准同意了陆树藩请其“劝谕”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筹款济助”的要求。义赈领袖在上海华人社会乃至整个江南社会的声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甚至可以说，这些义赈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华人领袖的地位。庚子救援后不到两年，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正式成立。诚如徐鼎新所言，上海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一直都很强烈，“但由谁来牵头发起筹办，则相率伫足观望，故而酝酿多年，迟未实行”。[116]借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之机，负责谈判的商约大臣盛宣怀要求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梁钰堂、朱葆三等共同磋商，赶紧成立商会，以备谈判时随时咨询。这些人既是当时上海各主要商帮的领袖人物，也是义赈等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领袖，尤其是严信厚、施则敬作为第三代义赈领袖，刚刚在庚子救援行动中大放异彩，声望尤为卓著。严信厚由此承担了成立商会的筹备工作，他凭借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影响和号召力，与各帮绅商多次磋商，终于达成了共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时的“聚会之所”，也是由严信厚“先行筹垫经费”在南京路五昌里租赁的一处房屋。与会各帮绅董共有70多人，公推严信厚担任商会总理，施则敬也被公举为13名议员之一。进一步考察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董名单，我们可以发现五位总董（严信厚、唐杰臣、梁钰堂、陈润夫、朱葆三），均参加了济急善局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1900年9月25日）“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庚子救援行动的会议；由全体会员公举产生的13位议员中，参加过筹议庚子救援行动的，除了施则敬之外，还有朱葆三、谢纶辉、陈润夫、梁钰堂、袁詠笙、唐杰臣等6人，比重超过一半；至于参加了筹议庚子救援行动的其他各省绅董，则基本上都成为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会员。[117]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拥有两重领导机构，一是由5位总董组成的权力机构，即所谓“权归总董”；二是由推选而出的总理、副总理和议员组成的办事机构。无论是权力机构，还是办事机构，曾参与筹划庚子救援行动的那批寓沪绅商都居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从各移民群体公认的义赈领袖到各商帮公认的商业领袖，转变看似突然，背后实则累积了义赈等公益慈善事业对上海移民社会近三十年的整合之功。
20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基本上仍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商会之于上海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商会就代表了当时上海的华人社会，商会领袖即华人社会的领袖。包括了各省商帮在内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正式形成。这个统一的华人社会一旦形成，上海的历史走向便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面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缘于粤人无辜被捕，但在商会的动员和组织下，整个上海华人社会都奋起与洋人抗争，所争的也不仅仅是粤妇黎黄氏的个人自由，而是事关上海华人权利和尊严的租界司法制度。沿着这一脉络，可以发现上海华人此后争取租界司法自主权，进而争取租界参政权，正是由此开端，而上海总商会一直都是上海华人社会向洋人争取权利的主导者。爆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肇始于与上海华人社会没有太大切身利害关系的中美劳工条约谈判，由上海商务总会首开其端，不仅动员和组织了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抵制美货运动，还影响和带动了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风潮，其目的是逼迫美国修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华工。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运动的动因，显然源于他们与华工同为华人的身份认同，再加上全民国家观念在20世纪初的兴起，即所谓“彼虐待我华侨即辱我全国”。按当时在华西方人的说法，则是“觉醒的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国家意识，对移居美国太平洋沿岸广东华侨的迫害激起的不再仅仅是广东人的愤怒，它已使全中国人感到羞辱”。基于此，抵制美货运动被学者认为是“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118]。在此脉络下，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因对日态度软弱的“佳电”风波，形象一落千丈，正副会长被迫辞职，领导层随后也进行了颠覆性的换届改选，这表明上海总商会作为上海华人社会的代表，同时也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一员，其言行一旦有违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则会受到上海华人社会的一致讨伐，直至其彻底改组，重新赢得上海华人社会的认可。除了与洋人对抗之外，作为上海华人社会的代表，上海总商会在有关上海全市的管理和建设事宜上还不时与洋人合作。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现在万国商团中的中华队，实际上是华人参与上海租界防卫的体现，其日常活动经费由上海总商会募集而来，上海总商会会长则为中华队的名誉首长；再如1912年，负责管理上海水道的浚浦局增设“浚浦顾问局”，协同订定河道疏浚的办法，确定该顾问局由6人组成，其中5人为在上海进出口吨位数最大的5个国家的代表，1人由总商会选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自此之后，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上海洋人面对的都不再是某一个移民群体或职业群体，而是整个上海华人社会。
[1] 虞云国：《皕宋楼藏书去国原因新探》，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39页。
[2] 据李学功言，此谚最早载于刘大钧、李植泉所著《吴兴农村经济》（72页，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曾引用此谚，“说明丝商巨富人数之多”。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陶水木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中言，南浔丝商出现“二狮、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丝商家族群，“拥资千万以上者称狮”［《浙江学刊》，2000（3）］。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纪余》称，1922年《六苏阁丛刊》载徐珂《可言》：“湖州之南浔镇之丝商，同光之繁富，甲于浙中，数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喻，其最富有逾千万。”参见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4页。
[3] 这种估算方法正如陶水木所言，“只是根据口碑资料估算，无法核实查证，但也并非是无稽之谈”，汤寿潜、张謇均曾言及南浔之富，称“与通奉（刘墉曾封通奉大夫）相垺者，凡十数家”。见陶水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载《浙江学刊》，2000（3）。另外，有关“四象八牛”的说法不一，李学功在其《南浔现象》一书中有过梳理，此处不再具列。目前所言“四象”，一般是指刘墉家族、张颂贤家族、庞云鏳家族、顾福昌家族。见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5～149页。
[4] 学界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上的基本模式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洋行与买办、洋务企业、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的现象与问题。包括对丝业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展开的，如徐新吾之《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汪敬虞之《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2）］，张茂元之《近代中国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与社会结构变迁——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比较研究（1860——1936）》（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张茂元、邱泽奇之《技术应用为什么失败——以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1）］等。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专著《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虽然不再纠结于机器缫丝技术与缫丝工业在中国的成败等问题，但其关注的重点仍然不在于丝业及其影响本身，而是在于“蚕丝出口贸易，对整个中国经济以及它的一般经济制度的意义”（［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徐秀丽译，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真正触及近代丝商群体研究的是商帮研究中的一支，即对浙江商帮，尤其是“湖商”或“浔商”的研究，其中成果比较集中的学者是陶水木，不仅发表多篇论文［《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历史教学》，1998（7）；《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载《浙江学刊》，2000（3）；《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4）等］，还出版有专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与人合作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等。其他还有董惠民之《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4（3）］、《论近代浔商衰落之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方福祥之《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学术月刊》，2003（3）］等。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商帮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有些还会扩展至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如陶水木的研究，但对丝业与丝商在当时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却少有论及。
[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47页。
[6] ［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88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5页。
[7]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张仲礼校订，78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8] ［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88页。许涤新、吴承明认为，“甲午战争前，我国出口商品以茶占第一位，丝居第二位”。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5页。
[9]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784、785页。
[10]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1]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464、540页。
[12]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27页。
[13]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581页。
[1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7页。
[15]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546页。
[1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0页。
[17] 陶水木：《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历史教学》，1998（7）。
[18]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6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9] 陶水木：《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历史教学》，1998（7）。该文还列举了一些因经营丝栈而成为买办的例子，如“吴少卿原是无锡成顺泰丝栈主，与洋行大班熟悉了，就被邀去当买办。怡成丝栈主徐棣山也因常有生意与怡和洋行大班交往，洋行约他合开丝厂并任买办。吴成和在上海开设吴成记丝号，‘经营丝业起家’，后任上海百利洋行买办”。
[20]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63页。
[21] 黄逸峰、郝延平、严中平、汪熙等人对“买办总收入”都曾有过估算，最少的也有“四亿两”。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69页。
[22]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2页。
[2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74页。
[24]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中，“薪金”占买办收入比重仅为8.3%，“对外贸易佣金”占30.3%，“私人经商收入”占50%。见［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9页。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洋行买办薪金”占买办收入比重为17.6%，“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他收益”占36.8%，“出口商品货价差额”占16.8%。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75页。
[25]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3～124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32～233页。
[26]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2页。
[27] 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7页。陈竹坪聚集的财富可能无法与“四象”相比，但其在上海丝业界的地位却非常高。“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1页。
[28] 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67页；方福祥：《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载《学术月刊》，2003（3）。
[29] 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9～159、333页。据该著，义赈发起群体还包括郑观应，而郑之所以能够在“以江南善士为主导的义赈发起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间最重要的砝码就是其最晚到1872年便已与余治建立了极为深厚的交谊”。“余治是咸同以来‘江南善士圈’得以凸显的一个中心连接点”，李金镛、谢家福、严佑之、经元善均为余治门下弟子。所谓第一批义赈领袖主要是指谢家福、经元善等人。
[30]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3页。
[31] 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2] 李秋坪的高易公馆赈所，在光绪十七年十月底宣告撤止；陈竹坪的陈与昌丝栈赈所，在陈竹坪于光绪十五年去世后立即停止了活动；王松森则在上海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撤止后完全退出了义赈主持者的行列”。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5～336页。
[33] 捐纳出身而官至各部院司堂官者，亦大有人在。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各部院小京官除捐纳者外，还有一项来源是各省“拔贡”，亦为“正途”。“拔贡”是各省学政每十二年“于全省每府学中所属秀才加以考试，取成绩最佳、学问最优者，拔取一人为拔贡生，贡入北京，再经朝考，分等第录用。取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二、三等，以知县用，分发各省。”见刘禺生：《世载堂杂忆》，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又据朱彭寿言：“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见朱彭寿：《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177～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翁同龢即曾为“拔贡”。
[34]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7～8页，台北，学生书局，1966。
[35] 如清初有关州县学额的规定：顺治四年定大县学额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有关乡试中额的规定：顺治二年定顺天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广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四川84名、陕西、山西各79名、广西60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这些州县“学额”“乡试中额”，并不固定，此后屡有增减，既要要考虑到江南等科甲大省读书人众多而名额相对有限的一面，又要顾及到云贵等偏远省份虽读书人不多但也得有士子被选拔出来的一面。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1～64页。
[36]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5页。该书还举台湾府为例：乾隆三年议准，台湾府“俟来京会试举人达十人以上时，给予名额。至道光三年会试，因台湾应试举人达十一人，故即钦定取中一人”。
[37] 胡思敬：《国闻备乘》，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据该书言：“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辗转鬻贩，值遂大贱。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
[38]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39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又据该书言：“光绪末，秦晋赈捐例开，捐生纷集，印结费顿裕，于是例不出结之翰詹科道及小京官，亦群议抽成，号曰‘津贴’。”
[39]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7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张德昌此书主要是通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来剖析京官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李慈铭也是靠捐纳“自同治二年入户部学习行走”，在光绪六年中进士前，其官职收入“每年只有养廉一项”，“养廉收入最多的一年是光绪二年，为数四十三两七钱；最少的时候，是同治二年、三年，每年仅得八两八钱”；在印结银上，“以他这样一个末员，每年所得的数目，最少时是一百十八两，最多时达三百八十六两”。即使李慈铭中进士后，“奉旨以五品即用”，而“五品全俸”一年为一百六十两，大多数时候仍不及印结银。
[40] 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8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1] 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12～113页。该书言：“缘汉人得科名綦难，知遇之感，终身不忘，年节必公宴老师，且送酒席于师母，三节皆往拜节，且有节敬，门生外放，岁有炭敬。师有过，则规劝，未见有相奏参者。有清一代，师生之谊独厚，此亦科名之佳事也。”
[42] 刘体智：《异辞录》，65页。
[43] 胡思敬：《国闻备乘》，20页。
[44]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1513～1514页。据该书，此事还有一插曲：余上华，“其先固鄂人，与巡抚论乡谊，交颇呢”，得陕绅公函则语诸人曰：“绅士与大吏讧，言官更劾大吏，是愈激之怒也。万一击之不中，彼将更肆虐，如之何？宁少缓焉，吾先以私书为之调停，苟彼知惧而悔，又何必深责乎。”“众韪其言，从之。”余上华“亟驰书陕抚，并钞寄陕绅原函，陕抚得书，疏参陕绅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疏奏，陕民大哗，几暴动。陕抚亦惧，檄防营兵三千卫抚署，夜二鼓，即禁署前行人往来，日伏居内室，不敢出宅门一步”。张佩纶得知其事，勃然曰：“陕灾如是，而巡抚尚沮绅民呼吁，是真欲勦绝陕民矣！”因此上疏严劾陕抚，并详及余上华事。朝廷得此疏，“乃寄谕申饬”陕抚，“令明白回奏”。
[45]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1514页。此事《刘古愚评传》亦有叙及，见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13～1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清实录》亦可查阅此事，参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光绪三年十月下，824a～824b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一，光绪三年十一月上，851b页。
[46]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6页。
[4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43页。
[48]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8页。何认为，“登科的人不但可以奠定身家的经济基础，扬名显亲，而且可以援引提携惠及宗族桑梓”，因此“科第不但是个人单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地方集体争竞的对象”。
[49] 本书第一章曾述恽毓鼎科考籍贯为“顺天大兴民籍”，祖籍为“江苏阳湖”，因此“顺直京官谢恩”与“江苏京官谢恩”，恽毓鼎均参与。其他类似记载还有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德音蠲缓天津顺属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黎明行礼”；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六日，“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德音蠲緩顺直钱粮，同乡官具折谢恩，辰正在西苑门内行礼”；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德音截江南漕十五万石赈粜，同乡官具折谢恩，辰刻在西苑门内行礼”等。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28、149、154、295页。
[50] 有关杨乃武案始末，参见黄濬：《杨乃武案野史征存》《杨乃武案公私资料续辑》，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525～530页；下册，555～579页。李孟符《春冰室野乘》亦称“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杨虽非端人，而品连实非所谋害，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又称“后事下学使者覆讯，仍以原谳上，浙京官益恚，再疏争之”。由此可见，浙江京官于此案出力之甚。参见李孟符：《春冰室野乘》，106～107页，上海，世界书局，1923。又据《从〈申报〉杨乃武案看重大社会新闻的报道》一文，1875年11月22日“浙江籍的十八位京官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要求将该案提交刑部审理”。《申报》于1876年2月4日登载了十八名浙江籍京官的联名上奏，“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参见葛丽丹：《从〈申报〉杨乃武案看重大社会新闻的报道》，26页，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
[51] 谢世诚：《晚清“江淮省”立废始末》，载《史林》，2003（3）。
[52] 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26～127页。
[5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6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54]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51页。
[55] 陆玉芹认为，“朝廷公开宣战后，旨令各督抚在本地招抚义和团，并派兵北上勤王，然而以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以各种借口推托”，不但不派兵北上，还责怪朝廷“信邪术以误国”，“公开违抗朝廷的圣旨”，让咸丰以来“地方与中央的对抗”“至此达到**”。慈禧太后虽然还要称赞这些东南督抚实行东南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但不可能不对此心生不满。“许、袁鄂督门生，诸王怒鄂督，故袁、许不免。”见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27页。《高枏日记》中亦有相关记载：“李秉衡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袁、许被戮，所以儆外臣也。”见高枏：《高枏日记》，《庚子记事》，207页。
[56] 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16～117页。
[57] 陆玉芹：《“浙江三忠”与义和团运动》，见陈绛主编：《近代中国》第20辑，40页。
[58] 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9] 《戴鸿慈奏稿》，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76页。
[60] 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载《史学月刊》，2004（10）；苏全有：《论清末的省界观念》，载《安徽史学》，2009（1）。
[61] 文诡：《非省界》，载《浙江潮》，第3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62]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
[63] 《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
[64] 《“云南杂志”发刊词》，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5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识三联书店，1960。
[65] 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载《史学月刊》，2004（10）。补充：华兴会则以两湖人士为主。
[66] 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
[67] 欧榘甲：《新广东》，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270页。章清认为，欧榘甲的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参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
[68] 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15页。所谓“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或指庚子年间唐才常汉口自立军事件。
[69] 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实际上，刘伟还认为，“权利意识”的输入，与“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也是促使“省”意识兴起或变化的重要原因。
[70] 从这些刊物的标题可知，当时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为江浙、两湖、广东、云南等南省学生，因此并未经历战乱。但北方战乱势必也会对南方造成各种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因为人们担心南方也会陷入战乱而致谣言不断，并因而人心惶惶。当时《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媒体关于各种谣言、对谣言的批驳以及劝告人们不要听信谣言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几乎每日都有。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摘录了几则自己庚子年的日记，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4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1] 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2] 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3]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16～217页。
[74] 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1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
[75]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67～69页。需要注意的是，罗伯逊所指的“水路”还未包括长江；同时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安徽、湖北的一些地方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在罗伯逊看来没有商业价值。
[7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88、201页。
[77]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页。
[78] ［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152～153页。该文列举了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人倡导养蚕的例子。
[79]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0]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8页。
[81] 据英国领事的贸易报告，1878年中国进口商品的消费额几乎是1873年的两倍。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464页。
[82] 参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
[83] 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63页。
[8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397页。
[8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2～403页。
[86] 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75页。据该文，汉口直接出口的商品也以茶叶为主，“1903年直接出口为4615698海关两，其中茶为4443728两”。
[87]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30页。
[88] 轮船招商局最终得以设立，“实际是由漕运引起的”，故招商局首次招商是委托沙船商人。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5页。
[89] “两家最重要的洋务企业，即规模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业绩最好的中国电报局”，其总部均设于上海。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
[90] 所谓“宁波会馆”应当即指“四明公所”。该报告认为，“这些会馆中，宁波会馆的力量和影响最大，因为有大量的宁波人居住在上海，居第二位的可能是徽州（安徽）会馆”。参见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2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91]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61～65页。
[92] 姚明辉：《小刀会起义琐记》，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二），21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93]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8～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4] 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95]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59～60页。
[96] 方平：《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整合与市民阶级的兴起》，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1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97] 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98]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62、64页。
[99] 梁元生：《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载《上海经济研究》，1984（1）。
[100] 参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上册，228～230页。
[101] 参见马长林：《19世纪末上海两次小车夫抗捐事件历史考察》，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55～6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02] 吴健熙：《对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诸现象之考察》，载《史林》，2001（4）。
[103] 苏智良：《试论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历史作用》，载《学术月刊》，1991（6）。
[104] 《上海详报晋赈捐数并经募善士禀》，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6～37页。
[105]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1页。
[106] 例如对河南的义赈结束后，河东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涂宗瀛为表彰义赈，请朝廷奏奖各善局堂匾额一方，这些匾额都是先发到桃花坞赈所后，再由其分别转交给江南各地的慈善组织。对直隶的义赈结束后，桃花坞赈所立即声明，凡捐款在五百两以上的个人或组织，需要匾额或楹联者，先致函桃花坞，再“汇案请发”，后来直督李鸿章也是将匾额十七方及亲笔楹联四十一副全部发交桃花坞赈所，由其转送。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86～200页。
[107] 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27、349、381页。
[108] 《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三月二十一日接山东登莱青道盛杏荪观察来书照登》，载《申报》，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109] 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0]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1～332页。
[111]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上册，222页。
[112] 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3～335页。
[113] 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114] 李坚：《上海的宁波人研究（1843-1937）》，161～162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0。
[115] 《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7页。
[116]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37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17] 《众擎易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三日；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43～47页。
[118] 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载《历史研究》，2000（1）。